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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的郭鸣戈德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今年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资料图片 |
中评社香港2月18日电／资深媒体人郭一鸣18日在大公报维港看云栏目发表文章说，期待春节前收到侨居德国的重走
吴伟栗先生托人从内地寄来新鲜出炉的中文版《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曼北全书逾三十九万字，郭鸣戈德撕掉薄膜包装，期待闻到淡淡的重走油墨香，封面采用钢笔画设计，曼北配上红字书名，郭鸣戈德与我见过的期待那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德文原着封面颇有几分神似，封底有著名作家唐浩明以及两位学者中国社科院马忠文、重走复旦大学戴海斌的曼北推荐文字。吴先生告知，郭鸣戈德这本书刚推出就荣登内地“文艺联合书单”第一名，期待
内地权威的重走自媒体平台“学习强国”专门介绍此书，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知道他为这本书付出不少心血，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大功告成，很为他感到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指出，“中国与世界，处在一个命运共体中，我们需要历史的沟通、文化的沟通，需要消除偏见、需要相互尊重。这也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作为这本书中文版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卓越识见非常钦佩。 吴伟栗作为该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提到本人，以及《大公报》姜在忠社长、皇朝家居主席谢锦鹏先生对这本书的出版的支持，让我也有一点点满足感。二○一八年夏天，我们几个好友家庭结伴欧游，我的学生、移民德国多年的Simon悉心为我们安排整个行程，在德国的国王湖附近一家小酒店，我首次见到这本书的德文版（原名《Ein Sommer in China》）和部分中文译稿，酒店的东主吴伟栗先生是Simon的朋友，为人热情好客，和我们一见如故，正如吴先生在“后记”所说，当时我以“职业的嗅觉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在场的传媒行家陈耀桂、吴秋文，以及对文化事业情有独锺的谢锦鹏先生也建议尽快将此书翻译出版。后来吴伟栗不止一次专程来香港联络出版事宜，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受近两年疫情影响，我们和吴先生一起到法兰克福等地考证这本书作者戈德曼（Paul Goldmann）生平的约定，变成吴伟栗一个人的旅程，果然，戈德曼不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而是德国记者协会创会主席，除了这本《1898年的夏日》，还出版过多部著作，他还是一名反纳粹斗士。 去年收到吴先生传来全书中文译稿，读完后在本栏写了《德国记者笔下的清末全景图：1898》一文，抢先一步向读者推介这部优秀作品，现在这本书已经正式出版，我想借本栏再次推荐。唐浩明说“这既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文学书”，我认为应该加上一句：还是一本新闻采访和写作教科书。作者的现场观察和描写、与采访对象的对话等等，精彩纷呈，特别是写拜访权倾朝野的李鸿章、荣禄，以及著名外交官陈季同、上海道台蔡钧等。戈德曼在北京采访在戊戌变法中被解职赋闲的李鸿章，书中写道：“李鸿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质拐杖，由于他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中国的俾斯麦（这是某些欧洲马屁精一直对他说的奉承话，说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来一支铁血宰相晚年携带的拐杖覆制品也不无可能。”晚年李鸿章的确有一支形影不离的手杖，但不是俾斯麦拐杖的覆制品，而是他两年前（一八九六年）访美时，卸任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送给他的。 去年下半年本港疫情比较清静的时候，新闻联理事会开会商讨如何帮助年轻一代新闻界从业员更多了解中国历史、增进国情认识，当时我介绍了这本即将出版的旧书，幷且提议，等疫情进一步稳定、和内地恢复通关之后，举办一项重走戈德曼采访中国路线的活动。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戈德曼从香港登陆，开始长达半年的中国之旅：经广州、上海、汉口、武昌、胶东半岛、天津，最后一站北京，在他离开热那亚码头启程赴中国的一个多月前，德国强迫清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为期九十九年；而他搭船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大约一个星期后，英国强迫清廷签订条约，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同月，北京发生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戈德曼在汉口、武昌、芝罘、天津等地采访，对各方面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如果说，一百年前这名德国记者是以“他者”视角看晚清，那么，今天新一代记者重走这条路线、重回历史现场，可以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我们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笔者非常乐意与年轻记者们一路同行，去寻找这位外国前辈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