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祝安顺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关于如何选定教育视野中的经典，其实是当代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1999年4月3日《人民日报》教科文部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上海召开“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座谈会，出席的专家人员之多、规格之高，可谓罕见，如王元化、金庸、汤一介、庞朴、乐黛云、陈平原、葛剑雄、陈尚君、季羡林、杨振宁、南怀瑾、饶宗颐、叶嘉莹、杨义、余秋雨、蔡志忠等¹。陈平原在谈话中指出的四点，代表了当时政界、学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共同期望：

“第一，古诗文选本要充分考虑幼儿心理和启蒙教育的特点，多以情感、境界而不是立场、观点来选材，尤其注重审美趣味。选本与教科书的区别在于教科书希望用这一代人的知识水平把事情讲清楚，好处是让孩子们少走弯路，但也可能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而选本则是让你自己去读、自己去体会，不懂的以后再说。我欣赏‘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的‘直面经典’原则，防止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及知识局限而限制了孩子们日后的发展。 第二，所谓‘诵读’，不仅仅是记忆，更包含理解，在抑扬顿挫中理解古诗文。一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据说姚鼎每回诵读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也就是说，换几口气，变几个调，念得惊心动魄。近年，文怀沙、叶嘉莹、陈贻焮等学者为公众吟诵古诗文，腔调不一，各具特色。当然，考虑到大面积推广的需要，大概只能采用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办法，但传统的诵读毕竟是值得怀念的。第三，借鉴《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选本的思路，尊重少儿教育规律，选目应以文体为标准，而不是以文学史为线索，这样更 符合儿童记忆、诵读的特点。第四，重‘诗教’，而不是强调‘文以载道’。儿童背诵古诗文，主要目的是陶冶性情，不要过分重视对诗文的‘正确解释’。不见得都能讲出个道道来，更何况讲得太清楚太明确，反而可能损伤诗文本身的丰富性，而且容易过时。”²

开展经典教育不是复古，除了纠正当下，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李山说 ：“对于古典的遗产，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就全知其利弊。吸收经典的文化遗产，看似是一个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实际上关乎对未来的把握 ；看似是一个学习、学术问题，其实是一个生活问题、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向问题。”³

潘涌从全球化时代和学生接受文本的角度提出遴选经典的两大原则：“全球化时代的国人需要尊重作为民族文化根基的‘经典’，但衡量典范性、 权威性和原创性皆备的文化‘经典’无疑应该依据共识度很高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普遍标准。这种标准的核心内涵不外乎‘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第一，其内容应该蕴含着先贤们贯通千古的、普适的人性人情和敦厚笃实、精湛深挚的思想观念，由此给后人以情操的陶冶、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洗礼；第二，其形式应该洋溢着语用主体的心脉律动和沛然生气，释放出鲜活明丽、历久弥新的审美感染力，从而对学子的表达力乃至表现力产生直接的示范和借鉴价值。”所以提出“比诵读‘伪经典’更重要的是诵读‘真经典’，而比诵读‘真经典’更重要的当然是并且永远只能是创造‘新经典’。”⁴

汪凤炎则细化了经典选择的原则，“从时间、内容、方法和效果等四个维度认真剖析儿童读经现象，假若选择读经的时间适宜，经文思想性合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经文难度系数得当，学生阅读方法科学，那么，适度让儿童读一些中国经典文章是一种妥当的教育方式，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优秀经典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让儿童逐渐生成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认同感，进而生成既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又有中国文化根基的健全人格，还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对经书的内容做选择的两个标准，完全可以选择出适宜2岁以后各年龄阶段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经书内容的，其一是思想性标准，其二是难度系数标准。为此，汪凤炎还对几种常见经典文献的思想性做了统计(见下表)。⁵

附表：几种常见经典文献相关信息统计

【表格说明】(1)表中的字数均是运用Word 软件中“工具栏”里的“字数统计”工具算出来的，该字数包含标点符号在内 ；(2)若某部经书里有篇名或卷名，只有“合宜言论”中的字数包含篇名和卷名的字数，其余的均未包含篇名和卷名的字数，而仅是正文的字数；(3) 表中小括号内的数字为百分比。

当代经典教育对象的选定，视野要开阔，以中西经典为范围，除了少数固守传统经学的学者，固然是当代经典教育工作者，其理想、理论、理由很美好、很完备、很充足，但是，由于当下的教育承载了过多的希望，课时的有限性和学习实践的有限性让一切美好的理论设计陷入了现代教育的课程设计之外。既不可固守过去的儒家经典，又不能无限地扩大对象的范围，那么遴选的对象、界定的范围理据何在？

第一，经典教育的对象和范围要与有限的课时、学时相匹配。当代国民教育的课时、学时的有限性是由人的生命有限性和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所造成的客观矛盾决定的，所以，经典教育的对象是大多数学生，其范围是在可能安排的课时、学时内提供相应的内容。

第二，经典教育要满足大众对民族经典的基本需求，给予其最少但最必要的经典训练。经典教育必须突破过去的精英小众教育，转而成为面向大众的国民教育，这就决定了经典教育的服务人群是最广泛的，但是其自身的对象是有限制的，可选的范围极其有限。

第三，经典教育对象和范围必须与教学可操作性相匹配。经典教育由于 是对过往的人类精神成果的权威继承，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内涵深厚，但现代教育是学科分化的课堂教学或者专业分科的专业教学，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不是也无须成为经典研究专家，所以经典教育的对象符合课堂教学定位，重新遴选的经典必须可以在课堂尤其是中小学课堂上开展。

在有相应的知识支撑体系之后，中华经典教育就必须以中华民族的经典为范围，遴选少数作为可以在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学校课堂上进行教学的民族核心元典为研究对象。

笔者认为，为数不多的、对当下文化还有影响的、独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是中华经典教育的深厚土壤和发展基础，如汉字与文言、礼乐文化、节气文化、中医文化等。若不能重新激活这些独有的中华文化传统，就犹如鲜花失去土壤，大厦没有地基，中华优秀传统就没有办法在当下和未来实现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而在有了这些基础知识技能的滋养之后，经典教育就是以训练思维方式的《周易》和指导人生实践的《四书》为核心文本，将其恰当地重新改编到经典教育的课程和教材中去，这也是中华经典教育的核心对象和范围。

【作者简介】

祝安顺，字易欣。安徽枞阳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中华书局编审，深圳大学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理事长，深圳市金声玉振黄金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致力于中华经典的课程化、常识化、体验化研究。在《孔子研究》《全球教育展望》《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等发表文章多篇。著有《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

【参考资料】

1. 严仲连 . 理性对待“对儿童读经的批判”[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7(5)： 12-15.

2. 李世宏 . 关于“读经”的几点思考 [J]. 当代教育科学， 2006 (3)： 57-58.

3. 《人民日报》科技文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让民族文化血脉相传—海内外学者畅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J]. 科技文萃， 1999  (6)

4. 陈平原 . 教育 ·经典 ·大众文化 [J]. 邯郸学院学报， 2006  (2)： 52-55.

5. 李山 . 关于读经，都需要理性精神 [J]. 群言， 2016  (12)： 28-30.

6. 潘涌 . 祛蔽当前“读经热”：表达为本    由“读经热”引发的对古今母语教育的建设性反思 [J]. 教育研究， 2015  (1)： 136-142.

7. 汪凤炎 . 科学看待儿童读经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4)： 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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