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种植其家乡山东高密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红高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粱高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收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点啥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种植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红高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表示“赔本也要种”。粱高（10月18日《新京报》）

　　莫言获奖、收获高密出名，点啥当地政府庆祝热闹一番也是种植人之常情，但后续的红高种种做法着实离谱、明显出了格：不仅莫言被“过度消费”——各种攀亲附会的粱高宣传、“奖励”使之不堪其扰；当地群众被折腾——管委会官员居然想清街，收获要把村里路上晒的点啥玉米全部清掉，幸亏被莫言二哥拦住；公共财政更是被无端浪费——用以打造“即使补贴，也没有人种”的万亩红高粱。在此，我们且不问“钱从哪里来？”单就“再现”红高粱本身，莫言会乐见、百姓会支持、纳税人会同意吗？

　　诚然，故乡的山水风物曾赋予莫言小说丰富的创作灵感，但文学中的“东北乡”与现实里的高密毕竟不是一码事，顶多算是作者对故土艺术化、理想化的产物。如果硬要沿着“文学的脚步”寻根访迹，那么不免令人失望：江南早已不是“梦里的江南”，草原亦难觅“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场景，高密还是从前的模样？

　　应该说，相比在城市“大跃进”中被填埋的江南、因环境破坏而隐遁的草原，“高密东北乡”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之所以成为“记忆中的景象”，主要还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时候，不惜血本地启动“万亩红高粱”计划难免有悖经济发展规律，与其奢谈什么“昨日重现”，不如静下心来挖掘、保护高密的“今天”。

　　事实上，各地“名人故里”争夺战的结果已经一再证明，那种醉心于借助名人效应“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模式，不过是一场得不偿失的“黄粱梦”。从某种意义上讲，高密政府不计回报、不顾民意地“悍然”种植万亩红高粱，与其他一些地方斥巨资“再造汴京”、“回到明朝”如出一辙，不过是“GDP至上”与政绩主义下的一枚发展“怪蛋”。所谓“以大投入、大招商推进大调整、大发展”，除了满足个别官员的权力瘾、誓言欲，对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不啻为一场灾难。既然有钱种红高粱，为何没钱给群众改善伙食？没钱给学生购买课桌？没钱提高医保社保标准？

　　莫言曾说，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因为他“喜欢高密的平静”。但如今，从旧居修缮到红高粱种植，再到“三贤四宝，莫言家乡”旅游口号的高调推广，喧嚣的“东北乡”会否让这名“寻根文学”作家顿感陌生、心生彷徨？至于“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的劝告更可能令其一家寒心：这是表达对莫言的敬意，还是在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开发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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