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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于杨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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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底，全球约有140个国家已宣布或正在考虑实现净零排放的自愿知名钻空目标，时间线大多在2050到2070年间。碳市政府层面以外，馅饼陷阱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近年来纷纷加入“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企业争先宣布其气候目标和行动方案。花钱其中，忙漂不仅有众多互联网、绿何金融企业，碳倒爷甚至连典型的自愿知名钻空高碳排行业，如能源产业（包括石油、碳市煤炭等）、馅饼陷阱交通运输业（包括发动机、企业航空等）也纷纷宣布了“碳中和”目标。花钱但响亮的忙漂目标之下，具体的减排路径和措施往往被简略带过。

毫无疑问，低碳转型需要全社会各个产业的参与，然而，依靠化石能源的高耗能企业动辄2030年、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时间线，还是颇使人生疑。

这些企业究竟要如何实现自己的承诺？当前全球八成的能源供应还是来自化石燃料，在不损伤盈利的情况下真正减少排放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改变商业模式可能意味着对企业盈利模式根本的改变，短期内难以实现，商业可行性也难以预测。调整业务和人事对于庞大的跨国企业来说尤其复杂，且被认为风险较高。常见的减排方式——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能源、购买“绿电”等——可能受限于地域电网和跨区壁垒，也不能完全满足广泛的工业需求。

“运营碳中和”“供应链碳中和”等说法应运而生，本质上是企业选择较容易大幅减排的业务或产品先进行转型，在更小、更可控的范围内核算和降低碳排放。但即使如此，其“净零”和“碳中和”都不一定等同于没有排放，很多企业在减排之外仍要依靠购买碳信用来抵消全生命周期中产生的碳排放。过去十几年间，这些诉求也迅速催生了碳咨询、碳信用发放、认证、交易等一系列新型气候产业。

举例来说，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壳牌承诺要在2050年，或更早以前转型成为净零排放的能源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包括两方面：减排——提供更多的低碳能源，如提供电动汽车充电桩，氢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和抵消——投资碳捕获和储存，以及基于自然的“高质量碳信用”。

类似的，航空业减排的一大障碍便是航空燃油。可持续燃料还在起步阶段，价格是传统航油的2.5倍，产量还不足市场需求的1%，仍需要大规模投资和产业发展，其他可持续能源方案也仍在萌芽。在此背景下，多家航空企业却已宣布了颇具野心的零碳目标，如达美航空于2020年宣布其碳中和计划，并自称“世界上第一家碳中和航空公司”。

这样大胆的宣传如今为其带来了10亿美元的集体诉讼，代表消费者的原告诉称达美宣称的碳中和是“虚假而有误导性”的，其承诺依赖的是“垃圾碳抵消”，缺少实际行动。原告表示，各家企业争相铺天盖地的碳中和宣传使消费者错误地认为自己购买的相关商品和服务没有气候影响，营造了一种气候危机已经不成问题的假象。

随着相关问题愈演愈烈，英国广告业监管部门日前宣布将对“碳中和”“净零”等词语的使用加以更严格的限制，除非能证明有效性，靠碳抵消实现的碳中和宣传将被禁止。

饱受争议的碳抵消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有办法辨别“高质量碳信用”和“垃圾碳抵消”呢？

碳市场将碳排放转换成可交易的经济产品

气候语境下的“碳”代表实际存在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因最有代表性，也是比较不同温室气体的量度单位，所以几乎成了温室气体的代名词。那么，它如何又成了虚拟、可交易的经济产品呢？这要从碳市场讲起。

碳市场是目前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经济手段之一，主要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区别在于排放主体有义务满足政策或法律上减排要求。

强制性碳市场起源于《京都议定书》，基于总量控制与交易原则，主要针对控排企业，常见于工业、电力、建筑、交通等行业，交易产品主要是普通碳配额或排放权。

政府在确定整体减排目标后，将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给纳入交易体系的企业，而这些控排企业可以根据其减排成本自由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逻辑在于减排成本低的企业会选择减排，并在经济激励下把多余的碳排放权卖给减排成本高的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社会减排成本最小化。

