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育王像怎么从印度来到成都？ 揭秘成都博物馆明星展品

本报记者 薛维睿

8月16日，阿育横跨冬春夏的王像“映世菩提”特展落下帷幕。这次展览以12家文博单位的从印成都成都102件/套展品，从全新角度及视野重新审视成都南朝造像，揭秘解读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博物重要地位。自今年1月在成都博物馆开放，馆明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星展展览观众仍达到30万人次，阿育受到专家和学者广泛好评，王像登上中国博物馆热搜榜。从印成都成都

在展览落幕之际，揭秘成都博物馆举行了“映世菩提”特展配套的博物学术研讨会。阿育王像是馆明本次“映世菩提”特展的明星展品，成都出土阿育王像的星展渊源和传播路线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结合相关历史文献，阿育论证了阿育王像的粉本或模型，应从天竺（古印度）中转建康（今南京）后传入益州（今成都）的观点。

成都多处出土石刻阿育王像

阿育王像并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是阿育王所造的释迦牟尼佛像的简称。作为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公元前303年至前232年，阿育王被许多人视为印度最伟大的皇帝。在结束统一战争后，阿育王开始专注于佛教，他广修寺庙，召集僧人编撰整理佛经，使佛教成为国教。

公元六世纪初，中国佛教发展迎来高峰时期。南朝梁武帝效仿阿育王，他积极推行与佛教有关的政策，亲身弘扬佛法，主持笔译《阿育王经》。同时，梁武帝十分重视对益州的管理。当时，益州刺史多为皇室贵族，且都信仰佛教，他们还带僧人随行入蜀，使得益州佛教非常兴盛。

我国现存的石刻阿育王像的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成都，从万佛寺、西安路、下同仁路等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可见当时阿育王供奉的流行。成都地区目前出土的阿育王像，与后来逐渐汉化的释迦牟尼像风格不同。这些佛像通肩袈裟，袈裟衣纹呈U字形，硕大的束发状肉髻，明显的八字形胡须，杏仁状睁开的双眼，保留了较多西域特色。

“映世菩提”展览展出5件出土于成都的阿育王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南梁太清五年（公元551年）的柱僧逸造阿育王像。这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

1995年，这尊佛像在成都市西安路一处窖藏坑出土。这尊阿育王像头部有高肉髻，面部有突出的颧骨和粗壮的八字胡；佛衣上有带折角的“海军领”，从左臂下方至两腿中间有一组平行的装饰纹样，袈裟长度只到小腿处。佛像双脚背后的长方形石板上刻有发愿文，制作年代、文物名称等信息一目了然。

由梁武帝爱子带到益州

这种有浓厚印度风格的佛像到底从哪里来？

从文献记载看，唐初仍有阿育王像的雕刻，这些像普遍通肩袈裟，或手执袈裟一角，或手敛于胸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阿育王像也是形制古朴，皆作螺发；《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提到阿育王像，“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当其式。”这些特征都与成都出土的阿育王非常接近。

通过图像学比较，有学者认为，这种特征可以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创始期的佛像。这些佛像经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后来传至江东，并沿长江水路传入成都。李崇峰认为，益州和建康关系密切，很可能是从建康中转传入益州。

南梁太清五年，武陵王、益州刺史萧纪是武帝最宠爱的第八子，他对四川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在他任期内益州地区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成都地区出土的阿育王像，也被认为与萧纪来川作益州刺史有关。

当时武帝重视建康长干寺阿育王塔像，使得阿育王像的信仰在南朝逐步扩大。萧纪很有可能携带长干寺像的摹本来到益州，也将“阿育王崇拜”带到益州，并由官方普及到民间。而且，印度及西域地区以及当时的北朝并不存在阿育王像的信仰，因而成都的阿育王像并不来自这些地方，应是来源于南朝阿育王像信仰盛行的建康。（记者 薛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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