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主编之一，专访哲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问题博士生导师吴根友近年来将比较哲学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友想野研究领域，他的具体著作《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也被收入“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中。他在书中是突破这样阐述他对比较哲学的看法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主要目标不在于站在自己民族的不能比较文化立场上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做一种‘判教’式的分别，而是专访哲学本着一种扩大思想视野与知识视野的态度，以寻求人类更好的吴根问题生活方式与丰富的思想形态。”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自2018年策划伊始，友想野目前第一辑已出版的著作还包括《哲学的价值：一种多元文化的对话》（万百安著）、《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隐喻与精神理想》（森舸澜著）、《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张世英著）、《为什么要有道德：二程道德哲学的当代启示》（黄勇著）、《家庭美德：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柯爱莲著）、《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信广来著）。另有四种即将要出版：分别为《自然道德：为多元相对论的辩护》（黄百锐著）、《道德地理：道德的多元可能性》（弗拉纳甘著）、《善一分殊：儒家论形而上学、道德、礼、制度与性别》（南乐山著）、《从慷慨外推到文明对话》（沈清松著）。
近日，澎湃新闻就何为比较哲学、比较哲学研究的历史与未来等问题，专访了吴根友教授，以下为采访内容。
吴根友教授
澎湃新闻：首先想请您谈谈，何谓比较哲学？何谓文明对话？
吴根友：比较哲学其实很难定义。大体上说，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类型的定义方式。狭义的比较哲学仅指在不同的文明体之间，对不同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比如说，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比较，黑格尔与朱熹、王夫之哲学的比较等。广义的比较哲学可以在任何两种不同的哲学家思想之间进行比较，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哲学比较等，都可以看作是比较哲学研究。当然，极个别的学者甚至认为，将比较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对象而展开研究，则形成关于“比较”的哲学思考也称之为“比较哲学”。但我们一般情况不取这一意义上的比较哲学。目前，比较哲学研究大体上主要是指狭义的比较哲学，即在不同的文明体之间的哲学家思想的异同比较。
狭义的比较哲学，其基本的学术目标是求同存异。其研究的过程往往是通过析异中之同，同中之异，而寻求不同文明体的哲学思想之同，存不同思想之异。而对于异同的比较研究，不是一种思想的“判教”，将自己民族的哲学看作是标准，而对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进行高低的评判，而是要相对客观的呈现思想的异同，以达到扩展人的思想视野与知识视野的目的，进而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更加广阔的思想与知识的视野，提供多元选择的可能性与内涵的丰富性。
文明对话是一个拟人的说法，即主张不同的文明体之间展开交流、互鉴，以达到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理想目标。由于文明是一个大词，凝聚着人类精神劳动成果的所有存在物都可以视之为文明。简洁地说，大体上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讨论文明，即精神性的文明、制度性的文明和器物化的文明。而文明对话其实就是在此三个层次展开交流与互鉴的活动。
“文明对话”的当代语境是相对于“文明冲突”而言的，那就是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展开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交流、互鉴活动，而不是采取战争的方式来处不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现实利益分配和发展机会的诉求。
澎湃新闻：比较哲学在当前国内外哲学界的位置是怎样的？
吴根友：比较哲学实际展开的历史过程很长，但将“比较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现象来加以反思，并自觉地以比较哲学的方式展开研究的历史则很短。如果将中国哲学思想与欧洲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的实际哲学活动看作是比较哲学的非自觉的状态，从十六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的时间算起，大约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利玛窦应该是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其所著的《天主实义》一书，既是用汉语的形式向中国人宣传基督教思想，也可以看作是用汉语写作的一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比较的著作。利玛窦及一批传教士向欧洲传回的中国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莱布尼兹、伏尔泰、沃尔夫（康德的老师）、孟德斯鸠、魁奈等思想家。而这些人都有丰富的中西比较哲学思想，但他们都不以比较哲学家的名义而出名。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伯特兰·罗素、约翰·杜威等人的思想中，都有大量的中西比较哲学的思想内容，但他们也不以从事比较哲学而闻名。