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独家】三个武汉人的独家的抗的凝抗疫故事：中国人的凝聚力藏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里

环球时报赴武汉采访组

初冬傍晚的汉街，身着潮服的个武国人年轻人正在当街演唱，被暖到心坎的汉人活路人掏出手机专注地录着，也有人的疫故注意力并不在此，忙着跟同伴讨论即将新开张的事中琐碎网红奶茶店，是聚力不是值得排队几小时。武汉带着熟悉的藏日常生烟火气复苏了，速度就像当地解放大道上出租车的独家的抗的凝车速，不过年初的个武国人那场没有硝烟的抗疫之战留给这座城市的痕迹依然存在，口罩佩戴率可排全国前列，汉人活饭馆里一次性餐盘几乎是疫故标配……2020年即将过去，为了深入探究这场疫情带给武汉市民怎样的事中琐碎改变，《环球时报》记者再赴武汉，聚力倾听亲历那场抗疫战争的藏日常生医生、康复者和志愿者回顾各自的独家的抗的凝经历。

首位被确诊的重症医生：我告诉儿子，爸爸是个英雄

“大脑缺氧时，整个人都是‘空’的，没有多少思维，只是看着心电监护仪，只剩害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向《环球时报》描述起自己年初感染新冠病毒直至呼吸衰竭时的感受，表情平静得像是在向新来的实习生讲课。

陆俊告诉记者，他应该是第一个被确诊的重症医护人员。此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猜测自己可能是1月2日被感染的，那天晚上，他接诊了大概30个发热患者。从1月5号下午出现发热症状到10天后渐渐无法自主呼吸，再到1月29日病情好转，陆俊在生死线上游走了一圈，病情最重的时候，是一种“要被淹死的感觉”。那段时间，甚至传出陆俊“因病去世”的谣言，以至于他听说有没搞清楚状况的同事为此大哭一场，“其实我真要是不幸去世了，对当时的医护人员一定是个比较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抗疫主力还是年轻医生，如果你开始害怕的话，被感染的几率就会成倍的增加。”

为了让战友们坚持住，陆俊决定主动辟谣，委托一名医生拍下他带着医疗设备做原地蹲起的视频，画面里的陆俊完成一次蹲起需要七八秒的时间，看上去非常吃力，毕竟在两三天前，他连手机都拿不起来，“就是为了给同事打气，那个时候内心强大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了解这类病，知道熬过最初二十多天的阶段，可能就会慢慢恢复了，还是比较自信的。”在被《环球时报》记者问到是否担心自己挺不过时，陆俊这样回答。最终，他赢下了这场战斗，1月29日他从金银潭医院转回到同济医院，并于3月28日出院。今年6月，陆俊重返工作岗位，上班的第一天，医院的相关领导和同事都在迎接他，但整体气氛温馨而平静，“同济医院90%的医护人员其实都是在抗疫一线，都是战斗英雄。”

陆俊说，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已恢复了90%，但能明显感到跟患病之前有所不同：“比如我去查一个病床，几十米的距离以前可能半分钟就走到了，现在只能慢慢的走，能感觉心跳得比较快。”在他看来，虽然新冠病毒给肉体带来负面影响，但这次“从医生到病人再到医生”的角色转换，让自己对医生的责任有了新的理解：“再一次以医生身份站在病人床前的时候，看着心电监护仪，我就觉得回来真好，又可以为病人解决他身上的病痛，去问诊的时候也会对病人有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记者了解到，患病期间，陆俊一直瞒着家人，父母在2月份才从新闻里得知儿子患病的消息，在出院后，他只是淡淡地告诉3岁的儿子：“爸爸一直在上班，支援前线。爸爸是个英雄。”

疫情让倔强的父子和解 康复者：我变得“佛系”了

“我会永远失去他吗？”当陈林（化名）眼睁睁看着父亲被送入ICU病房时，脑子里蹦出这个可怕的念头，而这在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都从未出现。而这时，他几乎已经忘了自己尽管症状很轻，但也是一名感染者。

陈林父亲的症状是在吃完年夜饭后出现的，起初是咳嗽，然后气喘。当时武汉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侥幸心理让他们都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父亲甚至还埋怨是陈林把感冒传染给了自己，因为在这之前，陈林已经断断续续咳嗽很长时间了。

陈林从没在医院见过如此让人窒息的景象，由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求诊病人塞满医院，候诊时间都是几个小时起步，“我亲眼看到一个病人在我面前昏过去，跟演电视一样。”

之后的十多天里，陈林每天要在医院守20个小时帮父亲争取住院机会，就靠着早上出发前的一碗面条扛一整天，这样的极限状态持续到2月11日，陈林背着已经无法行动的父亲上车、住院。看到父亲住进病房，陈林感觉身上和心里同时轻松了，却忽然有些站不住。

