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周刊 | 灯塔

海南东方市鱼鳞洲的文化历史，可以从史料记载中追溯至明朝。周刊在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灯塔海南卫指挥使张翊无意中发现了这座石山，文化这里独特的周刊地理位置让张翊兴奋不已。他随即在此设立鱼鳞洲军堡，灯塔并派兵60人驻守，文化以防御倭寇和海盗。周刊对于曾经驻守过海军部队的灯塔鱼鳞洲，人们出于朴素的文化情感，有时会称之为“海军山”。周刊大概“海军山”从字面上便有一种安全感，灯塔它后来几乎成为鱼鳞洲在人们言语中的文化代称。20世纪90年代，周刊我读中学时，灯塔我们的作文里出现得更多的，也是“海军山”，而非鱼鳞洲。

鱼鳞洲久负盛名，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它就已被列为海南八景之一。清代唐之莹曾特别赋诗赞誉：“鱼鳞高耸接云烟，策杖登临别有天。怪石回环看不厌，奇峰重叠翠相连。泉流一井清如许，浪击千层势欲颠。海上三山何处觅，分明此境是神仙。”诗中的“泉流一井”是指鱼鳞洲一口十分神奇的石井，民间传说中，几百年来，此井常年泉水不涸，清甜爽口。

少年时代，鱼鳞洲是我们寄寓梦想的所在。站在山顶上，听风呼呼地刮过耳旁，便能生出如曹操一般“登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喟叹。我们在山下的木麻黄林中辟了一块空地，野炊。三块晒干了的礁石垒成灶，同学从家里拿来一口不小的铝锅，水扑哧扑哧地往外冒泡，把锅盖都顶了起来。大家欢天喜地地从锅里捞出汤圆，一些汤圆裂了口子，甜的芝麻汤汁流出来，落了锅里，锅里便成了流动的水墨画，把鱼鳞洲的影子都收录其中。

那个时候的鱼鳞洲，一直在城市的边缘安安静静的，好像几百年来就一直是这个样子，海军山上的哨所始终空无一人，因临海而立，潮声混着浪击礁石的迫切，显出这山的寂寥和孤单。那是海南很热闹的年月，唯鱼鳞洲仍旧安静，仍旧沉默着偏居一隅，仿佛在冷眼观望世事迁徙。多少岁月悠悠逝去，迁不走的，是那鱼鳞一样嶙峋的礁石和粗糙的砂粒。

沿着鱼鳞洲的海岸线行走。二十年前，一条新修的柏油路蜿蜒入海，一路风景与海南东部截然不同，椰子树渐次减少，木麻黄、苦楝树则随处可见。拐入一条土路，是仙人掌的天地。鱼鳞洲附近的渔民少，几个土石房随意地散落着。入口为一个方形的石砌小门，“鱼鳞洲”三个字已经斑驳，墙体在剥落，旁边的烈士纪念碑也很清瘦，海风常年呼呼呼响，一种奇异的悠远的调子。远了看去，鱼鳞洲一面连着陆地，三面环海，地形是一座裸露着岩石的丘陵。岩石长得重重叠叠，阳光折射后，灼灼生辉，果真状似鱼鳞。

那一年，我们没找着古诗里的“泉流一井”。

史料记载，1939年7月8日，日本海军横须贺第四特别陆战队攻占八所。1941年3月，日本侵略军为了掠夺海南石碌铁矿和旧村岭的珍贵木材资源，诱骗、强抓、押解中国劳工和盟军战俘开始修建八所港和石八铁路。至1943年4月建成。日本侵略军为抢建八所港需要石头，不惜疯狂地用炸药炸掉鱼鳞洲的山崖取石，山体被严重破坏，山体环境发生变化，原来一直不曾干涸的百年石井也消失不见了，仿佛以此明志，以对抗侵略者。

鱼鳞洲、八所港、死难劳工纪念园，都是日军侵华罪行的历史铁证。

这些罪证埋进岁月深处，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1957年，八所港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之后，得到一些恢复，毗邻的鱼鳞洲也开始建设起来，从山脚到峰顶砌上水泥台阶。1964年，又在峰顶建起瞭望台（灯塔）和航标灯——一幢白色的圆柱建筑，孤独地站在鱼鳞洲之巅。它就像是这片海域里的“文明世界”，让渔民和航海者都趋之若鹜。这些创建，在历史上都有特别的意义。

2003年，山顶航标灯塔改造为仿古式灯塔，灯高62.9米，塔高18.6米，航标灯昼夜自熄自来，每6秒闪白2次，射程18海里。它是北部湾重要的航标。

2011年，东方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鱼鳞洲军堡被列为东方市不可移动文物。

其实，从远古时代开始，灯塔就是代表它们所在城市的军事和社会经济力量的元素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它经历了许多次变身，从明信片、模型、邮票到绘画、电影、诗歌和小说，它常常被视为孤独的象征。诗人们更是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将灯塔称为“波浪的牧羊人”或“岩石的王子”。

鱼鳞洲上的灯塔，遵循着世上最古老灯塔数千年来的旋律，每走一步都会打开不同的大门，把人们带进远古时空。鱼鳞洲上的这座灯塔，讲述的是海南西角历史上诸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像摇篮曲一样，有着最原始却最明亮的温暖。（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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