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作家和画家尉任之曾受邀担任《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年元月号昆德拉专辑的细节总编辑。这本专辑收录了当时昆德拉未发表的讲现一些散文作品、对谈，代人以及二十多位作家对他的命运观察。尉任之记得，尉任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昆德1月，为了筹备专辑的拉用内容，他与昆德拉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荒谬书信和电邮往来。
“昆德拉在生活中是细节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当时我和他住得很近，讲现但一直都没有见面。代人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2009年12月31日，杂志出刊的当天晚上，在巴黎日本文化中心，昆德拉的日文译者西永良成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私人聚会，”尉任之回忆道，“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高瘦的白发老人，谈话间玩笑不断，就和他的作品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和我握手的力道。”
米兰·昆德拉
尉任之告诉澎湃新闻，在中国台湾地区，昆德拉和村上春树被认为是翻译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两位作家。“昆德拉受欢迎的一大原因是他的作品有着绝对的现代性，比如他讲人的遭遇，人如何面对情欲还有环境，这都是现代人所共同要面对的；第二，他的语言有一种简洁和透明，他没有萨拉马戈式的大段叙述或是大量的文化和历史符号，这种语言的透明度让他的作品在翻译上不会造成很大的阅读困扰。无论是探讨人性的价值还是对于语言的使用，昆德拉的作品都具有普适性，让读者能够将自己投射在其中。”
在昆德拉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不断地相遇，而相遇是一种不期然的情境。尉任之说，昆德拉对于相遇的这种捕捉就是对很多现代人生存状态与命运的捕捉。“面对大的时代，我们的命运荒唐无力，而我们又必须在这样的状况下生存下去，其实这当中有存在主义的精神，但昆德拉用了一种幽默的方式去表达。”在尉任之看来，昆德拉的这种幽默与地缘有关，“他来自中欧的捷克，夹在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捷克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无力的命运之中，他的幽默是自然的。”
从昆德拉所喜爱的卡夫卡等作家那里已经开始，现代主义是文学中的重要脉络，经过昆德拉的更新，再延续到当代。“卡夫卡的小说、蒙克的绘画里已经有这一点，但是他们那个年代还没有经历交通发达、科技发展、资讯爆炸的各种变化，而到了战后，像昆德拉、贡布罗维奇这些作家，面对人的移动，世界的动乱，各种不期然的状况，他们从某个角度来说继承了现代，又开启了当代。”尉任之说道。
除了文学，昆德拉一生热爱音乐，尤其是爵士乐。“他喜欢捷克音乐家杨纳杰克，他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爵士乐手，在爵士乐中就有很多不期然的、不循常规的东西。但他和我说过他不喜欢瓦格纳，因为瓦格纳太冗长太严肃太缓慢，而他喜欢简洁直接幽默的东西。”尉任之说道，谈论昆德拉的文学，不能忽略他和音乐的关系，以及捷克人对音乐的热爱。此外，音乐里的复调同样在昆德拉的作品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复调就是王德威讲的的‘众生喧哗’，好像在同一个时空中就有不同的调性。在音乐里，复调可能同时有D小调、F小调在同一个时空里进行，讲述不同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复调的世界。”
《告别圆舞曲》
借由复调，昆德拉“用无数细节的微观来构成他对于人的纵观”，尉任之指出，这种细节有时候甚至是“不优雅的”。“比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他讲到人的粪便；比如在《告别圆舞曲》里，他讲到一个制作试管婴儿的医生，用自己的细胞去复制了很多他的孩子。这些荒谬的细节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现代人的命运。”
直至今日，昆德拉的作品仍然在中文世界里回响。在尉任之看来，昆德拉给我们的启发是想象力的自由，“即使当你的身体是受禁锢的状态，你的灵魂依然还是自由的。”另一大影响便是复调，“社会必然是多元的，一个社会必然有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必须在同一个时空被听见、被看见、被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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