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国王新衣新衣》并不是安徒生一空依傍、师心独造的渊源创作，而是和高根据流传于中世纪西班牙的民间故事加以改编的。关于这一点，僧传他自己在编定童话集时早就有过明确的故事申明。在探究追溯这则童话的国王新衣源流始末时，中国学者也有重要的渊源发现。

　　摹仿与新编

　　《皇帝的和高新衣》所讥刺嘲讽的荒唐现象，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僧传强烈共鸣和翩翩浮想。除了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类评论和诸家译本之外(见2019年1月18日《文汇学人》)，还顺带吸引了不少作者各出心裁，国王新衣在原作基础上斟酌损益，渊源或摹仿，和高或新编，僧传创作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故事作品。

　　率先问世的是半侬(刘半农)的滑稽小说《洋迷小影》(载1914年《中华小说界》第七期)，他在题记中陈说缘起：“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一八〇五至一八七五)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词诙诡。日人曾节取其意，制为喜剧，名曰《新衣》，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致贻裸体之笑柄。今兼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本之义，复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可知是以安徒生原作为蓝本，又参考过日本剧作，进行再度加工的产物。作品描写游学归来的某公子嗜洋成性，“什么穿的吃的用的，以及一切与他接触的东西，没一样不是洋货”，“恨不能连自己的身体也要用莲花化身法化成西洋的种子”。有两个外国人针对他崇洋媚外的嗜好，谎称能够织造特殊的布料，不仅“花纹与颜色能随时变化”，而且 “有鉴别人类善恶的能力”。信以为真的洋迷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招摇过市，即便遭到路人笑骂，也依然执迷不悔。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里追怀故友往事，提到“刘半农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以致“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为此旅欧留学，“发愤去挣他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见该书《北大感旧录八》及 《卯字号的名人三》)。说的虽然是他稍后的经历，但因为出身不佳而遭受歧视，产生的抑郁愤激势必在胸中郁积已久。这篇游戏之作尽管旨在针砭世风，恐怕也包含着难以明言的隐痛。

　　刘半农提到的日本剧作究竟何指尚待详考，与此相仿而由国人创作的则有半梅(徐卓呆)的喜剧《新衣》(载1921年《新声杂志》第四期)。主人公屠侯爵追新逐异，“只要是希奇的新的，他不管什么，一定要去觅到”。一对“在西洋修业十年”的制衣师夫妇投其所好，诡称可以纺出“不可思议的织物”，“身分高的人，心地一卑污了，就看不见。表面上像有德行，其实无恶不作的，也看不见。外面装得很有学问，其实头脑空虚的人，也瞧不见。身穿军服，胆小如鼠的，也瞧不见。以及世上的平常人、糊涂人、愚笨人、饭桶、无用人、过时的人、死也不足惜的人，多看不见的”。于是侯爵府主仆上下，以及受邀前来观摩的祝医士、柴少校、田牧师等，都因各怀鬼胎而被玩弄于股掌之上。最终侯爵夫妇穿着衬衣衬裤在海滨行走，“整齐严肃”，“目不斜视”，迎来的却是“儿童拍手笑骂”。徐卓呆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创作过大批喜剧和滑稽小说。在构思这部《新衣》时，或许也和刘半农一样借鉴过日本剧作。

　　刘半农和徐卓呆的作品尽管在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各方面多有增损改易，但基本的叙事要素，尤其是最后的结局，仍然依附着安徒生原来的故事，摹拟效仿的痕迹非常明显。有些作者则不再满足于萧规曹随式的简单承袭，尝试着另出机杼，希望能够由此踵事增华，翻新出奇。

　　由叶圣陶、胡适等人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于1923年颁布实施，在“略读书目举例”中列有《域外小说集》，意味着书中那篇《皇帝之新衣》也将引起语文教育界的广泛注意。在吴研因、庄适、沈圻等人编著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 (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六册中就收录了据此改编的《波斯国王的新衣》，共分为四篇课文。尽管大体上仍然依傍原作，但已经做了不少修改，比如将主人公指实为“波斯国王”，被派去检查进度的大臣也由两人增加到三人。最重要的则是结尾部分做了续补，当小孩子大声揭露真相后，“国王也有些疑心了”，等回到皇宫仔细盘问王后群臣，才终于获知真相。最后“国王醒悟着说：‘啊哟！上了织工的当了！实在我也看不见什么新衣！’”随即下令把骗子们抓来治罪，“但是两个织工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尽管骗子依旧得逞而逃之夭夭，可国王总算幡然醒悟了。

