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潮水退去，农夫与蛇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沃伦·巴菲特的法国风波这句投资经验俏皮话，似乎正适合用于盘点2022年法国大选第一阶段。大选的翻
3月4日18点，保荐版法国宪法委员会接受候选人保荐函的农夫与蛇窗口时间正式关闭，这意味着此前数十名参选人群雄并举的法国风波局面告终，只有拿到足够数量保荐函、大选的翻并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的保荐版人选，才能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农夫与蛇真正候选人。最终名单于3月7日公布，法国风波共有12人越过门槛，大选的翻而此前一度声势浩大的保荐版某些参选人，却折戟在这道关卡前，农夫与蛇沦为陪跑者。法国风波这一截止期限的大选的翻另一个附带后果是，很长时间以来，现任总统马克龙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参选，是媒体最为津津乐道的问题，但随着截止期限临近，这种猜测也越来越失去意义。3月3日晚间，多家法国媒体同步刊发了马克龙的《致法国人的信》，他在信中正式宣布投身大选，而此时距宪法委员会的截止期限，只有不到24小时。巴菲特的至理名言，其实只说出了部分事实。这句话没能说出的另一面是，有些候选人其实是在潮水退去之前，才匆忙套上泳裤的，更为尴尬的是，他们的泳裤是旁观者、甚至是对手抛过来的。但在计时停止前的紧要关头，他们已经顾不上许多。按照法国法律规定，有权出具总统大选保荐函的民意代表，共有4.2万名之多，从这里面争取500人签名支持，看上去似乎是个并不算困难的任务。然而实际运作却并非如此，大部分民意代表并不愿意蹚这潭浑水，这其中涉及到政治版图的分化重组、中央-地方关系、民意代表的自由行事余地以及民主体制下代表性的断裂、政治运作环节中的民意基础重构问题等等。而在这种背景下，亦可以看到问题的吊诡一面：保荐函争夺战的胜者，几乎可以确定并不是票选体制的赢家；而倒在这道制度门槛前的败者，从长远来看却未必真的失败。
保荐制：六十年历史的旧制度保荐制（parrainage）是法国第五共和国于1962年引入总统直选机制的配套制度。这项制度的
用意，是防止出现缺乏足够广泛代表性、或者异想天开一时兴起的候选人入场搅局，同时客观上也将候选人群体缩限在一个较小规模。这项制度的内涵并不复杂，根据最初规定，有意参选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须得到100名地方民意代表的保荐（1976年增加到 500名）。保荐函必须来自至少30个省，而且其中任何一省所占比例不得超过10%。自1962年以来，各地提交的保荐函由宪法委员会审核，但无须全部对外公开；2016年的改革进一步提高了透明度，规定所有保荐函均实名对外公开，供选民核查，这也成为此次大选围绕保荐制度产生风波的主要原因。根据2021年3月29日组织法，有权出具保荐函的，包括法国参众两院议员、欧洲议会法国籍议员、各大区议会议员、各省议会议员、巴黎和里昂市议会议员、各地市长（以及巴黎、里昂和马赛三市的各区长）、各市镇联合体长官、各海外省议会成员、科西嘉/马提尼克/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地方政府长官等。根据法国内政部提供的数据，除去不同职位的兼任情况后，今年有权保荐的人数应为42433人。这些民意代表不仅可以保荐正式参选者，而且严格来说可以保荐符合法定条件的任何人——即便并未参选或已经退选。例如在此次大选中，前总统奥朗德从未宣布参选（尽管一度曾经作出暗示），但也有一人保荐；而前欧盟脱欧事务谈判代表巴尼埃（Michel Barnier）未能在共和党初选中突围，但仍然收获了两封保荐函，而且都是在他退出竞选之后。
极端派别陷入尴尬与坊间通常印象中五六名政客角逐爱丽舍宫的图景不同，总统大选的最初阶段其实是一团混战。据《巴黎人报》统计，在2月底，除在各党派初选中被淘汰或主动弃选的参选人、以及当时尚未正式宣布参选的马克龙之外，还有多达32人宣布要竞选总统，而宪法委员会官网上罗列、至少获得一份保荐函的人选，更达到60名之多。这其中大部分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除了专门的资料统计页面和地方媒体之外，很难出现在全国性大报的版面上。而保荐制的意义，正是扮演筛子角色，将大量闲杂人等拦在最终决选之外。对于来自主流大党的候选人来说，征集保荐函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任总统马克龙固然不例外，即便社会党和共和党近年来处境艰难，但由于在地方上深耕多年，也依然不成为问题。