而在汉语哲学界不是很有名的西方哲学家谱系之中，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菲尔莫·诺斯罗普（F. S. C. Northrop，1893-1992），1939年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则发表了东西哲学比较的论文——《东方直觉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互相补充的重点》（The Complenentary Emphases of EasternIntuition Philosophy and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一文，1946年，又发表了《东西方之相遇：对理解世界的探究》（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tanding），可以看作是现代美国哲学界对于比较哲学展开研究的一本划时代著作。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基本上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展开自己的研究历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原则写作的，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一书，也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来书写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其背后的理论是新实在论。但真正写出比较哲学著作的，是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一书。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多都是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展开自己的哲学论述，而现代新儒家中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有很多比较哲学的思想内容，方东美有关诗化哲学的论述，唐君毅早年有《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牟宗三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圆善论》《政道与治道》等著作，都可以看作是比较哲学的著作。
以上所言，都是在描述比较哲学在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实际历程中的地位与表现情况，但“比较哲学”之名则不如比较哲学之实那样，获得很多人的认可。换句话说，比较哲学的实际存在感比其所获得的学术之名的认可度来说，要高得多。基于此，我们公开打出“比较哲学”的旗帜，提倡并鼓励一些人去明确地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目的是让比较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方式，以显在的方式受到人们重视，并自觉地探索比较哲学，以促进人类文化、文明在高深的思想领域展开对话。
澎湃新闻：此前有听说，现在国内学术期刊对于比较哲学的文章非常感兴趣，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趋势？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哲学研究已经到了某种阶段？感觉这个现象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吴根友：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大家对比较哲学基本上是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现在为什么突然对比较哲学感兴趣，是因为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所以我们的学术期刊也想通过比较哲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学术窗口，在精神上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让外面的世界来了解我们（学术期刊文章大多数都有英文摘要）。只有哲学才能把精神层面的东西讲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期刊突然对比较哲学感兴趣，是因为比较哲学能够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这也同历史的发展进程高度吻合。以往我们不断学习别人，现在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在比较之间，看看我们自身的文化能够体现哪些新的特点。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间，比较哲学能够打开新的认知世界和新的精神视野，因此，期刊喜欢比较哲学的文章是很正常的，他们也要发表关于新世界的新认识。在这点上，我认为他们敏锐地关注比较哲学，同现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精神要求是比较契合的。
澎湃新闻：那就是说目前我们的心态是有变化的？
吴根友：对，以往更多的是学习，强调我们跟世界接轨。学习了很长时间之后，就不知道轨在哪里，突然发现没轨可接了。现在不是要接轨，而是要创造机会相互融合了，所以现在就有比较的需要了——西方说的不一定都是很好的，我们说的也不一定很差。在哲学问题上，中西之间有对话的可能性了。就好像一个纯粹的学生迟早要毕业，要当老师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当老师，但我认为，我们算是毕业了（当然，毕业不意味着不要学习，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在更高的层面去学习）。
澎湃新闻：比较哲学目前是一种问题意识，今后有无可能像比较文学一样发展成二级学科？