其实陈林也有住院的机会，但他向社区主动申请将机会让给一位年长的邻居。接下来，陈林收拾行李住进隔离点，在那里吃了“毕生难忘的一顿饭”，“肉丸、大虾，红烧牛肉、辣椒，几乎全部都是荤菜，吃着吃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新冠病毒让陈林和父亲隔开一个多月的距离，却拉近了他与父亲疏远了20多年的心。出生于传统家庭的陈林一直想创业，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作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在当地法院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疫情前，他和他父亲关系非常不好，“一次谈话几乎不会持续10分钟。”

父亲病愈后，这对沉默寡言、互不低头的父子的关系开始升温。“父亲开始耐心地听我说，理解我想要的生活，支持我一直梦想做的事。”陈林说他注意到，父亲出去买菜，买的全都是儿子爱吃的菜。他坦言，这场疫情软化了自己的个性，让自己变成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变得‘佛系’了，看什么都不是事儿。之前总认为自己什么人都见过，算是见过世面的。但这种直面生死的场面，真的会让人觉得‘活着就挺好’，不再执着于争斗。”陈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病愈后，他从隔离点出来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好多口罩，直接送到附近的一家孤儿院。

话虽这么说，但当谈到美国不断诋毁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时，陈林又按耐不住自己的“好斗”脾气：“你看美国那边，疫情那么严重，抢劫到处都有，我们武汉有吗？一个都没有，在封锁期间，武汉的居民真的是团结起来抗击疫情。武汉人民永不投降，我们将向世界证明武汉会更强更好。”

志愿者：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只是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掩盖

一月末，陈星旭开车带着爱人去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帮助分配物资的路上，两个人在车里号啕大哭，“武汉以码头文化著称，平时充满烟火气，很热闹，连市民讲话都很大声，但当时封城后，硕大的城市空无一人、万籁俱寂，竟然能听得到鸟叫。”

陈星旭是武汉520志愿者组织发起人，他谈起当时的反应仍感觉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毕竟反差太强烈了。就在封城前几天，他和爱人正在云南旅游，爱人的一个十几年的闺蜜退群并且把他们拉黑了，理由是“我们在武汉水深火热，你们还在外边玩。在群里看着不舒服。”

“其实做志愿者是我爱人先提出的。”陈星旭说，自己当初只是抱着陪老婆的心态去的物资发放现场，但这一去，就完全被当时的氛围包裹了。“从来没有看过那样的场面，几百辆车一直排到馆外，到处都是身穿防护服的人，一种临战的感觉。”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跟他一起去的志愿者只有13人，带队的让他们一人领一套防护服，自己却根本不知能干点啥，“就好像要上战场了，自己却从来没摸过枪，当时腿真的有点哆嗦，我老婆都笑话我了，现在想起来还惭愧。”

陈星旭记得很清楚，一位同批抵达的志愿者是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感觉还没有我一半体重，人家一手提着大箱子，一手提着足有50斤重的消毒水，飞快地走，不说休息也从不喊累。”卸货卸到巴基斯坦的物资车时，陈星旭的情绪又一次无法按捺，“每个箱子上卡了一包口罩，那些物资看起来并不整齐划一，但能看出来是举全民之力捐赠的，几个大男人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现在回想起志愿者的工作，陈星旭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接救助电话、对接物资、跟政府协调、提建议等繁复的事让人的脑子24小时处于“超载”状态，“经常接完一个电话，紧接着再来一个电话，然后前一个电话内容都忘得一干二净。”一天吃不上一口饭是常事，但总有人记得他们，陈星旭曾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电话，说要给志愿者送物资，“夜很深了，街道像是死了一样，远远看着她从黑暗里走出来，提着一大包零食。那时候觉得她是个天使。”

让陈星旭欣慰而满足的是，在经历初期的混乱之后，沟通机制逐渐理顺，社会各界的建议和问题被政府部门充分吸纳，武汉乃至全国的抗疫战争效率大幅提升，他拿出手机给《环球时报》记者看，聊天记录显示，一位省领导不管多晚，都会立即回复他的求助，“我们志愿者团体2月上旬到中旬，每天早上5点都会更新一批数据和建议，通过相关渠道，据说这些材料几个小时就能到中央领导的案头。”

4月8日武汉解封那天，陈星旭和朋友来到江边，听着响起的钟声，百味杂陈。陈星旭说，这场疫情让他感受到武汉人性格深处的温暖一面，“以前总有人说武汉人‘排外’，性格粗犷，不是这样的。我们车上贴着志愿者的标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其他车辆的礼让，这样的小细节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我们小的时候听到黄继光、董存瑞之类的英雄故事，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是这次我真正相信小时候受的很多教育是真实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是被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所掩盖的，在和平年代掩藏所有国人的心底，但是一旦遇到危难，迸发出来的能量将是惊人的。”陈星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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