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记者与许子东的采访对话：紫牛新闻：您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一书中曾谈到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新文学革命时期受到争议，近些年言情小说的发展也遇到问题，去年在一则新闻报道中，甚至有学生家长公开指责其是精神鸦片。那么在您看来，二者有没有相似之处？许子东：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鸳鸯蝴蝶派是民国初年的一个文学流派，狭义地来说，它主要是延续了以往青楼小说的传统。五四新文学兴起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流转为批判社会，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强调娱乐，秉承的创作理念是文学最大的目的是给人娱乐，满足人的梦，小说就是玩玩而已，是消遣，不要那么认真地去批判社会。当时看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人很多，比看新文学的人多。它们发表的刊物叫《礼拜六》，所以有句口号：可以不讨小老婆，也要看《礼拜六》。新文学出来后，渐渐地，鸳鸯蝴蝶派就从主流走了下坡。但迷恋的读者还很多，后来也有发展，比方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这类作品在香港、台湾没有中断，一路发展到现在的言情小说。中国内地在50年代以后，鸳鸯蝴蝶派基本中断了。但在80年代左右，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作品又涌现了。把言情小说称为精神鸦片，就有点过了。我想叫它鸦片，不如叫它奶茶，整天喝这些，血糖高了，对身体不是那么好。但你也不能否认，现在有些读者就喜欢喝奶茶，各取所需而已。紫牛新闻：过去的2022年，您有特别关注的文学事件吗？许子东：如果说有什么比较大的突破，或者是文学史上一鸣惊人的作品，我也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我自己觉得没有。我想现在整个文学的环境，还是健康的，有一些投机的理论，但作品不太多，没有出现超越底线的作品。紫牛新闻：文学之外，您也经常会在社交账号上讨论热点事件，比如说之前曾被广泛讨论的二舅视频。许子东：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偶然的网络事件，我们可以去讨论它如何在网络上爆红。但我关注的是另一个角度，就是网络上每天有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一个残疾老人的故事由下一辈年轻人剪起来报道以后，会有这么多人关心？因为我在写《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时，发现中国文学100多年，每一步都是一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线。其实有一条主线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塑造的最成功的两个形象，二者在文学当中的同框，非常有意义。最早的同框是像闰土这样，最近典型的例子是余华的畅销书《活着》，主角是一个农民，他在讲自己一生的痛苦，可他不是对着读者讲，也不是在自言自语，而是对着一个文化青年在讲。二舅的故事，本身大家都不知道，被一个网络青年剪辑后，大家才开始同情的。网络青年讲自己的故事，没人理会，但他讲一个残疾老人的故事，大家就关心。紫牛新闻：您的文学课，以及您所着写的文学研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会把提到的人物描述得特别鲜活。哪怕是鲁迅、张爱玲这样的文学先驱，被您讲出来，也会让人感觉与他们靠的非常近。这种写作方法，是您的个人习惯，还是个人选择呢？许子东：我其实很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能把问题讲得通透，容易让人听明白，另一方面，又希望延续学术的写法和姿态。现在大学里面要发表论文，会硬套理论，而且理论一定要外国的。明明用大白话都能把事情说清楚，他们总觉得不够，我对这种学风不大感冒。紫牛新闻：您先后研究过张爱玲和鲁迅，有没有出现第三个作家人选？许子东：我最早出的书其实是关于郁达夫的，大概在80年代初，关于鲁迅的书现在还没出版。所以已经有第三个人了，第三个人就是鲁迅。紫牛新闻：那么鲁迅之后，有没有第四个人选？留意到您曾多次提及丁玲，有没有可能是她？许子东：丁玲当然可以做专门的研究。但是当我对20世纪中国小说进行回溯时，我发现读一个作家，是要读一大批的，很多内容可以连起来讨论。紫牛新闻：为什么将郁达夫、张爱玲和鲁迅三人作为研究的主要作家？许子东：我写郁达夫时，正在上海读研究生。写张爱玲是我到美国以后，最早是用英文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讨论张爱玲是非常重要的，丁玲重要，张爱玲更重要。很多人认为，她就是写爱情，写小资，但其实她对现代文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说文学都是讲男人怎么斗争，我们女人要关心怎么生活。张爱玲不是最出色的作家，却一直红，为什么？因为她的世界观恰恰与90年代以后的中国意识形态衔接了，从革命的宏大叙事转到了日常生活，这才是老百姓生活的价值。我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因为我发现，代表中国100多年文学以及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不能一直做奴隶。鲁迅一生的创作都在贯彻我们国歌的第一句话，他身上最宝贵的就是硬骨头的精神。鲁迅代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度和高度。(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孙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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