吴根友：目前是这样的，比较哲学不是二级学科。在我预见的未来，至少十年到二十年之内都不会有比较哲学的二级学科。但比较哲学在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很多中国大学哲学系做西方哲学的学者自觉地回到中国哲学，他们愿意做比较哲学，同十年或二十年那种傲慢的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时候做西哲的很傲慢，觉得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根本不是哲学。而今天做西哲的很多学者——尤其做现象学的，做分析哲学的也有，他们的态度也在慢慢转变，觉得不回到中国哲学，他们已经没话讲了。因为做现象学，跟着德国的路子，也做不赢他们，做分析哲学的也做不赢西方哲学，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中国传统，用中国的思想资源重新来讲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据说，现在全世界现象学最重要的中心不在德国、不在欧洲，而是在中国。因为中国人把现象学接过来，来讲中国自己的东西，恰恰是发展了现象学。一批做西方哲学的学者把中国哲学跟现象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比较哲学。除此之外，中国哲学的一批年轻学者，他们在1980年代后出生，外语都比较好，他们自觉的有两种语言系统或两种哲学系统，他们也有做比较哲学的想法。
因此，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肯定做比较哲学的学会越来越多。但未必会有一个比较哲学的二级学科出现，我认为，这并不影响比较哲学的蓬勃发展。也许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后，当觉得有必要培养这方面人才时，可能会设立比较哲学的二级学科。
“比较哲学与跨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研讨会与会者合影
澎湃新闻：国外的比较文学专业要求非常高，那么相应地，比较哲学对研究者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吴根友：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的是比较哲学的门槛问题。首先，要想把比较哲学做好，需要有跨语言的能力。做比较哲学一般在语言的能力要求上，比做纯粹的一种哲学要高。比如说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至少要懂一门外语，才有资格去做比较哲学。第二个是需要读的书比做一种哲学要广。做中国哲学的要读西方哲学，比如说要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相关的书都要读，阅读的量大大增加，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第三个是志趣——比较是为了什么。比较是不是就讲张三长李四短？不是。比较最终要有哲学的野心，做比较哲学不是为了今天比较苏格拉底与孔子、明天比较亚里士多德与荀子，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较无非是要在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里，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建造或者建构，至少要有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方式或者新的哲学体系的野心。在当今的中国，想要在某一个哲学问题上有突破，甚至于要建立一些系统的哲学论述，没有比较的视野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目前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需要建构一种让其他民族也能够听懂的话语，这是比较哲学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比较哲学的相对要求和门槛比做纯粹的某一个方面或一个民族国家的哲学要高很多，既有技术方面的高要求，也有心智方面的高要求。
澎湃新闻：那么刚刚毕业的博士或者是刚刚入职的哲学老师，适不适合就一开始把比较哲学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
吴根友：是这样的，刚才讲到比较哲学有技术和心智两方面的高要求。但即使有外语能力，也有可能不愿意做比较哲学。做比较哲学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现在一个博士生有志向做比较哲学，首先要提高外语能力，平时的阅读量也要比别人要广。做比较哲学并不限于年龄，不是说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就不能做比较哲学。因为虽然说比较哲学的要求比较高，但不是说谁一开始就是一个成熟的比较哲学工作者，这是两码事。当你愿意朝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你的准备就比别人要多一点，就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不仅需要知识准备和语言工具的准备，还需要足够的精神准备。比较哲学研究虽然门槛很高，但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能做，因为成为一个成熟的比较哲学研究者总归还是需要志向和起点。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澎湃新闻：您的书里提到“比较”不是“判教”。如果“比较”不是“判教”，那么我们在选择哪个文明的哲学来和中国哲学比较时，是不是已经进行了类似的预判？如果我们多和欧美哲学比较的话，是不是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文明冲突或者经济差距带来的震动？
吴根友：也有关系，当然这主要是由历史原因决定的。把哲学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建立起来的做法还是来自欧美大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留学主要也是在欧美、日本。而日本的哲学也是欧洲的。所以我们对哲学的认知本身无意识地含有判教的意味，也就是认为哲学就是欧美的，就是源自古希腊的。中国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人关于哲学的这种认知。但现在我们经历过全球化的过程后，发现印度、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哲学，所以我们现在做比较哲学就希望要打破这样一个不自觉接受以欧美哲学为标准的哲学观念——要把哲学观念的内涵丰富化，对哲学的认知要多维化。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本身是要通过比较哲学打破判教性的思维，我就提出比较哲学不是判教，这是其一。第二，在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是在做判教工作，不是说这个问题上说苏格拉底比孔子高明，在那个问题上说亚里士多德比荀子高明。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甚至更糟糕的讲只有像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这种哲学才叫哲学，其他都不是的，这才是一种更糟糕的判教。