欧盟、英国、加州等已经建立起了涵盖特定行业的强制性碳市场，其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欧洲最主要的气候政策工具之一，于2005年开始实施，发展最为完善。

中国在2020年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21年7月启动了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电行业首先被纳入碳市场，而钢铁、水泥、化工、玻璃、造纸等高能耗行业也计划将在2025年被覆盖。未来随着更多行业被纳入，容量可能会达到现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5倍以上[9]。

而自愿碳市场的发展则得益于2005年根据《京都议定书》设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来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在CDM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开展减排项目获得认证的碳减排量，发达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在自愿碳市场购买这些碳减排量来补偿自身的排放，甚至实现碳中和目标。

与政策驱动的强制性碳市场不同，自愿性碳市场范围更广泛，且不受地域限制，交易的主要是基于减排或碳储存等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或碳移除量，它们经过审核即成为了碳信用。一个碳信用代表一顿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大多来源于植树造林、森林保护、可再生能源项目等。常见的标准有清洁发展机制、核证碳标准、黄金标准、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机制等。

企业多出于增强品牌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等目的自愿参与，个人也可以自愿购买碳信用来抵消自己飞行一类活动所产生的碳足迹。

自愿碳市场相对自由开放，近年来发展迅速，有研究估计，到2030年自愿碳市场规模将超过500亿美元[10]。然而，过去一年来，企业为漂绿而在此市场购买碳信用的报道频现[11]，引人质疑自愿碳市场是否已经偏离了其初衷。

碳信用项目需要证明其减排或碳储存是真实、可测、永久、额外、独立验证和独特的。然而，要同时满足这些标准，不管是森林保护、植树造林还是可再生能源项目都各自面临着挑战。监管系统的缺失更为碳信用的滥用带来可乘之机。

森林保护创造碳信用，盈利容易核算难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气候咨询公司之一SouthPole年初被荷兰调查报道平台Follow the Money曝出，其碳信用明星项目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碳排放[12]。舆论几经发酵，South Pole的气候咨询、投资基金等相关业务都备受质疑，受到牵连的还有向South Pole购买碳信用的上百家企业。

South Pole有700余个碳信用项目，号称控制着全球五分之一的自愿碳交易市场，通过向包括大众、古奇等上百家企业售卖碳信用，赚取了上千万欧元。而此次漂绿风波的中心，是其“明星项目”，位于津巴布韦的卡里巴森林保护。

生活在卡里巴自然保护区的当地居民生活贫困，要靠毁林来获得木材和耕地。2013年，这片森林进入了国际碳交易市场，森林系统得到保护的同时，保住的林木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了碳信用。

South Pole号称卡里巴项目在2011至2021年间避免了三千六百万吨碳排放，并将这些碳信用卖给了上百家客户，累计收入一亿欧元左右。在2022年，该项目创造了South Pole营业额（2.32亿欧元）的十分之一。

企业花钱买来碳信用抵消其产生的碳排放，延续其大部分商业模式的同时得以树立负责任的品牌形象。而这些碳信用挣得的资金，一部分被用来帮助当地居民参与到生态旅游、养蜂等不涉及毁林的生计中，发展当地基础设施和经济；另一部分则帮助South Pole这样的中间商在管理项目的同时赚得利益。

这样看似完美、多方受益的项目却被“减排真实性”的质疑一举戳破了玫瑰泡泡，质疑的根本在于这三千六百吨声称被“避免”的碳的真实性。这个项目是否有效，取决于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通过回溯验证的假设，即，当地森林在不受项目资金保护的情况下，将会以怎样的速度被人为毁掉？

