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周日的晚上。每个周日的相亲性小县城晚上，我都很伤心，个女还没收拾好心情，考编明天又要奔赴兵荒马乱的相亲性小县城战场。尤其当第二天有采访任务的个女时候，感觉头顶上悬了一千根针，考编扯着我，相亲性小县城不敢把脑袋安稳地放下，个女怕睡着了又痛醒，考编索性就这么悬着脑袋，相亲性小县城睁着眼睛，个女清醒地困到天明。考编

瞥了一眼手机 ，相亲性小县城今天竟然是个女7月2号。0702这四个数字作为我的手机锁屏密码，已经一年了。一整年过去了，自从潔从我的怀里离开。

这一年，我有在好好生活么？有什么长进么？

点进明天要采访的那个教坛新秀姐姐的相册，置顶的一条是有一只头戴警帽、身着蓝色警服的棕色小熊。而他又叉着腿坐在中控台上，微闭的嘴巴里好像藏着数不尽的幸福。照片配文：专属心动男嘉宾警察。

上次采访，我坐在那个姐姐车里，她妈妈也在。阿姨问我有没有结婚，我说，还没。阿姨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可爱，还愁找不到对象？”接下来，阿姨似乎有想帮我张罗的意思，问了我一些年龄、学校等基本情况，最后她问：“你是考录进电视台？”我知道她是想问我有没有编制，于是我说：“是合同工考进的。”阿姨就不再问下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姐姐已经找到了对象，是警察。那只小熊，潔曾经也送过给我。我已经没法再嫁给潔，有时候想，哪怕跟他不在一个城市，如果将来的老公跟他一样是警察，那我在家乡也没什么遗憾了，就好像他在我身边。

可是按照家乡小城婚配排序，有编制的得找有编制的，像我这样的，警察不会喜欢我。想想如果当初不那么叛逆，如果那天晚上没有松开他的手，听他的话珍惜校招机会留在南京当老师，而不是追求所谓文艺女青年的梦想，现在我跟潔是不是在南京也有了一个家。

回老家工作四年来，以平均每周两篇稿件来计算，差不多出过400多篇稿件。现在很多个早上，起床显得毫无意义，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最终等待我的是什么，有时候会在出门前，打开电台的节目，让熟悉的声音一直陪着我去往单位的路上。

近来记性越来越差，坐到工位上，从抽屉里取出便签本，列好今天要做的事，然后取上机器，把三脚架支在两腿中间，腾出手来按电梯。出去采访的路上，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一栋栋房子闪过，脚架安静地倚在腿边。真希望车子一直就这么开下去。司机大姐把我送到目的地，特意冲车后座望了一眼堆得满满当当的家伙，提醒我不急，东西都带好。我分两次把机器拖出车外，关上车门 ，戴上帽子和口罩，低下头伸出脚勾住架子中央合拢，抬起头，拎着它们跟着我跑的时候，它们就像我的不争气的孩子，我怨恨他们，但又不得不领着他们往前赶，我就得把所有眼泪咽回去了 ，就又得逼着自己使出浑身力气去架机器，去抱着它横在胸前拖着步子四处从一个街区走到一个街区 一个人走过另一个人，去问问题，去好奇，去回应，像一个工作机器。然后回到家就像卸了发条一样，一身疲惫。

周末，登上去往南京的顺风车前，我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一条丝袜套上，提前化了妆，涂了指甲油。把粉色睡衣塞进手提包，那里面还装着考试复习资料、素描纸、画笔和橡皮。

这是我回家乡工作后，第二次参加教师编制考试。汽车嘟嘟地开过我上班的广电大楼、家乡的高铁站，经过三三两两的农家屋子，小男孩坐在板凳上抱着刚剖开的大西瓜，一边吃，一边跟晾衣服的阿爸斗嘴儿 。我从包里取出手机，提溜着神经滑开锁屏，看到没有工作群消息，松了口气儿。出来考试，是瞒着单位的。这份工作，已经做了第四个年头。研究生毕业后，我以为我对学历，对通过考试去获得些什么的执念已经放下了，一心追求文字梦，因为专业不对口辗转好多家媒体才求来家乡电视台这份工作，不想让单位觉得仅仅过去了四年，我就已经谋划着走回头路。经历了报名、初试、现场复审，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六趟儿，几乎都是前一天晚上搭顺风车去，第二天一大早再颠簸300多公里回。这次只剩下面试环节了。

中秋节假期最后一天，考试结果出来了。笔试和试讲都是倒数。因为研三校招的时候，北京的教师编制和户口唾手可得，所以我几乎已经习惯“自己是一个有编制的人”这个身份认同，考试几乎都是临考前抱几天佛脚，就冲过去应考，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轮到我最后一个领成绩单，对比了前面两个女孩的成绩，心突突往下掉，强作镇定抓起笔签字，坐在我身边的老师边看着纸面，边说：“去年我们这边南理工都招辅导员的，你怎么不关注呢？自己要关注呢。”