2月1日，宪法委员会公布第一批保荐名单，在313封保荐函中，马克龙独得105封（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其次是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Anne Hidalgo，48封）和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34封）。随后，马克龙迟迟不表态正式参选，他的保荐数量也很快被佩克雷斯超过。虽然后者的民意指数一直难有起色，但她所代表的共和党在地方上具有深厚根基，这种保荐数量优势也一直保持到最终（共2636封，力压马克龙的2098封）。对于绝大多数处于媒体视野之外的小参选人来说，他们费尽力气也难以得到地方民意代表的青睐，往往一天打数百个电话而一无所获。不过也有一些人物，虽然是公认的龙套角色，却因为独特的定位或诉求，而早早越过了保荐门槛。例如来自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出身牧羊人家庭的议员拉萨勒（Jean Lassalle），素来特立独行、轶事极多，他曾在议会开会时大讲自黑笑话，又曾公开穿黄马甲参加会议，以声援示威者，抑或在会议上用方言唱歌，反对裁撤地方上的一个宪兵分队等。虽然其立场古怪，而且近年来曾遭指控有性侵行为，却完全没有被保荐问题困扰。此外，代表工人斗争党（LO）第三度出战大选的极左翼托派候选人阿尔托（Nathalie Arthaud），也在2月中旬就顺利拿到500封保荐函。同样早已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的法国共产党，由于地方网络的实力仍存，所以早在2月初就已经集齐500封保荐函，法共候选人鲁塞尔（Fabien Roussel）还为该规则辩护称，这是为了避免某些冒险者扰乱选举。鲁塞尔眼中的冒险者，首当其冲的靶子就是政治光谱上的冤家对头——极右派候选人泽穆尔（Éric Zemmour）。后者近一年来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但毕竟是政坛新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媒体轰动效应兑现成保荐函，事先并不确定。他在2021年12月声称，这套制度是为了保护大党而设计，有可能我拿不到（足够的）保荐，到了2月20日，仍然宣称很有可能达不到500封保荐函的门槛（当时已经有不到300封）。而对于同属极右阵营的国民联盟来说，虽然2017年大选杀入第二轮对决马克龙，成为该党历史上又一高光时刻，但这次的麻烦在于，2017年为该党出具保荐函的民意代表当中，多达三分之二已经离开相关职位，究其原因，国民联盟在2020年的市镇选举和2021年的省级选举中表现不如人意，导致这两级的议员人数大幅缩水。这导致原本以大党自居、按理说不至于为保荐函发愁的国民联盟，今年陷入了尴尬。同样，在政治光谱上位于极左一端的不屈法兰西（LFI）党魁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也有类似担忧：2017年他获得了805封保荐函，但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法共的地方民意代表（上次大选中法共支持梅郎雄，没有派出候选人），而此后二者的合作龃龉横生，法共不再与其合作，因此梅郎雄也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跨过门槛。
争议症结：保荐实名制从2016年起，出具保荐函的民意代表需要实名公开。宪法委员会在网站上开辟专页，可以让选民查询到所有民意代表各自为哪些候选人提供了保荐。此举旨在增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但同时也抑制了民意代表提供保荐的积极性。在近年来政治极化的背景下，一部分民意代表（尤其是地方层级）对于保荐可能激起的质疑和争论心存忌惮。因为给任何候选人出具保荐并实名公开后，都可能引起相反立场选民的抗议、甚至可能造成市镇管理团队的分裂，因此他们宁可放弃保荐权，或者另辟蹊径——例如法瑞边境小城La Chapelle-Rambaud的市长将保荐函投给根本无意参选的宇航员佩斯凯（Thomas Pesquet），理由是不想被贴上政治标签，所以宁可投给一位大受年轻人欢迎的公众人物。更有地方上的声音抱怨，这套制度把大部分压力转移到各地市长头上，导致他们轮番遭受各路候选人的烦扰。到二月底时，全法拥有保荐权的大约4.2万多名民意代表中，只有不到10000人发出保荐函，这一比例要明显低于此前历次大选的同期水准，因此引发了各方的议论和担忧。