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与亨利·基辛格相识二十多年。普兰自2000年以来，其说我每年都会与他数次共进晚餐，基辛解地点位于基辛格周末落脚的格相康涅狄格州肯特镇家中。只有在新冠疫情期间，信胜信和我们才通过电话与Zoom线上视频交流。说相同基辛格见面的罗伯利契机源于1996年6月，当时我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篇关于他出版的普兰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1812-1822年的其说和平问题》的文章，该书研究了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和平条约的基辛解签署。那篇文章发表数月后，格相我就同基辛格见了第一面。信胜信和

自从我们成为朋友后，说相我再也没有写过关于基辛格的罗伯利文章，除了一篇回顾他职业生涯的长文，本来是打算留作写给他的讣告，但《大西洋月刊》决定在2013年5月基辛格90大寿的那天发表出来。除了那篇文章以及尼尔·弗格森、巴里·格温和马丁·因迪克等人回顾基辛格生平与思想的上乘之作外，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只有关于那些年晚餐的个人回忆。基辛格会在餐桌上请客人们发表对当今时代最重要问题的看法，然后他一一做出回应。

这些晚宴是由基辛格聪颖且强势的妻子南希主持的，你可以感受到她在房间里十足的存在感。我们往往不会讨论当时的头条新闻，而是畅谈中国、德国、俄罗斯与美国历史上面临的两难选择，到今天大学面对的挑战，以及伟大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等话题。许多基辛格当时表述的观点都反映在他后来出版的著作中。

但我认为，有必要复述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对基辛格哲学所做的部分解读，这非常重要。我认为，基辛格的哲学观是关于他个人的最重要遗产，大致也能勾勒出他职业生涯的脉络：这种哲学观源于基辛格的两重经历，一是身为一名生长在希特勒治下纳粹德国的犹太年轻人，二是作为移民的儿子，来到美国后面临的艰难环境。

事实上，基辛格已将犹太人大屠杀中总结的教训内化于心中，且与同时代自由主义精英的看法非常不同。基辛格将希特勒视作一个渴望变革的蛮族首领，代表无政府主义势力，企图推翻一个已经建立起正当性、哪怕并不完美的国际体系。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直接，但如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中所述，针对另一位带有革命色彩的领袖拿破仑的外交安排，为他提供了一个分析希特勒问题的基本框架。在基辛格的心中，道德和权力的关系是无法被割裂的。

1973年，基辛格就国务卿提名在美国参议院参加提听证会

事实上，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官员，基辛格对道德的思考也比许多自诩的“道德主义者”更为深刻。而在那个时代，最终极的道德目标就是通过一种有利的势力均衡安排来避免美苏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尽管冷战似乎已经远去，但对于像我这种曾经以记者身份报道共产主义东欧的人来说，冷战时期的那种阴沉、如电影结尾定格般的贫穷以及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永远都会历历在目。如果不是基辛格的现实政治策略推动了旨在平衡苏联的美中和解，就算他与尼克松总统成功地与克里姆林宫达成战略缓和，罗纳德·里根总统将永远不会有资本推行他接下来的威尔逊主义政策。

正如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三世等冷战时期的其他几位伟大的共和党人国务卿，基辛格其实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今天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正越来越拥抱新孤立主义，其影响力因此日益边缘化。

基辛格在著作中表达的信念显然不适合缺乏胆识之人。这些信念从感性层面令人难以接受，但在分析层面却具有永恒的价值。比如：

无序比不公正更加糟糕，因为不公正仅仅体现了世界的不完美，而无序则会催生无政府状态以及霍布斯式的战争与冲突，“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噩梦。

因此，秩序比自由更加重要，没有秩序则所有人都失去自由。

处理国际与国内事务的根本性原则并非是要约束不道德，而是要克制自以为是的心理。正是自以为是的心理往往会导致战争以及最极端的压迫，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层面。

政策的目的是调和“什么是正义”与“什么是现实”。记者与“自由战士”的人生很轻松，因为他们只需要关注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肩负着官僚体制责任、服务各国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者们，无法享受这样的特权。

悲观主义在道德上往往比昏了头的乐观主义更优越。因此，未必一定要看不起悲观主义。

显然，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对伟大哲学家们的总结，尤其是霍布斯。但基辛格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日常处理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清醒地运用了这些思想。

由于越南战争的争议，基辛格依然遭受许多人的憎恨。也许这样说很奇怪，虽然基辛格与尼克松以血腥的方式实现了从越南撤军，但此举却展示出了真正的品格：他们相信自己在服务国家利益，向中国与苏联展示美国的强硬，哪怕他们完全明白，这样做会遭到媒体、自由派历史学家撰写的各种书籍与民意调查的审判。

面对自由派要求美国立刻全面地从越南撤退，保守派逃避现实（他们相信美国会持续战斗到胜利为止）的态度，这种血腥但系统性地撤军部署，对美国实力在中国、苏联和中东的声誉产生了显著影响。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你不可能把基辛格在中东巧妙的媾和安排与他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行为相割裂。然而，美国从越南撤出的速度依然快于戴高乐下令从阿尔及利亚撤军的速度，但却是法国领导人的决定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赞扬。

至于对历史的评价，尽管基辛格个人的回忆录中有许多缺陷，但它依然比同时代其他美国政治家的回忆录视角更加宏达、文笔更为优雅，且思想上更具启发性。对于许多问题，基辛格也许不能给出最权威的看法，但他依然会有相当接近一语中的的评论。

按照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定义，基辛格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位相信历史可以改写的反进步主义者，也不是一位相信历史会朝某个方向前进的好战型理想主义者。基辛格有更清醒的结论：“与其说相信胜利，不如说他相信和解。”

(原文于11月30日发布在英国Unherd评论网站，原标题：“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背后的悲剧。” The tragedy behind Kissinger's real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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