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南周刊丨新出土的海南柳公权丹青呈现晚年书风 书为心画

文\本刊特约撰稿 韩惠娇

近日，陕西省发布“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周刊其中，丨新公权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书丹的出土呈现严公贶墓志的出土，成为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柳丹青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晚年柳公权晚年撰文并书写的墓志铭。

发现柳公权撰书墓志的书风书墓葬。资料图

图为墓志局部。心画资料图

忠臣义士书法

穿透历史的海南重重迷雾，后世人认知的周刊柳公权，只剩下了一个斑驳的丨新公权“书法家”的身影。他生于晚唐，出土呈现出身于负有盛名的柳丹青河东柳氏，且有一惊才绝艳，晚年被家族赋予“兴盛之责”的书风书胞兄柳公绰珠玉在前，柳公权并不如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

柳公权像。资料图

《旧唐史》记录他，“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十二岁能为辞赋，到三十岁中进士，柳公权似乎还是个光耀门楣的人物。其以书法赏识于上，而致用。最盛名时，曾御前应召，书写三纸真、行、草三体书法，军容使西门季玄为其捧砚，枢密使崔巨源为其过笔。此番盛待，只有当年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的李白可与之媲美。

然而，柳公权却为艺名所累，困在了“御用书法老师”的这个身份上，而志向不得施展，在“校书郎”等低级职衔上蹉跎10年。儒士之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书法世界本该优游自在，自然而然抒发性灵。他怀有经世致用之志，却困于文书制诰的繁琐事务，以艺侍人。唐文宗时，柳公绰曾为其致书宰相，说“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书侍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暂换得实职，又迅速被召回御下。书法之缘于柳公权困厄太深！及至花甲之年，才得以外任，至88岁卒于任上。

图为柳公权书法作品《玄秘塔碑》局部。资料图

柳公权的书法上追魏晋，下及初唐诸家，更深厚吸收了颜真卿的笔墨营养，笔力遒劲，结体中紧而外舒，筋骨雄健。此次出土的柳公权书丹墓志铭更呈现了晚年书风，结体宽博，下笔刚健，银钩铁画，魄力雄强，结构天成。汉代扬雄曾在《法言·问神》中说：“书，心画也。”书如其人，其学养、才情、志趣都可映照在书法这滩清泓间。而于柳公权的书法点画间清晰可见清刚雅正之气。人如其书，他不过是一介立志修身、齐家、治国清风皓月的儒生罢了。

在书法发展的浪潮里，唐朝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内廷混乱，战乱并起。盛唐书坛上群星璀璨的时代已经落幕，中晚唐书学一度颓唐，颜真卿和柳公权就是暗淡夜空中的并蒂双星。两人书法同样的笔力雄壮，骨力刚健，被后世合称为“颜筋柳骨”，给孱弱的晚唐书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水流。

在书法史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朝代末期，雄壮刚健的“忠臣义士”书法就会备受推崇，似乎这样能给趋于衰亡的时势寄寓一些祈盼，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而“颜柳”正是这样的存在。

柳公权其人其文

此番西安长安区发现的唐代严公贶墓遗址里，发现的柳公权撰文并书写的墓志长76.1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个字，全文1769个字。其立于唐大中四年，柳公权时年73岁。墓主人严公贶乃柳公权堂妹夫，与柳家乃姻亲。墓志是汉代以后出现的放在墓里刻有主人生平事迹的石刻。刻于其上的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性文体，主要记载墓主姓名、家世、生卒年和生平事迹。这一方小小碑版承载的是一个人一生的盖棺定论。对此，后人对内容和书写人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氏族大家皆以延请名士捉刀为荣。当时柳公权书法名扬天下，以至于“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

立墓志之风，流行于汉以后。《唐语林》记载，“前汉碑甚少，后汉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可知，东汉蔡邕、崔瑗就曾大量撰写碑铭。立墓志的目的，除了让逝者不朽，同时也为宣传家族事迹光耀门楣。文人拿了润笔之资，为人撰写墓志铭，免不了多溢美之词。蔡邕曾惭愧道：“吾碑铭多矣，皆有惭德……”

到了唐代，立墓志蔚然成风，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等名家都写了不少墓志铭，它们有很强的文学性，且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不少成了流传千古的名篇。至于墓志铭之末流者，润饰太过，有失真实，贻误后人。而因为立墓志成了刚需，而撰写墓志铭就成了文人们的一门营生。最负盛名者非大文豪韩愈莫属，其一篇墓志铭值“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绢五百匹”，这样的润资，十足令人艳羡。

柳公权的文名为书名所掩，生于人才巍然于艺林的“河东柳氏”，其文辞亦是不俗。在御前，唐文宗曾出题“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以“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应对，得唐文宗“辞情皆足”的美赞。此墓志从行文片段看，文辞端正，可见正人执笔，无夸张矫饰之辞，回忆严公贶生平事迹情真意长，清丽端雅。可见，柳公权书如其人，文亦如其人。

图为严公贶墓中出土的陶砚台。资料图

“尚法”的唐代书法

唐代书法的辉煌源于初唐帝王对正统真书的推广，在国子监设立书学，培养文书干部，并设立了详细的学书规范。同时聘任著名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在弘文馆、崇文馆为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子弟中“爱书”“有书性”者教授楷法，为培养书法艺术性人才建立体系基础，这样奠定了初唐书法的辉煌，也为楷法的设立建立了“法度”。

同时，唐以前，印刷业并不发达，发布公文采用立碑、勒石的方式，这也是公共展示性的书法活动，一为“传史”，二也是书法学习的手段。书法学习者都知道，书法学习的重要工具就是碑、帖。一个书法名家碑版的出土，意味着新的学习资料的出现。而墓志铭是常见的碑版类型。

唐朝的科举考试设立“明书”“明经”“进士”等多科，其中“明书”，主要考查内容是金石学、古文字学和正字学，被后世视为“书法考试”，这样的举动成了大量士人学习书法的动力。唐朝科举“以书取士”的考察标准之一就是“楷法之遒美”，旨在考察其人品道德，以书法观人品。中国传统的“文艺观”是文与质相符，书法是学养、性情、志趣、品格的艺术性体现，不然，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诗赋是下乘之作，书法亦是流俗。

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以书法、事功、人品、文质相合而垂范后世。到了晚唐，忠勇正直的颜真卿以一篇泣血的《祭侄文稿》为后世纪念膜拜，这都是书品和人品合一的体现。而柳公权在唐穆宗向其请教笔法时，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回答，以笔进谏。后人皆赞其敢于进谏的高义，但或许这就是柳公权对笔法的真实理解，以笔为心画，书人合一。（韩惠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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