在极右阵营中，一些候选人指责保荐实名公开的要求，使得一些民意代表不敢公开为他们背书。其中极富争议的泽穆尔最为典型，其团队声称，一些市长私下表示，如果保荐不公开的话，这些人原本会选择泽穆尔，但现在迫于选民压力不敢出头。一度参选但早早退出的极右小党爱国者（Patriotes）党魁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也曾指责，保荐制是一场完全老旧的、被利用的、误入歧途的制度，并呼吁尽快把民意代表保荐改成民众保荐。国民联盟（RN）党魁勒庞（Marine Le Pen）在此前意气风发地声称自己是唯一能对抗马克龙的候选人之后，突然发现有可能连门槛都过不了，于是在2月21日通过视频向各地市长发出呼吁，声称自己仍然差50多封保荐函，恳请各位市长们出手相助。她声称：如果你们（各地市长）不帮助我的话，数百万选民将被剥夺选举机会。不要让一场严重的民主丑闻发生。2月22日，勒庞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专心解决保荐问题；当天宪法委员会公布的新一批保荐名单显示，她获得了393份保荐函，距离门槛仍差100多封；而泽穆尔同一天也表示，虽然不会暂停竞选活动，但也减少船帆——亦即放缓其他事务，将更多精力放在争取保荐方面。3月1日，宪法委员会公布更新版保荐名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三名极右候选人——勒庞、泽穆尔和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都跨过了500大关，其中泽穆尔甚至发射了一枚小卫星，从450票蹿升到620票，力压勒庞一头。这种结果似乎印证了此前一些政治人物的判断，他们并没有拿反对者的说辞太当回事，认为针对保荐制的争议不是第一次出现，每次大选都有人不满，但每次都有惊无险。而从事后看来，极右翼候选人选择针对保荐制度开炮，或许也不乏策略上的考虑：虽然按部就班地推进未必真的无法迈过门槛，但放低身段采取哀兵姿态，向支持者求援，也能间接地起到凝聚基本盘的作用。
保荐银行：为裸泳对手抛出泳裤尽管一些资深政治人物认为，左右极端势力对保荐制的攻击言过其实，但中间派政党民主运动（MoDem）党魁贝鲁却颇为当真。他在2月10日宣布，创立一个名为我们的民主的网站平台（Notredémocratie.fr）作为保荐银行，民意代表可以签署承诺，将自己的保荐函汇聚起来，专门用于在最后关头帮助那些民调得票率超过10%、却因为种种原因以微弱差距无法集齐500封保荐函的候选人。因为超过10%理论上意味着可能会有400万选民愿意为其投票，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民意基础。按照贝鲁的设想，这个平台能够汇聚至少两三百封保荐函，改变某些参选人的命运。他也并不讳言，就此次选举来说，在民调超过10%和可能以微弱差距无法集齐保荐函两条标准之下，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梅郎雄、勒庞和泽穆尔三人。贝鲁认为，此举有助于维护民主体制下的多样性，也有助于缓和选民对选举体制的质疑。他同时强调，保荐银行提供的支援，并不意味着对相关候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和支持。他本人就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他支持马克龙连任，但这并不妨碍将自己的保荐函也放入这个平台。最终，他于2月27日宣布为勒庞提供保荐。贝鲁的倡议在政府高层也得到了响应。2月22日，总理卡斯泰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呼吁民意代表积极保荐，在他看来，保荐某个候选人，并不自动成为政治支持的同义词，它也是一种民主行为。但这种姿态并非没有反对声音，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质疑总理卡斯泰称，这种举动的目的是让泽穆尔越过门槛晋级大选，别拿我们当‘村里的傻子’对待，泽穆尔发表反民主言论，对国家的均衡极为危险……我们却以民主的名义来给他提供保荐，这到底是在嘲笑谁？此间的一个插曲是，诺曼底小城乌伊斯特勒（Ouistreham）的市长宣称，打算用抽签方式选择自己保荐的候选人，结果遭到宪法委员会的警告：保荐不能用抽签或竞价方式进行，违者可能受到刑事追诉。最终，这位市长选择保荐泽穆尔，不过同时也强调，他其实并不认同后者的理念，真正支持的是马克龙，但这位总统并不缺少保荐，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让民主体制能够充分表达。保荐函并非一致从左向右流动，也有相反方向的事例。来自右派共和党的戛纳市长、同时也是法国市长协会（AMF）主席的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认为，如果梅郎雄、勒庞或者泽穆尔不能晋级选举的话，会是对民主体制的严重打击，于是他在2月20日将自己的保荐函投给了距离最远的（极左派）梅郎雄。