South Pole基于周边森林历史数据做出假设，若没有外力干预，每年3.2%的森林会被砍掉，换言之，这片森林会在三十年内被夷为平地。然而，卫星图像显示，项目并未触及的周边森林毁林速度在2011至2021年间平均为1.5%，累积下来，South Pole将当地森林消失的速度高估了14倍。

于是，已经卖出的碳信用并不实际存在。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碳信用项目的介入，毁林速度比预想中缓慢对项目参与者来说成了噩耗。

不仅如此，South Pole还高估了项目对森林的保护力度，即假设自项目开始，当地就奇迹般地瞬间做到了零毁林。按照FtM的计算，十年间被South Pole卖出的碳信用中有三分之二只存在于纸面上，没有现实的减排意义。

然而，虽然这些并不存在的减排是虚拟的，对花钱购买它的机构来讲却是切实的，交出真金白银后即可继续心安理地排放。

如今，这些被高估的碳信用已经卖出，覆水难收。SouthPole内部核算这片森林预计要十到十五年才能吸收足够的碳来填补空缺，而这期间，这片森林不能被再次用来出售新的碳信用。森林保护项目不能再盈利，未来是否还有足够资金来维持项目运行，并持续支持当地社区成了悬而未决的挑战。

即使项目仍在顺利进行，项目资金究竟有多少用来实际改善当地人生活，谁又来肩负在地实时监管的责任也并不清晰。FtM走访发现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因为项目得到显著提高，而号称投入了当地社区的资金也有百万欧元在账本上查无所踪。

South Pole的卡巴里项目在FtM抽丝剥茧的调查下，诸多细节都哗然于众。然而。其他未被放在放大镜下检验的碳信用项目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

高毁林风险区的森林保护项目的真实效果难以实证。毁林风险相对较小的地区，第三方可以通过森林管理来赚取碳信用，而这类项目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证明其减排的额外性。

额外性是评估碳信用的重要标准，有不同角度考量，比如投资额外性、监管额外性、技术额外性等。基线场景与实现减排项目的排放差额才能算作合格的碳信用。换言之，在碳信用项目不介入的情况下也能有足够政策压力、投资和技术水平实现的减排则不符合碳信用标准中的额外性[13]。

比如，非营利性自然环境保护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曾被曝出销售其早前通过筹资购买下来的森林保护地所产生的碳[14]，问题是，这片森林已经处于TNC保护之下，本就没有砍伐风险，所以并不产生任何额外的碳信用。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的森林保护被赋予了百万量级的碳信用，价值上亿美元，却在2022年被六位学者质疑其实际价值[15]。他们研究了169个在2015至2021年间产生了两千四百万碳信用的项目，发现项目中“人为干预”森林管理的树木实际上和项目外的相差不多。更糟糕的是，新南威尔士州的92个项目覆盖的森林面积在人为干预下减少了1万多公顷，昆士兰州73个项目的森林覆盖则下降了5万多公顷。这些碳信用背后连真实的森林保护都没有做到，额外性就更是奢谈。

植树造林产生碳信用也难以一劳永逸

森林保护和管理不能直接减少空气中的碳，过多依赖于假设，真实性和额外性难以保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而植树造林，通过新树木来吸收、储存空气中的碳，产生的碳信用似乎更加切实可信，于是也往往被市场塑造成可以短期快速完成，且一劳永逸的减排方法。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植树造林的碳信用项目中，一棵树变成碳经济商品的过程通常缺乏监管，有诸多可以造假的环节。比如，号称北美最大的植树碳信用项目GreenTrees，成立13年以来与550多个土地所有者合作，支付一笔费用请他们种树，再把这些树产生的碳信用卖给壳牌、美联航、迪士尼、微软、美国银行等大机构。然而，调查发现早年间就种在那里的树木仍可加入GreenTrees。