　　吴研因等人新增补的内容并不多，叶圣陶则做了更为详尽的续写。他有一篇同名的《皇帝的新衣》(载1930年《教育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一号)，一开始就交代：“从前安徒生有一篇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衣》，想来看过的人很不少。……以后怎么样呢？安徒生没有说。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接着讲述皇帝遭到耻笑后恼羞成怒，命令士兵抓捕围观的民众，“就在街头把他们杀掉，好叫民众知道他的法律是铁一样的”。他从此装模作样，“总是裸着身体，还时时做一些虚空的手势，算是理直衣服的褶皱”。生性多疑的他还颁布了更严酷的法令，所到之处“民众一律不准开口发声，不问说的什么，只开口发声就错，就要拿住杀掉”。在恐怖高压之下，“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嬉笑自由”的民众终于奋起反抗，士兵和大臣也纷纷倒戈。目睹众叛亲离的局面，皇帝感觉“好像有一个巨大的铁椎向他头脑猛击一下，他顿时失去了知觉”。安徒生的口吻显得轻松活泼，叶圣陶的叙述却格外沉重压抑。其原因恰如郑振铎此前所说的那样，“虽然他依旧想用同样的笔调写近于儿童的文字，而同时却不自禁地融化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我们看圣陶童话里的人生的历程，即可知现代的人生怎样地凄凉悲惨”(《稻草人序》，载叶圣陶 《稻草人》，开明书店，1923年)，如此忧愁感伤的基调，延续到此时显得更为沉郁激切。

　　叶圣陶对自己的续作很满意，不但编入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开明书店，1931年)，还将其分为《新定下的法律》《遭到了不幸的人》和《“撕掉你的虚空的衣服”》三部分，先后选入自己主编的《开明国语课本》(开明书店，1934年)和《少年国语读本》(开明书店，1947年)，在当时流传极广，以至影响到其他作者的创作。钱光毅编写的剧本《皇帝的新衣》(载）。

　　1935年《音乐教育》第三卷第一、五、六期)，就标明“由安徒生与叶绍钧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改编”。当然在人物和情节方面又有不少增饰，着重描写了小贩赵大一家三口的悲惨遭遇，并非简单地从文体上进行改编。剧本中还穿插了由廖辅叔作词、陈田鹤作曲的多首歌谣，其中一首由两个骗子齐声合唱：“新衣绣出叶色绿花色黄，白玫瑰像仙女，红牡丹是花王。一切颜色都是鲜艳非常，还不时飘着清甜的花香。凤在舞，龙在飞，夜莺唱歌，孔雀翘尾，仙禽交集，启示国家的祥瑞，而且它永不褪色或是破碎……”绘声绘色地将他们巧舌如簧的嘴脸展露无遗。足见词曲作者和剧作者一样，为此耗费了不少精力。

　　何公超的《皇帝的金袍》(收入《公超童话》第一集《快乐鸟》，孩子书店1945年)，应该也借鉴过安徒生和叶圣陶。他笔下的皇帝更加穷奢极欲，而狡猾奸诈的宰相投其所好，“要全国有金子的老百姓缴出一半给皇帝”，让锡箔匠和缝衣匠联手打造了一件“富丽堂皇的金龙袍”。皇帝披上金袍后巡行各地，“要每一个朝见的臣民，吻一次金袍的袍角，以表示对于(下转13版)。

　　(上接12版)它的尊敬。如果有谁违背了这个命令，就要砍头，以惩罚他对于金袍的不敬”。久而久之，金袍上沾满了各种病菌，皇帝所到之处立即就会爆发瘟疫。尽管有医生查明了疫情来源，但他为了保全尊严，严禁泄露真相。愤怒的百姓最终攻入皇宫，他脱下金袍仓皇出逃。正当暗自庆幸得以脱离险境时，却被一个小女孩认出，故意让他染上了瘟疫，“皇帝挣扎着想起来逃出这小茅屋，但是病菌缠倒了他，跌在床下，断了气”。整个故事充满强烈的现实影射意味，彰显出和叶圣陶一脉相承的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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