农夫与蛇？还是民主阳谋？虽然上至贝鲁和卡斯泰，下至响应号召的小城市长，都用民主作为合理性论证，但在这种宏大叙事之下，从权谋角度来说，对保荐银行或许仍然有另外的理解维度。一方面，仅从大选而言，将一部分机动灵活的保荐名额作为晋级大选门槛的调节杠杆，可以成为马克龙及其盟友手中的一件极微妙的政治工具。在极右阵营内部维持二虎相争的局面，和其中一人早早脱颖而出、收编大部分极右力量，哪种局面对马克龙更加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民调支持率不相上下的泽穆尔和勒庞，如果都能通过保荐调控工具越过大选门槛，势必将在首轮投票之前陷入激烈缠斗。二者虽然都属于极右阵营，但积怨甚深，尤其是此次选战中泽穆尔大挖勒庞的墙角，连勒庞的外甥女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都背叛姨母、公开改换门庭，这两大派别间短时间内恐难修复关系。更何况，二人身后还有支持率相差不多的佩克雷斯紧盯，谁能晋级次轮，目前尚在未定之数（虽然从三月初的民调来看佩克雷斯形势不妙，但乌克兰局势发酵下去，对极右派来说仍然是高风险议题）。三人中无论谁在首轮得票率上占先，都很难获得败者在次轮的全力支持（何况如果佩克雷斯落败，她基本可以肯定会支持马克龙）。因此对于马克龙及其盟友来说，第二梯队中有三人缠斗（甚至不排除梅郎雄也加入战团），应当是最乐见之事。事实上，左右阵营中都已经有人指出，马克龙阵营有意抬升极端势力， 以确保自己能够获胜。另一方面，民主大词也并非全然空谈。如果保荐作为策略工具运用得当的话，对整个民主体制也具有固桩效应。正如贝鲁等人担心的，即便若干候选人被指为具有反民主性质（尤其是泽穆尔和勒庞），但在现实的政治局势中，其麾下聚集了数量相当庞大、无法忽视的选民，这些选民本身未必都反对民主体制，但出于政治、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选择了立场极端的候选人，如果后者因为保荐制度而被拒之门外，那么无论对于这些候选人、还是他们身后的选民，可能都会产生难以预测的消极后果。前者可能会更加激进地反体制，而后者出于怨恨，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抗议性投票，日益加剧民主体制的内部张力。相反，当依靠对手宽宏大量才获得一条泳裤、从而避免当众裸泳的尴尬时，要反过来指责游戏不公，似乎变得更加难为情（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会视之为羞辱）；同样，依靠体制的弹性变通才能跻身大选，反过来宣称自己反体制，也同样更难以自圆其说。正如勒庞在获得贝鲁的保荐后所承认的，尽管我们之间有政治分歧，但他的举动旨在让我们的民主体制存续下去。对于这位带领国民联盟走上备受争议的体制化道路的极右翼人物来说，这次的保荐风波，似乎无形中将其向体制化方向更加推进了一步。当然，政治版图的聚散流变，最终要取决于结构性的力量，襄助保荐这样的单一事件不足以改变方向。作为政坛边缘力量，极右派不会轻易领体制之情，仍然会时时表现出极的一面，例如泽穆尔在拿到足够的保荐函之后，声称这根本不是贝鲁的功劳，而是其团队、尤其是改换门庭的原共和党二号人物佩勒蒂埃（Guillaume Peltier）的决定性工作的成果。泽穆尔的表态或许出于其好辩本能、或许出于巩固内部军心的考虑。但无论如何，这同时也向民主体制提出了如何自我防卫的严肃问题：批评者会认为，政坛主流为反体制的极端势力提供帮助，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迂腐，纯属傻子作派（例如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所讽刺的），会重蹈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覆辙；但贝鲁等人在意的是，即便抛开选战权谋不论，正视极端力量及其背后选民的存在，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或许可以削弱极端力量的锋芒，防止其脱离轨道，缓和其对体制的冲击和破坏效果。这两种思路，正如历史上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的遏制与接触政策之争一样，在整体局势没有发生剧烈转变之前，仍将持续下去。