不仅如此，这些早先种下的树已经得到过政府的大额补贴，如今只需“守株待兔”，土地所有者就可以赚取额外利润，即使这些树木实际的额外减排价值几乎为零[16]。

这样的项目也正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酝酿，据媒体报道，不少开发商虽然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逻辑一知半解，却看中林业碳汇有利可图，在农村通过“卖空气赚钱”的故事希望和村中林权所有人签订委托开发协定，开发碳汇项目而获得收益，形成了一股“圈地运动”[17]。与GreenTrees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很多地区被选中可能就是因为其已有林地，且有相应保护措施，若这样的开发项目得以成立，其售卖的“碳”是否有额外性，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实际价值有多少非常值得评估。

即使暂不谈论造假，植树造林所能吸收的碳也有很多客观限制条件。

卡耐基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冯艳蕾告诉《知识分子》，自然系统的碳循环远比市场中的碳核算要复杂。首先，树木被种下之后，一般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开始起到净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所以在造林和真正实现负排放中间还有很长的滞后性。其次，林场一般会因为物种单一的缘故，比原生林需要更多维护及病虫害防治，这带来了额外的人力需求和环境影响。

而最大的不确定性则来自树林实现负排放的稳定性。从碳的角度看，森林是具有两面性的。生长中的森林光合作用远大于呼吸作用，从空气中吸收碳，是天然的二氧化碳储存库；而遭到人为损害或者自然死亡的森林又会释放出之前存储的碳，从而成为排放二氧化碳的碳源。“一般来说，一棵树大致需要数十年才能够完全成熟，于是它的负排放潜在期限一般是100年。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加，更多的山火、干旱、飓风、洪涝和病虫害会导致更多的树木被烧毁或腐蚀，一旦发生，其储存的碳也会返回大气中”，冯艳蕾说。

卡耐基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孙武解释说，“目前，林业碳汇一般会签署20到40年一期或更长期的合同，但是购买或者销售林业碳汇的公司并不一定会存在这么多年。若最初的合同方已经不在了，那么谁来负责管理种植的树林呢？在此情况下，树木可能会被砍伐、被山火烧毁或受虫害侵扰”。

当被问及林业碳储存测算方法的科学基础，孙武表示，正因为自然系统的复杂性，一片森林的二氧化碳吸收与排放的长期测量、监控、汇报和验证（MMRV）还没有建立非常完备的体系。虽然针对生态系统的二氧化碳交换的观测网络正在稳步扩张，相关数据如何指导林业碳汇的管理仍是亟待解决的科学和政策问题。热带、寒带、温带不同类型的森林有多少新增碳汇的潜力也存在分歧。因此，MMRV研究以及能力建设已是今后美国科研资助机构的重点。

此外，不同的地区适宜种植的树木种类也不尽相同，气候、坡度、海拔、土壤和山火及病虫害风险等因素也可能制约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北美大陆的西部随着山火、干旱、热浪和虫害的频发，已被认为不适合作为长期稳定的碳信用提供源区。

如果种树可以得到碳信用带来的收益，那么，森林若因天灾人祸被毁，其释放出的碳又由谁来买单呢？

可再生能源等技术手段产生的碳减排，可能只是搭顺风车

森林之外，常见的碳信用项目中的一大类来自可再生能源等技术手段。不涉及复杂的自然系统，减排量更容易测算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能否算是高质量碳信用呢？实际上，额外性仍是这类项目的根本挑战[18]。

比如，研究发现，很多产生了碳信用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立项于太阳能、风能已经比化石能源廉价的背景之下，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这类项目的资金支持，也会是投资首选。而正因为自带经济性优势，这一类项目只是增加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利润，所产生的碳信用并不具有额外性[19]。

然而，据彭博报道，许多国际知名企业是在借助这类廉价（每吨平均2美元）的新能源碳抵消项目实现其碳中和的形象，比如前文提及的达美航空。号称连续两年实现碳中和靠的是去年购买的两千七百万吨碳信用，其中一半来自可再生能源。而最大的是一个多美尼加共和国的风能项目，调查发现其本身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

