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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美中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战略性、认知利益性的陷阱矛盾与冲突。 |
中评社╱题：中美冲突中的中美中认知陷阱 作者：虞卫东（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冲突前提是，双方都将“全球领导权”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认知核心目标。令人略感不安的陷阱是，在一个无政府的中美中世界，大国之间对同一目标的冲突任何争夺，都将自然陷入“安全困境”。认知如何摆脱横亘在中美之间关于全球领导权的陷阱安全困境，是中美中中美关系能否保持总体和平的关键问题。中国将世界领导权看作一种有结构的冲突、可分享的认知自然权力，而美国将世界领导权看成一种无结构的、不可分享的实体权力。如此，两国的对话方式便极容易在彼此之间产生误解。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希望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和交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开放。20多年前，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基本观点是，“一个稳定、开放、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支持中国加入WTO，目的是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能最终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小布什总统延续了其家族与中国关系的传统，想与中国建立稳定相处的关系。特朗普成为总统后，美国一改以往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强硬的对华遏制政策，明确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和遏制。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的政策圈视中国为新兴的威胁和战略对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和“压制的政权”；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包括《国家防务战略》、《核态势评估》、《国家情报战略》等。美国正在以一种“全政府”方式逐步落实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2020年5月20日，美国防部和白宫网站同时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从问题挑战、应对策略和贯彻落实三个方面，阐述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美国对华战略逐渐进入全面遏制状态。 一、认知的错觉 1963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一书问世，使用博弈理论和理性逻辑推理对战略性互动进行了理性的分析。1970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认知逻辑》出版。他一方面借鉴了谢林的战略互动理论，一方面开创性地讨论了核时代国际行为体发出的信号和行为体预期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不完善信息条件下的战略互动和沟通问题。谢林认为，在零和博弈中，采取模糊战略是必要的，以使对手猜测你的行为。而在非零和博弈中，采取一个更加透明的战略则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混合动机的博弈属于非确定的情势结构（indeterminate situations），博弈双方都存在着多种策略选择，这样就容易因利益分配的冲突而导致无法达成理想的结果。因此，博弈过程中关键是采取讨价还价的策略来实现确定的双赢结果。同时也为了获得讨价还价结果中的优势，谢林认为可以通过限制自我的选择权来达到限制对手的权力。换言之，谈判实力来自于自我约束的实力，而限制对手的能力取决于束缚自己的能力。 杰维斯认为，战略冲突和威慑的另一面就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安全困境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希望增强自我防御而导致对方的敏感知觉而产生的。所以，如果国家在增强防御的时候，将进攻型战略和防御型战略清楚地区别开来，使对方得到明确的非进攻性信号，安全困境就会得以缓解，国家也就可以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调整博弈矩阵的支付结果，加大相互合作的收益、增加单方不合作行为的成本，加强各方对对方合作的预期期望。他还指出，国家性质、国内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等等，也都对国家的对外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人做出的，也是由人执行的，所以，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的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极端重要的。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带来不同的决策。同时，作为决策者的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认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在决策者这一微观层次上面，对国家冲突行为的解释是：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这样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由于互动的双方都趋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冲突的几率就可能明显地大于合作的几率。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当一个人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环境中刺激因素刺激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对这一刺激因素的知觉。知觉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然后，人对知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所以，如果人的知觉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是错误的，他的反应也会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过程中，知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杰维斯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第一，作为对手的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确有侵略和发起冲突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错误知觉，冲突都难以避免。第二，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家，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是冲突还是发生了。杰维斯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错误知觉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结果，事物的发展结果就与决策者的原本意图不相吻合。也就是说，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如果双方均是如此，敌意螺旋就会不断上升，冲突也就会在双方都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 首先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比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将苏联视为邪恶的代表，将任何关于苏联的信息和任何苏联的行为都与邪恶联系起来，即使苏联做出合作的表示，他也不惜曲解事实，表现出极强的认知不相符倾向。其次是诱发定势（evoked set）。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用我们的俗话来说，颇有“丢了斧子的人”的意思：自己总是想着丢斧子的事情，也就将所有的人都视为偷斧子的人。 由于存在这些导致错误知觉的机制，决策者是很容易错误地认识客观事实的。在从理论层面讨论了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之后，杰维斯继续分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是国家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像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样一来，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其次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第三是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愿望思维。最后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中美双方在诸多问题上出现错误知觉问题，其中许多是来自认定对方具有强烈敌意这一知觉的。但是，产生这一知觉的根源可能不仅仅在于个人的知觉局限，更多的则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双方的关系之中有着较强的霍布斯文化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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