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70载接续耕耘 扎根三星堆的载接考古人

●70载接续耕耘，让曾被误认为“不晓文字，续耕未有礼乐”的耘扎古蜀国，真实面貌渐渐清晰

●工作站还没有建立时，根星考古人员只能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考古睡觉都听得到猪打鼾

●多年的载接发掘，三星堆留下了丰富且繁多的续耕材料，考古人员需要进行分析，耘扎形成“全景”报告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五一”小长假，根星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仍在有条不紊展开。考古年轻的载接“90后”们挑起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诸多环节的续耕大梁，三星堆更多的耘扎秘密，有望在他们手上揭开。根星

在1986年三星堆一、考古二号祭祀坑发现以前，学术界还不知道中国的西南部，曾经有着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扎根三星堆，从确认此处有古文化遗存分布，到明确遗址年代在商周时期，再到一、二号祭祀坑“一醒惊天下”……70载接续耕耘，曾经被误认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古蜀国，真实面貌渐渐清晰。

达人档案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学者葛维汉在三星堆首度试掘，从此让考古学者把目光投向三星堆。1949年以后，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前赴后继，在此展开勘探发掘，他们的接续奋斗，正在揭开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的神秘面纱。从早已作古的考古大家冯汉骥、王家佑到1986年发现一、二号祭祀坑的陈德安、陈显丹，再到雷雨、冉宏林以及更多“90后”，考古事业在这里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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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 他们首次发现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因当地三个土堆如三星分布而得名。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清理倒流堰时发现玉石器坑，由此引来文物界的关注。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曾率队在此进行过十几天的发掘，并提出了“广汉文化”概念。但真正确认三星堆是一处古遗址，已经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1年起，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组织在三星堆展开调查。考古人员先是确认了遗址有古文化遗存分布，此后又在1956年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并明确了年代为商周时期。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介绍，上世纪50年代，宝成铁路修扩建要经过新繁和广汉，因此1956年，考古人员对新繁水观音和广汉三星堆进行了调查。王家佑和同事江甸潮参与了此次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中，两人在三星堆采集到了相当于殷商时期的文物，明确了遗址年代。

王家佑，四川考古界元老级人物，194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53年在北京大学进修史学专业，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在三星堆调查期间，王家佑还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听说燕道诚家里当时还保留着1929年发现的不少玉石器，他客串起了游说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燕家将十余件玉石器无偿地捐出。这些燕家捐出的玉石器包括了玉璋、玉琮、有领玉璧、玉圭等多个门类，它们如今成了四川博物院珍贵的馆藏组成部分。

196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在三星堆展开了联合发掘。50多年前的田野考古，条件异常艰苦。所有考古人员临时住在广汉回龙寺小学搭通铺，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23斤，一大群年轻男子天天干体力活儿吃不饱，只得不断找农民买红薯充饥。这次发掘收获不小，不仅发现了3座墓葬和疑似建筑，还发现了残铜器、炼渣、孔雀石以及坩埚残片等文物，证明月亮湾可能是手工业作坊中心。也正是这一次的发掘，四川考古的奠基人冯汉骥提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当时间匆匆来到197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调查再度重启。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走乡串户放幻灯片时，发现三星堆不断有陶片出土，并且零星有玉刀、玉斧等文物出现。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的李昭和、胡昌钰等考古学者专门前往调查。两年后，三星堆遗址里建了十多个砖瓦厂，农民大量取土时再度发现大量陶片和石器。在此背景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省博物馆就此决定在1980年重启三星堆发掘。

此次发掘由王有鹏带队，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4座新石器晚期的墓葬，并且发现了18座房屋基址。在此以前，成都平原还从未发现过这一时期的古人墓葬。也正是这次发掘，基本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并不只在商周，而是上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文化”就此提出。

发现强大的古蜀国，曙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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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携手 三星堆“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1980年的这次发掘中，有两位重要参与者——陈德安和陈显丹。他们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同班、同寝室的同学，毕业后又双双分配到省考古院，随即前往三星堆参与发掘。6年后，正是“二陈”在三星堆发现了一、二号祭祀坑，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

在1976年报考大学时，陈德安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干上考古工作。那一年，他已经23岁，在绵阳三台县农科站当站长，还代管了几千亩林地。陈德安原本想学医或者读师范，有朝一日回到县城去，没想到被调配到了考古专业。在前往四川大学报到时，他专门请教了教书的表哥问什么是考古，对方告诉他学了应该是去博物馆，和那些奇怪的展品打交道。

在大学时，陈德安在油印的讲义上首次看到了三星堆遗址的介绍，“内容不多，20分钟就讲完了。”没想到大学毕业一工作，马上就被派到了三星堆。

那时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还没有建立，考古人员只能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吃饭也在农民家搭伙，别人煮啥吃啥。陈德安搭档陈显丹至今记得农村房子不隔音，“睡觉都听得到猪打鼾……”到了1985年左右，考古队和当地砖瓦厂联系，借用工人用废砖盖的房子当宿舍。里面用烂砖铺地、木板铺垫点稻草就是床。

