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病毒逼世《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再次获得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广泛关注，并在中国再度出版。本书中文版再版后，你收到了哪些反馈？戴蒙德：我看到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更大了，不仅仅是在中国，也在日本、韩国等中国的邻国。我认为，这与人们对地理因素在地缘和政治格局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感兴趣有关。中国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如果你站在中国的正中心，就会发现离其他国家都很遥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比如，为什么在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而欧洲却从来未能统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问题。再比如，同样是邻近大陆的大岛，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与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却有很大不同，这是为什么？再比如，最近火山爆发的南太岛国汤加，离中国有千里之遥，为什么那里的人和来自中国南部沿海的人很相似呢？我想，这些都是中国人越来越感兴趣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内容。环球时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发表到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你有关决定各国历史走向和发展水平的不是种族，而是地理因素的核心观点有变化吗？戴蒙德：我的核心观点并没有变化，但我的确有很多新想法想要分享。比如一些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它们的答案。比如，我们的头骨是由许多小骨头组成的，中国人在头骨顶部有一块小骨头，叫印加骨。但人们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几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的骨骼中也有一块印加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中国人的血液中也有几十万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基因？再比如，中国北方人的牙齿和中国南方人的牙齿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但这是科学家们正试图理解的一个有趣的问题。环球时报：你认为，细菌在塑造全球政治格局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那么，这次新冠疫情是否已经改变、或即将改变全球的政治格局？戴蒙德：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我希望这种改变还能更深刻一些。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冠疫情是第一个迫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问题。当然，以前和现在我们面临过许多其他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暴发的流感疫情。然而，这些都没能让我们切身认识到全球性解决方案的紧迫性。但新冠疫情做到了这一点。我希望这个病毒能倒逼世界的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场疫情中独善其身。哪怕中国不断清零，但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疫情没有改善，一旦放开接触，疫情再度蔓延也只是几天的事情。环球时报：在新冠疫情蔓延的同时，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阴谋论也在很多国家甚嚣尘上。这是什么原因？戴蒙德：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我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过我的看法是，美国现在所经历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阴谋论和内部分歧，比我这辈子任何时候所经历的都要更糟糕。美国不是唯一一个社会共识破裂的国家。一些欧洲朋友告诉我，他们社会里的共识也在减少，民粹主义显著上升，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哪怕是一些被认为更民主的国家，比如德国、英国，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在这么多国家，民众间的共识都在破裂？我觉得一部分原因在于，面对面的沟通正在衰落，而非直接沟通正越来越多。我早年间在新几内亚岛实地考察时曾注意到一种现象，那里的人直到20世纪还处在石器时代。他们没有文字和金属工具，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新几内亚人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他们的交流方式是：坐在离对方不到一米的地方，面对面地看着对方，并相互抚摸对方的膝盖。而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有文字，有电话，有互联网，还有手机。屏幕上的文字交流很容易让人变得更粗鲁，更容易侮辱他人，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屏幕，而不是另外一个人的脸。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假设。环球时报：有人认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富国更富，穷国更穷，一些小国甚至可能因此破产或解体，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你怎么看这种可能性？戴蒙德：短期来看，新冠病毒会使穷国更穷，富国虽然不一定会更富，但不至于跌落到贫困的境地。因为富国享有许多资源，比如疫苗和药物，因此他们应对疫情的能力要远远超过贫穷国家。不过，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最终富国和穷国将不得不共同去解决疫情问题。否则，贫穷国家里未完结的疫情将会使富国再次出现感染案例。环球时报：从历史视角来看，新冠疫情最可能以怎样的方式终结？戴蒙德：新冠疫情很可能不会终结，就好像流感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仍然伴随着我们一样。也许，新冠将是一种我们最终也无法消除的病毒。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降低感染新冠的风险，比如多次接种疫苗。当感染风险降低后，也许我们能重新联通世界，但目前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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