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存在挑战，行增近期市场对于增发国债的发万预期再起，对于“特别国债”的亿国讨论升温，不乏学界、特殊业界人士呼吁中国应提高2023年赤字率并增发国债以支持经济复苏。再融资债债预多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券加期再起券商机构的投行、研究人士表示，根据对地方进行的调研，增发国债的可能性并不小，中国的债务结构有调整的必要性，中央加杠杆比地方加杠杆要更为稳健、更可持续。同时，今年的特殊再融资债或用到地方债的余额限额差，因此地方债的空间并不大。
地方政府化债进程加速
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中央财政积极支持地方做好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督促地方统筹各类资金、资产、资源和各类支持性政策措施，妥善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优化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逐步缓释债务风险。
近期，相关的措施明显加速。早在9月26日，内蒙古打头阵——拟在10月9日发行再融资一般债663.2亿元。其中，九期发行金额为274.4 亿元，债券期限为3年期。资金用途为，按照财政部要求，债券资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募集资金全部偿还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拖欠企业账款。
而后全国多地相继跟进，天津、云南等化债需求最高的部分地区也采取行动。例如，10月7日，天津市重启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合计金额210亿元。
10月9日，云南省财政厅发布2023年云南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至六期）信息披露文件。计划发行总额533亿元，其中：5年期262亿元、7年期271亿元，品种均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据募集资金投向说明，发行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偿还存量债务。
同日，2023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六期至九期），本批次债券发行总规模421.9亿元，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7年期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年期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整体来看，内蒙古、天津、辽宁、云南、重庆、广西先后宣布特殊再融资债发行计划，其中内蒙古663.2亿、天津210亿、辽宁870.42亿，云南533亿元、重庆421.9亿元、广西498亿元，募集用途为偿还存量债务。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日前对记者表示，平台公司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虽然现在在公开市场的违约案例少见，但这主要因为地方政府强力地刚性兑付和隐性支持。“从本身的现金流来讲，其实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对应的项目本身产生的现金流，已不具备充足的偿还付息能力。在政治局会议确定推出一揽子化债方案的前提下，下一步预计会看到更多的具体行动，地方政府特专项债、金融专项债是债务置换的思路，可能也需要一个大规模从中央推出的融资平台债务重组的方案。”
上述两者的区别在于，债务置换涉及债务主体的变更，而在债务重组的概念下，债务主体仍然是融资平台本身，但是通过重组的安排可以把期限拉长，把支付利息的成本降低，即降低利率，机构认为该选项可能规模会更大，且对解决当下的问题效果会更明显，这也将成为四季度的市场关注点，尤其四季度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前后。
增发国债预期升温
除了化债方案，各界近期对于增发国债的预期重燃。
部分券商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增发国债的概率不小，但可能并不是以坊间说的‘特别国债’的名义，更可能是以‘长期建设’为用途的国债，属于中央财政。”
根据Wind数据，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之差目前已经不到26000万亿元。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今年的特殊再融资债则可能用到上述限额余额差，但额度并不能都用尽，其实地方债的空间并不大。
在学界看来，增发国债是稳增长关键谈及财政扩张的手段，而这一观点也已经持续较长时间。例如，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需要提高财政赤字对GDP比，而资金来源并不存在太大问题，因为中国有增发国债的较大余地。原因有几方面——中国国债占GDP比不高；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应该有较强的国债需求；中国国债市场规模偏小，增发国债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好机会；增加国债在央行资产中的占比，有利于完善央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产业政策需求中央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他也建议，“除降息外，未来不排除央行可以从二级市场购入国债的可能性，实在不行也不排除从一级市场购买的可能性。”
亦有观点认为，中国今年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应先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但余永定也表示，并不是中国不首先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就不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支持基建投资。“一方面我们要解决地方债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影响我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支持基建投资，否则经济增长速度下去之后，债务问题只能会越来越严重，不会越来越轻。”
在各界看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形成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搞政绩工程、盲目扩张等等。但地方政府承担了进行基建投资的主要责任，但却未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
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基建投资投资项目大多数收益低，且为缺乏现金流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基础设施的融资贡献微弱。在4万亿刺激时贡献约为1.1万亿，在2021年，根据CF40研究小组的测算，2021年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基础设施融资的贡献仅为0.1%。即便有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专项债的支持，地方政府必须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筹集资金。一方面是低收益和缺乏现金流的公共投资项目，另一方面是成本较高（在某些情况下非常高）的投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债问题容易恶化并不奇怪。
多位学者对记者表示，发行国债以加大基建投资是一种老说法，甚至会引发一些负面议论，但似乎并无更好的“方案B”，而且中国仍有优化基建的空间和需求。在余永定看来，今天“基础设施”概念已经远远超出“铁公机”的范畴。面对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必须加强的环境保护、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现代化城市的地下设施严重落后等问题，中国需要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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