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昌盛，后辈多杰，妇谋夫谭富厚是伯牛近现代中国的一道奇特风景。今人多赞称其家风家教，清芬集其言如奉圭臬。序揭然而，国藩仅从传世书信语录，似少杀亲书法尚不能尽窥其堂奥。妇谋夫谭富厚最近，伯牛湖南学者刘建海策划、清芬刘汉辉主编的序揭线装本书法辑《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惊艳面世，将曾国藩楷书杜诗与曾纪泽草书《两都赋》合璧同刊，国藩可谓新添佳话一段。似少杀亲书法

就艺术价值而言，这既是伯牛曾氏父子两代书家的珍墨合璧，也是楷帖与草帖的精彩合璧，还是以两种书法形式演绎唐诗与汉赋魅力的合璧，法度俨然，匠心独运，蔚然可观。再者，由书法一端窥其家传之秘，其间定有可玩味者。取名“富厚清芬”，源自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及其门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

曾国藩的修齐治平之道，世人品议甚多。而其读书作文写字之精奥，可表而未彰者亦多。兹刊载知名历史学者谭伯牛专为此辑所作的《富厚清芬序》，以飨读者。

《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刘建海策划，刘汉辉主编，松雅书院出品

富厚清芬序

即使是曾国藩，也不免“贪心”。戡平大乱，位极人臣，兆民景仰，洵也不朽之后，他说：“人生无论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余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当然，他并非真是一个“贪多爱好”的人，他只是为不能实现理想而感到遗憾。他的理想是什么：文豪兼书家；现实中的名臣与爵帅，初非所计也。

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写了一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而排名如此，可以想见，曾国藩“心中未免不足”，却不妨他真是可以启发后学的典型。

另外一位钱先生，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则谓清代文学在桐城阳湖之后，“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这就不仅读书得间，而是“自为开宗之一祖”了。

作文如此，作字又如何？曾国藩晚年与幕客谈艺，云：“余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按，当时舆论以梅曾亮为文章天下第一，何绍基为书法天下第一，二人俱是曾国藩的好友，而曾国藩创造的记录只是清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湘籍副部级官员（三十七岁，正二品），这又是一处“心中未免不足”。

曾国藩楷书杜甫诗（局部），摘自《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

曾国藩论人近苛，尝谓朱熹虽是大儒，“然未必能做事”；律己则近乎虐，四十岁立座右铭，则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穫，但问耕耘”。除了伟大与沉沦，人生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因此，他满怀遗憾而又不失自信的说：“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然而，正如钱穆评论曾国藩，虽不是第一流的学者，却绝对有资格“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而谈到书法的批评与教育，他也毫无愧色，堪称名师。

他的弟子，后来做广东巡抚的许振袆，转述过曾国藩对什么才是好字的意见，曰：“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既美且狠”。据李鸿章回忆，当年在安庆大营，夏夜酷暑，曾国藩喜欢与幕府群英围坐纳凉，打赤膊，挽起辫发，手挥蒲扇，“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可见少妇杀夫之喻，正是他的语言风格。或以传统书法常用的“刚健”与“婀娜”比附此语，窃谓婀娜不能尽美，刚健未必够狠。他与何绍基讨论何谓书之“大源”，用乾坤礼乐做说明，似更便领会。曾国藩说：“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瀰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据他说，何绍基听了这番高论，“深以为然，谓渠平生得力，尽于此矣”。

惟写字最怕眼有神而腕有鬼，不拘何人，训练总是第一义。曾国藩的书法教育，从家门之内展开。“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沅叔（曾国荃）天分尤高”，他勉励其子曾纪泽：“尔若能光大先业，甚望甚望”。而教学大纲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一是“写字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具体的指导，曾氏家书中连篇累牍，读者有意可觅读焉。

曾国藩的书法教育，极为民国间一位书法老师所赞赏，并专门在《锻炼》（民国三十三年）杂志撰文介绍，这就是沤盦的《曾国藩的书法论》。他说：“在我的书法讲话里，差不多每期都要引用着曾国藩论书法的话。有人责问我，曾氏在清代的书家中算不得第一流人物，又没著述过一部有系统的论书法的专书，他在书法上的见解，并不算得怎样高妙，为什么你常常喜欢引用他的话。我的答案很简单。即因曾氏的话，是对他自己子弟的指导，最是切实平易，有益于初学。”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克复南京。九月，曾国藩将两江总督署从安庆迁回“江宁旧治”，自此安排内战的善后工作。十五日记：“温杜工部五律三十余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十八首杜甫五律，可能就在此时写成。曾国藩编《十八家诗钞》，都六千五百九十九首，而选杜诗至一千二百六十五首，是所有诗人作品中数量最多的，其中五律为六百零一首，又是杜诗中数量最多的。曾国藩喜爱杜诗到什么程度，除了从选诗数量看得出来，还可以借用韩愈的一句诗：“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以及苏轼的赞语：“此老诗外大有事在”。不仅自己喜爱，也希望曾纪泽能领会杜甫五律的好处，他说：“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

这本楷帖从内容到形式，俱“是切实平易，有益于初学”。湘阴龙潭黄氏收藏了这部册页，于光绪十七年，请人双钩上石，泐诸祖墓庐壁。民国十七年，中华书局出版拓本。而近百年后，时移世变，此帖几乎湮没。幸赖刘君建海与刘君汉辉，从冷摊救出此书，精心影印，化身千万，利便后学。又随帖附印曾纪泽书《两都赋》，光绪八年于巴黎使署为刘麒祥所书者。父子师弟之书，汉赋唐诗之文，汇为一集，不仅是湘乡曾氏的私家教材，也是诵诗学字的优良范本，是可宝也。

癸卯四月廿八日谭伯牛谨序。

曾纪泽草书《两都赋》（局部），摘自《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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