从1982年开始，陈德安和陈显丹两位年轻人开始担负起了三星堆发掘的主要职责。他们很快在三星堆发现了陶窑、石头建筑以及第四期遗存，此后在附近勘探时，确定仁胜村一带有文化遗存。后来，又首次确认了三星堆遗址有12平方公里以上。1986年3月，四川省文化厅牵头举行了一次三星堆遗址联合发掘，分为3个区域进行。正是这次发掘，在第3区发现了两米多厚的文化堆积层。这个堆积共分了16个地层单位，在对第14层取样进行碳14测年时，首次确认了遗址年代最早在距今4800年左右。这一结果的出炉，令学术界开始推测——三星堆可能是古蜀王国的都邑。

学者们的推论很快在当年夏天得到证实。1986年7月和8月，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相继因农民烧砖取土被发现。陈显丹说，在此以前，三星堆零星的各种发现和结论，“对认识三星堆来说已经是很大突破了。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有祭祀坑，毕竟在此以前发现的青铜器只有几件。”

祭祀坑的发现，让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考古人员一边苦口婆心做当地百姓的思想工作，一边到北京给国家文物局汇报情况，申请三星堆遗址纳入保护单位。1986年的冬天，陈显丹和广汉文物局一位副局长到了北京。约定下午3点汇报，两人担心人生地不熟迟到，上午就跑去蹲守，“又冷又饿，终于看到卖红薯的，买了几斤才填饱肚皮。”

让三星堆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开小灶”，在1988年被单独批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内的砖瓦厂全面停工。而就在此后几年，陈德安继续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相继确定了三星堆东、西、南三面城墙，首次对遗址进行了环境考古调查，并在2005年发现了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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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扎进三星堆 这辈子就不想出来了

1984年，又一位年轻人来到了三星堆，他就是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现任站长雷雨。第一年报到，三星堆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因为老家重庆万州是山区，雷雨的自行车技术一般。在骑行乡间小路到工地时，他一个不小心就连人带车掉下了河，浑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

让雷雨更郁闷的是，1986年开启的三星堆发掘，他因为生病半年，硬生生错过了祭祀坑的发现。在病床上听到三星堆不断传来的好消息，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小伙子懊恼不已。

或许一切的不顺，只是为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2005年，雷雨接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成1980年至2005年的三星堆考古总报告。20多年的发掘，三星堆留下了丰富且繁多的材料，雷雨需要全面客观地介绍材料，也需要从碳14年代、环境考古等多个角度对不同材料进行分析，最后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框架、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征，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个无比浩大的工程。雷雨说，三星堆的这本总报告，预估需要四五百万字。在繁重的发掘任务之外，他只有经常熬夜加班赶报告，“到现在，还有一两百万字没完成。”

十多年来，三星堆聚落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的性质更加明确之外，雷雨带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多段城墙的结构和年代，并且成功明确了北城墙位置，让三星堆古城的城墙最终合围。但是，雷雨和诸多前辈一样，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能够一举发现新的6座祭祀坑。“真的不敢想！我们当年以为一、二号坑就是三星堆的亡国坑，国之重器也就那么多。我只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把三星堆聚落格局搞得更清楚就圆满了，谁知道还有6座坑是同样性质，古蜀国的强大超乎想象。”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是两年前勘探发现6座祭祀坑以及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的现场负责人。2013年，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以后，主攻商周考古的冉宏林暗暗期待能够到三星堆工作。没想到天遂人愿，他到省考古院报到以后，直接被分到了三星堆。

考古工作，远比公众想象的要平淡。“每天就是发掘、整理材料，做研究，写文章……”年轻的冉宏林却不觉得枯燥。他自认是一个不太喜欢都市生活的人，反而认为每天和泥土、陶片打交道，是在构建触摸历史的桥梁，“再说，任何一个重大发现，都需要有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来支撑，了解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基本状况、分布范围和年代，等等，每一样都很重要。”

2019年，在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背景下，省考古院牵头制定了三星堆考古发掘三年行动计划。考古人员在仁胜村、燕家院子等5个地方同时开展勘探，期待了解不同区域的文化堆积，解决相应的学术问题。就在对祭祀区进行勘探时，陆续发现了新的6座祭祀坑。现场发现疑似迹象时，冉宏林激动得一下跳了起来。

这以后的一年多，冉宏林作为本轮发掘的现场负责人，几乎一直待在了工地上。当5号祭祀坑发现金面具时，他和雷雨两人亲手将面具捧出，两代考古人激动得双手微微发抖。

“我这辈子，估计出不了三星堆的坑了。”今年只有30多岁的冉宏林早早给自己的职业做了全部规划，“三星堆这样的大遗址，不是两三代考古人就能搞清楚所有问题的。只希望我还在的时候，能够搞清楚三星堆的‘旧时王谢’和‘寻常百姓家’，找到三星堆的宫殿区和墓葬区等重要遗存的分布和古城总体面貌，另外搞清楚三星堆人的衣食住行，呈现一个更丰满的三星堆。”

如今，又一批年轻的“90后”来到了三星堆。三星堆考古的接力，仍在延续。（记者 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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