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在眼眶里打转。写完后，我抬眼看了一眼老师，不好意思地说了声谢谢。

“不要紧的，像你学历这么高 ，以后还有机会的。”老师又叮嘱了一句 ，然后向我投来那种 “好了，我不多说了，往后自己自谋多福多保重吧”的眼神，就没再忍心看我了。

早上9点半，接到门卫师傅的电话，问我在不在班。我问什么事儿，他说有人来找我。又有人冲到我单位来了。

那天中午快11点的光景，我正在键盘上噼噼啪啪打一些字。隐约感觉有一团黑影立在门外，我往外一看，不敢相信那张脸竟然又出现在我面前。那团黑影还是和七八年前见到的约莫身高，脸上撑一副黑框眼镜，岁月没有把那张脸变得更老。我扭头看她的时候，她露出慈母般的笑容，就立在远处，定定地看着我，见我没反应，又抬起一只胳膊，冲我摆摆手，那么自信地要表达慈爱的样子，好像一位母亲在幼儿园门口迎接仅仅隔了一天就不太认识她似的孩子。我感到了羞辱，心像被冰渣子锤得多处是缝儿，不敢再把头扭回来，好像动一下，五脏六腑都被牵扯得生疼。我默默地停了一会，望了一眼同事们，确认大家都埋头在自己的工位里，才敢把目光挪到屏幕前那篇稿子上，把最后一个句号，删了加，加了删，多希望它变成一个窟窿，一伸手把我拽出去。

虽然那团黑影消失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出现在我和我的同事面前。那通电话挂掉，门卫师傅没征求我同意，就让他们上来。

拆迁办的那两个人径直找到楼上来。当时领导刚散早会，一片乱糟糟中，我甚至还没分清到底是散会的人流还是其他什么人，他们就把那句“他们是拆迁办的”轰地扔到我面前，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锥子似的落到我身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采访本收进包里 ，默默地收起所有情绪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我得出门了。在出租车上，左手一直抖得厉害，痛苦几乎要钻出眼眶，真想从此消失该多好。

自从广播、电视、报刊融合采编机制建立后，各部门人员都作了调整，又抽掉了一部分人员临时搭建了新媒体部，广播节目部因此人手紧缺，领导大概觉得我普通话过了“一乙”尚可，让我去顶一段时间班儿。上午主任通知下午省里面有领导来直播室做节目，让我做好准备。四点半左右的光景，主任领着一位中年男子进来，介绍他是金陵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的副教授，转脸对我说：“咱们小慢也是金陵师范的研究生，快跟林教授问好。”

“哎，林教授好，我是小慢。”

“你是金陵师范的？哪一届毕业的？我怎么没印象。”

“18年毕业的，不过我是教育学院的，林教授，以前还去新传院旁听您的课来着。”

“哦，是么？”

他叫林笑，如他的名字一样，他长一张白净的笑脸，圆圆的脸盘，卧蚕横在眼底。

节目开始前，他换上一会要上镜的工服，我挨在一旁记下他的职务和姓名。从上到下，一颗一颗地，他将衬衫纽扣挨边儿系上，眼睛盯着纸面看我有没写错。有人敲门，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子，清了清嗓子，说进来。我反应过来，那一刻，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出于避嫌作出那样的反应。

我拿笔给他改稿子，他看了看，又瞅了瞅自己手里的笔，坚持还是用自己的，又从桌肚里摸出笔记本来。我提议先对一遍稿子，当我问出第一个问题，空了3秒后，他从稿纸上抬起脑袋，仰起无措的眼神，慢吞吞地问：“在哪呢？”

原来他把稿件顺序弄反了，我帮他标好页码，圈出第一段回答。他立刻进入角色，认真念起句子来，没有要停的意思。

“可以了，可以了，林教授，”我笑着打断他，“对两句就好，主要是理一下问题顺序。”他不好意思地抬起头，又听我问下一个问题，聚精会神地把脑袋埋进面前的稿纸里。

念到拗口处说秃噜嘴儿，他随口蹦出一句“我操！”像个青春期飙脏话的男孩子，尽管他已经四十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广播直播，满墙的隔音板把燥热的7月挡在了屋外，我们的呼吸交错在听筒里，他追着我的句子停顿和呼吸。

“林教授，在您看来，县级融媒体目前的运营机制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县级融媒体应该来说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基层治理载体，要将宣传的触角扎根基层……”