面对质疑，波音、瑞士信贷等企业回应说将弱化新能源项目在其碳中和计算中的占比。但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制定碳中和目标，并期待以最廉价的方式实现它，这类碳抵消项目的市场仍在高速增长。

其他碳抵消的方式还包括农业，海藻种植或通过技术手段直接捕捉和储存温室气体，然而目前占比较小，且各自面临的测算、监测、核验、管理成本挑战不尽相同，暂且不在此文详述。

碳抵消项目在低碳转型中的真正角色

前文概述了企业购买三大类碳信用来做碳抵消可能面临的真实、可测、永久、额外性方面的质疑，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球的自愿碳市场不像强制碳市场那样受到法律监管，而且还没有统一的测算、检测和核验标准。

国际上最常见的碳信用认证机构主要有Verra、Gold Standard和American CarbonRegistry等，其中，Verra一家独大，认证了全球四分之三的碳抵消项目。最近，英国《卫报》、德国《时代周报》和非营利调查机构Source Material一项跟踪调查声称，Verra认证的雨林碳信用中90%都高估了实际减排效益，甚至没有实际的减排价值。《卫报》实地考察项目所在地时了解到，一些项目还存在强制驱逐原住民的问题[20]。

Verra反驳称，上述调查的方法不足以涵盖其项目的实际价值，尤其对毁林情况的计算基础提出异议，并强调其一直与专家合作来更新自身方法论，且项目已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上十亿美元的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

可以说，目前学界与市场对于碳抵消究竟如何计算还有很大的争议，试图预测没有项目干预下的毁林速度，需要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假设的乐观与否会使结果产生天壤之别，统一标准并不简单。

而当我们还为方法论争论不休的时候，为森林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愈加刻不容缓。环境咨询公司Quantis的首席可持续专家廖勋告诉《知识分子》，由于目前争议太多，特别是由于缺乏标准化、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透明性，大企业对碳抵消的热情减退；但如果上述缺陷可以解决，种树和森林保护虽然不能推动社会向低碳转型，但仍应该从经济支持原住民和欠发达国家，以及保护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做。另外，碳抵消所提供的气候融资也可以投资到推动新能源应用和可持续低碳农业转型。

“然而与这些项目初衷背道而驰的是将它们大量推向自愿碳市场，产生低价、虚假的碳抵消来帮助企业在不改变其商业模式的情况下，仅仅用其利润的零头来买到纸面上的碳中和。举例来说，如果一家企业购买了1000吨的碳信用来做碳抵消，它不能对外宣称其实现了1000吨的碳减排，碳减排和碳抵消不能划等号，”廖勋说，减排需要考虑整个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除了企业本身在内部组织上进行能力建设——包括领导团队对碳减排的重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提高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监测能力，思考如何在商业模式、技术和原料上创新和优化——还需要深入展开供应链上的减排合作，因为大部分企业的碳排放都发生在范围3。”

依赖碳抵消项目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就如同在一艘漏水的船上贴上一个创可贴，然后无视涌进来的海水。我们可使用的创可贴远不够修补裂痕[22]，反而给我们借口不去采取真正迫在眉睫的举措，做出必要的补救和牺牲。

减排方面，科学碳目标（SBTi）作为业界对国家自主贡献的补充机制正逐渐成为主流和业界标准，要求提交近期目标的企业不能使用碳抵消的方式设置碳减排方案；对于提交SBTi净零目标的企业，只允许对不可能减排的剩余排放量（5%-10%）进行碳抵消[23]。

中国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也是一种碳抵消机制，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消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消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24]。但是这5%只适用于强制排控行业和企业，其他企业不受限制，可以自由使用碳抵消。[25]

