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常思“井竭之急”

熙宁五年，井竭之急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常思一日，井竭之急太守陈襄召集百姓询问民间疾苦，常思大家说道：“六井不治，井竭之急民不给于水。常思”早在唐朝，井竭之急为解决当地百姓吃水问题，常思名相李泌在杭州城区开掘六口大井，井竭之急并引西湖水济之。常思后来，井竭之急白居易进一步疏浚六井，常思但天长日久，井竭之急六井又渐淤塞，常思吃水困难又成了杭州百姓的井竭之急大问题。陈襄闻罢，与苏轼一道立即着手修复六井，挖沟换砖，修补罅漏，使六井生机再现，清流满溢，瞬息百斛。第二年，旱灾席卷，而杭州百姓依靠这六口重新整治过的水井，不仅饮水不愁，且有足够的甘泉用于日常。苏轼曾写《钱塘六井记》一文记叙此事。文末指出：“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

不因“其不常有”就“忽其所甚急”，苏轼忧虑于“井竭之急”的背后，不仅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更饱含着他朴素深厚的为民情怀。杭州三年，苏轼为造福当地百姓劳碌奔波、尽心尽力，面对百姓生活之艰，他发出了“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的感慨。正是这种对百姓发自内心的怜悯与热爱，才让他时刻与百姓站在一起，即便是在当下显得并不“甚急”的事情，但因事关百姓切身利益，他便立即选择直面问题，纾解民困。

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和百姓身处一端，保持同一视线，才能敏锐准确地洞察到何为“井竭之急”，何处又暗藏着由“不常有之急”演变为“不可控之患”的风险。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陕北佳县，由于这里地形三面环水、利于打歼灭战，毛泽东等人征求县委书记张俊贤的意见，询问当地是否有能力支持四万战士作战。张俊贤回答说：“全县还有几百头驴、牛，就是把驴和牛杀吃完了，也要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罢却表示：把驴和牛杀了，明年人民群众怎么搞生产？共产党人不能那样做，那样做了，边区的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周恩来听了毛主席的主张，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杀驴事件，便立即布置加急电报，命令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得杀牲畜，违者严惩不贷。群众的利益保住了，共产党人的民心也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我们党一贯秉承的大情怀，也是支撑我们党行稳致远、永葆活力的大智慧。

习主席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信念一旦确立，就可以使人方向明确、精神振奋、干劲充沛，不论艰难还是挫折，不论虚名还是利诱，都会初心不改、恒心不移。树立了正确的从政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时刻与人民同在，所作出的判断与决策也就经得起实践考验。正如朱德在致儿子朱琦的信中所写：“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领导干部务必要将目光聚焦在人民最需要、最迫切的“井竭之急”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带着感情走近人民、理解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中获得力量，展现作为。（■陈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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