到了节目后半段儿听众打电话环节，导播隔着玻璃，向我比划了一个手势，表示已经将外线接进直播间，我摁下转接口，“喂，您好，”听筒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喂，这位听众，请问还在吗？”情急之下，我又摁了一遍转接口，结果听筒里只有“嘟嘟嘟”信号断掉的声音。

按照主任交代的，这个时候应该把推子推上去播放音乐，可是这时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脑袋里几个想法开始打架，究竟是要说串词儿，还是提醒导播处理一下，全都乱了套，嘴巴完全不听使唤了。我望向他，他看上去似乎也有点懵，准备好的词儿在嘴巴里已经绕了几圈儿，可还是努力回应我一个鼓励的眼神。

一小时的直播终于结束了，我们都松了口气。我一边摘下耳机，一边努动嘴唇，对他做了个“结束了”的口型。他也会意地竖起手指，比了个无声的“ok”手势，裂开嘴巴舒展紧绷的神经，好像我们刚刚一起打了场仗。“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他说。

这时，主任从外边推门进来，向我使了个怪罪的眼色，“哎呀不好意思林教授，刚刚切听众热线信号，出了点状况，我们小慢也是刚上手不久，您知道的，县广播电视台就这样，人手紧张，也是赶鸭子上架，您多担待。”

“没事，至少说明比较真实嘛，打电话环节本来就是不那么可控。”他又转向我，“小慢挺好，声音很治愈的小朋友。”

在门口，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跟我告别，他的手掌很大、很温暖，紧紧包住我的，眼神充满笑意地望向我，“要不要留个微信，小慢？以后常去母校看看。”“哦对对，林教授，我来扫您。”

他走后，我伤心了好一阵儿。曾经有一段日子，在那座城市，我们挨得那么近，他穿着从南京商场买来的皮鞋，下乡调研的时候，在鸡舍间欢快地奔来走去。可是这些新鲜的热情，只够我攒几天余温。我点开他的头像，视频号里有几段儿之前录的讲课视频。每天蒙蒙撞撞起床，拖着身子挪到床边，我总是会点开他账号里的某一段视频，让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放一会儿，接着把手机揣进包里，让那个声音陪着我去上班。7月的午后，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街道上车声嚷嚷，骑车穿过巷子，到了马路上，就什么都听不清了。不过这样也好，只要那声儿在就好，我也能省着点儿听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林笑都是我生活的动力。有时候在出租屋里，突然接到他打来的语音电话，我会觉得很恍惚，一个大学教授竟然每天巴巴儿地掐着点儿给我打电话，是不是说明我也有一些价值。通常中午1点钟的光景，他会给我打一通电话，有时候稍早一些，12点55分左右，接起电话来，他总是先小心翼翼地问：“今天是不是打早了？”

“没有啊，我以为你今天不给我打，我就磨蹭了。”

“都两天没打了，下周一周二有研究生线上答辩，怕腾不开空儿，就今天给你打了。”

“哈哈，想我了吗？”

“你说呢？希望你现在就在南京该多好。”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他对我能去南京这件事变得极其盼望后，我自己反倒没那么大的执念了。可能曾经被从省城甩回老家的那种羞耻感，因为他对我的需要而抚平了，毕竟他是土生土长南京人，在那座城市有自己的位置，只要他没有从心里赶走我，我在那里也算有一席之地吧。

那天，拆迁办又打来电话，让我去拆迁补偿方案上签字，说妈妈要他们联系我，说如果再联系不上我，就再去我单位找我。

那个卖花的戴眼镜的阿姨又在门口堵我了，在我扔完快递盒，骑车过马路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她坐在三轮车上，扭过身子，朝马路这边张望，可当时我已经骑到马路中央，火辣辣的烈日下，路上空无一辆车，我也没法借挡车的空子再折回去。我把头埋在鸭舌帽里，从她身边经过，心提到嗓子眼儿。但她还是叫住了我。接着三轮车嘟嘟声从我身后响起，她追上来，和我并行，几乎紧挨着我。

当我听到“你妈妈”三个字，我不知道从哪个点谋划结束，仿佛有一张巨大的网盖了下来，我衣不蔽体，巨大的羞辱朝我扑来，我快喘不上气了。最后我终于在她说得差不多够多了的时候，皱起眉头，爆发出酝酿久的情绪；“我不想说这事了，阿姨。”

说罢骑车离去。“你妈妈真的想给你买房子。”她追着我的背影喊道，用那种底层妇女 可怜的嗓音。如果采访中遇到这样的阿姨，我一定会觉得亲切，但是我不能在那一刻松动，否则就会有更多的痛苦钻进我的生活。我用跟之前差不多的车速， 装作若无其事兜着圈子，终于回到小区楼下，在楼梯口确定后面没人了，我拼命蹬着脚踏车的踏板往我的那间破屋赶。