中国自愿碳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双碳”目标宣布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多家互联网、金融、制造等领域的龙头企业纷纷披露其碳中和行动报告[26]，采取较多的行动包括废物减量回收，采购可再生能源和使用新能源运输，而这几项措施都仍受到市场发展不完善，信息门槛，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挑战[27]。于是大量购买碳汇也成了很有吸引力的“减排”途径。

然而实际上，虽然北京、福建等一些地区有碳信用项目，但一般只限于本地市场交易，探讨多年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曾于2012年上线，然后2017年项目申请暂停[28]。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CCER将力争在年内重启，使业内对其关注持续升温[29]。

媒体报道，过去两年，全国多地上市公司、中介、碳资产管理公司都在储备林业、分布式光伏、甲烷减排等项目，预计CCER市场规模最高可达上万亿元[30]。

气候未来创始人、《碳中和时代》作者汪军告诉《知识分子》，CCER受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到碳市场，大家期待自己身边的一些资源能够变成CCER，从而变现。目前国内使用碳抵消的多为国央企和头部上市公司，更多的参与者也可以带动整个市场的广泛性和活跃度。

汪军补充说，CCER虽然叫做自愿减排机制，但是在中国也用于强制碳交易市场的企业履约。所以它既可以用于自愿市场减排也可以用于政策下的强制碳市场。

然而，潜力无限的CCER也面临着一些可能的挑战。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项目主管陈美安有多年气候领域的项目经验，她告诉《知识分子》，目前还不清晰的就是国内对碳抵消的需求有多大。强制碳市场配额以外还有多大的减排缺口需要CCER来补充很可能决定它未来如何发展。

汪军也提到，CCER的发展受碳市场的发展影响最大，比如控排企业的数量，配额发放的松紧程度，以及全社会减排的意愿。

2017年CCER被关停部分原因就是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且供应量大于需求量。

供需的不确定性之外，CCER市场将遵循的方法论还未发布。

生态环境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已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公开征集遴选项目方法学。生态环境部以“开门决策”的方式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目前正在开展评估遴选工作[32]。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在媒体采访中提到，方法学方面目前所收集的建议涵盖能源、林业、废物处理等领域，将按照“成熟一个发布一个”的原则，择优发布[33]。

林业碳汇是当前CCER项目开发的最大热点，2022年全国有18个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和21个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被纳入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碳汇试点。西南证券有报告根据我国可参与CCER交易的森林蓄积量和未来碳价综合核算，十四五期间，我国林业碳汇项目的市场潜在价值将近 2000亿元[34]。前文提到的森林管理类项目如何准确测算其减排量，以及是否且如何能证明其碳信用的额外性是一大挑战。中国现有和未来的林业碳汇项目将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以证明其实际减排价值？也许将发布的方法论可以带来明确的指引。

最后，CCER将如何与国际标准互认也仍是一大悬念。

挪威咨询公司DNV碳管理方案经理栗广宇告诉《知识分子》，中国企业除了国家的碳中和目标，也面临诸多外部挑战，比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所以CCER的存在与未来发展非常有意义，尤其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与国际标准互认。

陈美安提到，CCER与前文提及的VCS、Gold Standard和American Carbon Registry等都是被国际航空组织碳抵消与减排机制认可的减排项目体系。这代表在民航组织的语境下，CCER可以得到一定的国际认可。

当前，雀巢、开云、古奇等跨国企业正在引领气候变化议题下最新一轮运动，公开抵制用来漂绿的碳抵消[35]。栗广宇表示，虽然目前碳信用在国际语境下饱受争议，但我们还是应该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毕竟多数企业甚至对碳中和还没有观念和行动。

自愿碳市场和碳信用项目都仍有存在的意义，它们不仅曾为自然系统保护和低碳技术发展提供了一部分亟需的资金，也仍有潜力在争议和大众的监管中进一步完善其方法论，并涵盖更多创新项目，比如多位受访者提到的海藻养殖、再生农业等，都值得更多的研究探索和资金投入。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