作为输家的左翼，未必一直是输家此次围绕保荐制度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极右政党及其候选人身上，但回头来看，极右派候选人均有惊无险地过关——只有持深右立场的国家主权派阿塞里诺（François Asselineau）被拦在门槛之外，反倒是左翼阵营成为一大输家。所谓左翼输家，无疑是人民初选（Primaire Populaire）的获胜者陶比拉（Christiane Taubira）。这位前社会党政府司法部长并没有遵循社会党的路线、去支持党内初选获胜者伊达尔戈，而是分庭抗礼，通过今年1月举行的人民初选获得参选合法性。但随后她在征集保荐函方面步履维艰（其团队指责社会党从中作梗），唯一支持她的政党——激进左翼党（PRG）又宣布撤回支持。到3月1日，陶比拉只获得了181封保荐函。眼看大势已去，她于征集截止到期前两天宣布退选。轰轰烈烈的人民初选，最终落得一场空。不过，来自极左翼反资本主义新党（NPA）、第三度参加大选的普图（Philippe Poutou）倒是在眼看遭遇绝境时上演了一出胜利逃亡。在3月3日倒数第二轮公布保荐函数量时，他仍然只有439票，但最终结果显示其在此基础上暴增了157票。这也是唯一一个在最后关头出现保荐数量井喷的候选人，不出意料的话，这很可能是贝鲁发起的保荐银行在看到勒庞、泽穆尔和梅郎雄都无需襄助，转而出手相助普图，将其推过门槛。左翼的挫折、尤其是陶比拉和人民初选的失败，同样在政治层面上提出了不乏意义的问题：在一个日趋民主化的时代，如何协调民主诉求和制度缰绳之间的关系？陶比拉在面临败局的时候曾经质问：为什么她作为40万人参加的人民初选的胜者，会受制于这样一项行政程序？她甚至隐晦地指责，这项程序是反民主的。然而，此次人民初选的组织工作本身就堪称一场灾难。长期以来，从法共到社会党的整个泛左翼始终有一种执念，即左翼只有团结一致、推出统一候选人，才有可能赢得大选。但目前左翼阵营分崩离析，各党均无意相让，诞生统一候选人绝无可能，因此人民初选就成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尝试。有些候选人甚至都不同意被列入名单，更没有承诺会尊重投票结果。而人民初选线上投票也因为缺乏验证程序、无法杜绝作弊而饱受诟病，其结果只是为左翼阵营又增加了一名候选人，进一步加剧了碎片化。从混沌的民主诉求，到清晰可靠的程序，再到各方恪守共识，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人民初选的实践归于失败，但其中折射的民主化压力却依然存在。姑且不说此次总统大选中涌现出大量脱胎于黄马甲运动的体制外小候选人，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推行人民创制公投（RIC），换言之，在政治生活中给全民公投以更大发言权；而且此前体制内的改革也试图往同样方向上前进，例如由前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主持的公共生活更新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目前的保荐制度已经不符合现代民主体制的要求，建议以公民签名形式取代，门槛定为15万人。2021年，社会党参议员克鲁什（Eric Kerrouche）曾提议实行混合保荐制度：民意代表的门槛数量减少到250人，同时加上15万民众签名，但执政党和右派都表示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即便是右派共和党的参议院议长拉舍尔（Gérard Larcher），也并未排除民众参与，他提出了三个方向的改革建议：要么采取匿名保荐制，要么采取强制保荐制，要么采取公民和民意代表相结合的体制。从民意代表保荐逐渐过渡到公民保荐，尽管眼下看来还有诸多障碍，但和欧美社会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在线请愿、以及法国的黑夜站立及黄马甲运动一样，都隐然显示出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内在压力和动力。而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同样有无条件基本收入（Revenu de base）此前被讥为天方夜谭，现在却在多国进入论证和试验阶段。风起于青萍之末，2022年围绕总统大选保荐制的风波，或许也在一团喧嚣中，预示了未来的某些新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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