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香港经济顶层设计，重振重启首先应该着眼于恢复昔日香港经济赖以欣欣向荣的香港自由经济的活力。

表1：2016—2020年度香港政府房地产类收入及其占比数据表①

　　中评社╱题：重振香港经济必须重启顶层设计　作者：莫世祥（深圳），经济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退休教授、必须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摘要】未来新的顶层特区政府领导者在上任之前，应该深刻反省香港经济是设计否还要继续沿用英国殖民者为香港留下的“土地财政”顶层设计。如果选择是重振重启，请遵循香港经济史的香港启示，让“土地财政”重上与自由经济相辅相成的经济旧轨道，或许还能再现世界经济史的必须东方奇观。如果选择不，顶层请参考同为自由港的设计新加坡模式，尽可能减少香港经济对于房地产业的重振重启依赖，在香港形成房住不炒的香港新风尚，为香港探寻经济发展的经济新路向。　　平心而论，这两项为香港经济前途而作出的选择，各有风险利弊。沿袭旧轨，安稳省心，祇是香港经济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经济实力排名肯定继续下滑；探寻新路，难保成功，不过相信“地产霸权”将会在香港消失，长期困扰港人的经济、社会问题将逐渐迎刃而解。如何选择，由中央及新特首定夺。　　笔者曾在《港式资本主义论纲》（载香港《中国评论》2021年6月号）一文中，概论港式资本主义的历史、现状、未来路向，及其在国际联系、行业选择和劳资关系方面的特点，希望唤起有识之士共同诊治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今再撰此短文，从反省香港经济体制顶层设计的角度，为重振香港经济作脱胎换骨般的建言献策。　　一、“土地财政”的原有顶层设计已经病入膏肓　　香港现行的经济体制，沿袭的是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殖民统治者侵占香港之后的顶层设计。1841年2月，英军占领香港岛之后不久，就宣布将港岛开放成为免征关税的自由港，同时宣布岛上的土地和地上的物业一律归英王室所有。同年6月，港英政府率先在澳门拍卖港岛多块土地，吸引在澳英商竞投。1843年1月4日，英国殖民大臣阿伯丁致函首任港督璞鼎查，指示港府要将卖地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要让买地者通过向王室租借的方式保有土地。从此，“土地财政”成为香港自由港免征关税后的财政收入替代方式，幷且最终取代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而居岁入之首。至今180年间，港府通过不时拍卖土地使用权，同时每年征收相当于地租的“差饷”，获得稳定递增的岁入，分享自由经济发展带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巨大收益。自由经济加上“土地财政”，成为港英政府以及后来特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幷从中分享巨额红利的双重利器。　　纵观世界各个经济体，似乎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像香港这样始终深度依赖“土地财政”。即使是曾经同由英国殖民管治的自由港新加坡，在近代幷未形成“土地财政”，在当代更彻底告别“土地财政”。据说，当今新加坡规定：每年卖地收入不能超过政府总收入的5%，卖地收入不归当届政府支配。至于祖国内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仿效香港以卖地来发展地方经济，现在已转而践行住房不炒的方针，致力纠正“土地财政”的弊端。　　香港“土地财政”历史悠久，举世罕见。倘能继续如同先前那样，和自由经济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不失为东方奇观。但是，问题在于当今香港“土地财政”已经与港式资本主义的“地产霸权”紧密相连而病入膏肓，不仅窒碍本地自由经济，而且成为拖累经济下滑、社会不稳的终极渊薮。　　笔者在《港式资本主义论纲》一文中，已经论证“港式资本主义沿袭华商经营传统，利用港英政府建立土地批租制度对于房地产权益的长期保障，集中投资发展房地产业，幷且在香港回归之后，以房地产业形成对于香港本地市场的垄断，加剧贫富悬殊与民怨累积”，此处不赘述。　　下列统计数据表则进一步展示当今香港依赖“土地财政”的严重程度(见表1)：　　（表1：2016—2020年度香港政府房地产类收入及其占比数据表①）　　表1列明：在2016-2017、2017-2018、2018-2019、2019-2020等四个财政年度，未计房企利得税的房地产类收入分别占特区政府岁入的42.69%、50.54%、39.36%、43.01%。由于房地产业是当今香港的主业，如果计及房企利得税，房地产类收入在上述财政年度的政府岁入中肯定超过一半，这就更加印证香港“土地财政”名副其实。特区政府如此严重倚赖房地产业，自然不思破解“土地财政”的长期桎梏。即使港澳办主任提出到2049年香港要告别笼屋、劏房的长远目标，特首对此表态也以“这是全社会的责任”来卸责。　　沿袭“土地财政”的惯性运作，不仅特区政府将卖地作为解救当前经济困局的唯一良方，一些媒体也将“卖地丰收”视为政府一大政绩。2021年8月初，香港《大公报》欣喜报道：“本港经济虽未全面复苏，但前景渐见明朗及楼市维持稳定下，政府录得丰厚卖地收入。在再诞百亿商业及住宅地王带动下，上半年卖地收入录得近493.52亿元，已超出去年全年数字，较去年同期更狂飙近3.8倍。至于今年全年能否再破千亿元大关，须端视中环商业地王能否成功售出。”②　　目睹如此情景，不免啼笑皆非。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当今香港还要继续遵行1843年英国殖民大臣的顶层设计，受困于“土地财政”与“地产霸权”之苦而不能自省、自拔吗？　　果如是，祇能寄希望于中央高层考虑是否应该为重振香港经济而重启顶层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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