一路上，我努力想，我还有他，才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他在南京，而且他是大学教授，而且他喜欢我。

单位新招的一批事业编的同事今天来报道了，那个和我一块儿参加面试的女孩分到了我们部门。她长得很漂亮，一张瓜子脸，额头饱满又福气，眼睛杏仁儿似的，笑起来露出一对儿虎牙。

考试那天，我们坐前后桌儿，她的抽签号在我前边。成绩出来后，她最先拿到成绩单儿，她老公陪在一旁。当我们比对了各自手上的成绩单后，我告诉她她过了，她回了我一个甜甜的笑，说：“以后可以做同事了。”我点头应了一声。

回到家，卸了早上5点半花了600块化的早妆，拔掉刚刚长出的一根白头发，对着镜子拨弄一会儿，几乎每拢起一小撮头发，就有一根发白的发丝冒出来，有些是刚刚长出来，有些已经和原来的头发一样长了。我又把它们都拨弄进发窝，不敢再往下看了。那个女孩是“00后”，我比人家长了快10岁，不知道岁月究竟让我长进了什么。

公布成绩的时候，我们领导也在。监考官叫到我考号的时候，他特地冲我的成绩单瞄了一眼，就脸色冷冷地走出去了。那神情就像小时候开家长会，爸爸从老师那接过我的考卷儿，看了一眼上面的分数，一句话都不搭理我，一个眼神都不愿意给我就匆匆走掉的样子，那种无处可撒的怒气和无奈，在一群家长中间是那么突兀，无可奈何自己究竟怎么生了个这么笨的丧门星小孩。

那位领导是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金陵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也许曾经都在同一所学校念过书，之前他也找过我谈话好几次，劝我不要再任性，追逐自己所谓的“梦想”，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还是不要说放弃就放弃。

下午去办公室领通知材料，在电梯口，他叫住我。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屋子里，电暖器不时传出“滋滋”声，还记得四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里，11月初的光景，他把我领到七楼广播专题部实习。这几年来，他一直默默关心我。有一年临近春节，他见我一个人晚上去高铁站采访，特地跑来跟我们主任说，女孩子晚上出去采访，一定得有男同志一块儿。广播电台人手紧张，他跟我们主任说让我上。我平日里扛惯了摄像机，能做上这份案头工作，我很珍惜。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收听人数总是寥寥，他会冒充年轻人的语气，在下面留言说：“喜欢喜欢，夜晚仿佛耳边多了个人。”“呀听完，仿佛走进心灵港湾。”虽然平日里，他是那么一位严肃的老领导形象。

他指着门边的座椅让我坐下：“小慢，想来想去，今天再找你聊最后一次吧，以后我也不说了，你也大了，大姑娘了。”

“嗯。”我扯了扯衣角，“您说，主任。”

“记者的滋味也尝过了，还是去做老师吧。现在单位是什么形势，你是知道的，往后编制越来越少，教师毕竟每年招得多，而且你就是学这个的，多考几次还是有希望的，不是吗？”

“可我……”我正准备往下说，他截住我的话头，“不适合做老师，这种蠢话就别说了，工作都是一样的，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呢？你先考进去再说，具体做什么岗位，人家单位会考虑的。”

“那我做记者不好吗？”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在这里，一辈子都考不上编制。每年科班毕业的传媒生有多少？人家很多小孩在大二大三就开始报班儿，专门准备考公考编，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盯着他的眼睛，不知道哪个瞬间，眼泪就冲进眼眶，还没等我意识到，他说；“你干嘛？不许哭！”说着从桌上纸巾盒抽出纸巾递给我，“让别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

屋外不时有脚步声走来走去，隔壁办公室刚刚热闹的谈话声这会儿也歇了下去。

“你在这儿，人家很多人都是看不起你的，你知道吗，姑娘？金陵师范有多难考，我儿子前天刚参加完复试，上千号人竞争那么三四个名额，你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的，”他把椅子又拉近了些，“其实我觉得你的性格就很适合做幼儿园老师，也不是很好强的性格，温温柔柔的，你如果想做老师，我帮你问问教育局的朋友，他们每年都有名校生引进计划。”

“可是如果，”我抽抽搭搭，鼓起勇气说道，“如果要做老师，刚毕业的时候，北京那边带编带户口的，我都没去，现在让我在老家做老师，我也不甘心啊。”他露出既惊讶又好笑的神情，“不甘心？看样子你现在有多风生水起呢？除非你考上编制，要不然你就顶着研究生领2000多块工资的骂名，在这混一辈子吧！”

我终于不哭了。是啊，真是好笑，我又有什么资格瞧不上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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