我们要在比较哲学的视野里来考察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重新依托固有的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再加上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来重新定义什么是哲学。所以比较哲学在这点上要超越判教，走向哲学的全新认知。至少我们要超出欧美对哲学的狭隘认知，尤其要超越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把哲学定义成语言分析工具等等一种仅仅追求知识和确定性的哲学，要让哲学真正回到古老的“爱智慧”这样一种关于哲学的认知。
澎湃新闻：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更难了？因为国内好像对除了欧美哲学、中国哲学以外的哲学关注就更少了。
吴根友：非常少。但也有人在研究印度哲学和拉美哲学。据我了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谢地坤老师在做拉丁美洲的哲学研究，浙江大学哲学院王俊教授最近也发了几篇关于非洲哲学的文章。所以目前也有人在做其他地域的哲学，这也得力于中国的多元、开放，所以我们的哲学研究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欧美这样的“老牌哲学”。即使是做现代新儒家的，目前对日本、韩国、越南儒家也有新的认知。开放的中国，我们对哲学的认知也处在开放的过程之中。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还讲到，有些学者对您认为比较哲学应该“剔除判教”的这种态度还是有保留意见的。然后我就想到之前读梁启超的文章，他觉得思想肯定还是有高下的，佛学是超过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在境界上还是超过欧美哲学的。感觉这和您说的“剔除判教”是有矛盾的，似乎很难做到剔除。
吴根友：判教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认知，他是可以拥有的。包括佛教里面一些深刻的判教，恰恰能够促进我们对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通常讲的“片面的深刻性”。有判教其实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但当我们做哲学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将哲学研究转化成一种哲学教育的时候，我们要剔除这样的判教心态——讲某一种哲学一定更高明，其他哲学都很low。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具体研究，在某一个问题上说哪个哲学家讲的更深刻、更深入、更系统，哪个哲学家讲的更粗线条，这是可以的。
“判教”是指我们在价值上有一个严厉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是很狭隘的——认为哪个是有价值的，哪个是价值比较低的，哪个甚至没有价值。这样的判教方法和心态是我们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要加以剔除的。但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我们对某个问题要进行判断——高下优劣是非，这不是“判教”，这叫“判断”，所以我们要把“判教”和“判断”区分开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个别思想家有判教的活动是允许的。因为不做这样判教，他们就没办法展开自己的研究，所以有些深刻的“判教”有助于我们去把某些问题推向更深入，这就是“片面的深刻性”，比平庸的、什么都对的可能更好。但这局限在个别研究者可以用这些“判教”的方法，而对于整体的哲学认知和哲学教育面而言，我们要剔除或者至少要避免这种判教的心态和判教的思维方式，才能够让更多民族的哲学智慧进入我们到这个世界丰富的精神大家庭之中，让他们的价值得到比较公允的评价。
澎湃新闻：但是在不同的哲学体系和概念之间做比较还是挺难的，所以想问问您如何解决比较哲学遇到的此类困境？
吴根友：早期做比较哲学，我们会更多受到你提到的语言、概念的限制，以及哲学家体系的差异造成的无法比较的现象。这是我们所有人开始做比较哲学时都会遇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要深入到哲学内部，即从问题意识出发，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比如说，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话语方式、侧重点都不一样，但大家都在关注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世界存在是什么。西方人有水或者四元素等说法，中国有阴阳学说、气论、道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对话。所以不要局限于某一个思想体系、语言概念，而要从哲学问题出发。再比如，讲到德性的时候，苏格拉底讲“知识即美德”，这个命题在中国上古哲学里几乎找不到，即使有类似的说法，也是非主流的。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会讨论“什么是理想的德性”这一问题，只不过西方哲学可能从苏格拉底以来都强调认知对于德性成长的重要性。中国哲学却主要强调一种态度，比如从先秦哲学开始就讲一个人对某一件事很敬的态度可能对德来说更重要。因此，中西哲学都讨论人的成德问题，且大家都认为，人应当要有美德，只是对“美德”的具体内容的界定是不一样。再比如，所有的哲学都会关注生死问题，古希腊哲学在讲，中国哲学也在讲。当我们把不同哲学家讲生死的那些语言、概念等表象放在一边，主要从思想家本身如何对待生和死的问题出发进行比较时，这些讲法、概念的不同就可以得到化解。
所以如果仅仅停留在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和概念上，我们是没办法进行比较的。可我们一旦把这些哲学家讲的概念体系换成哲学要考虑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时，突然发现这些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只不过思想家们是从不同的民族传统、自身的语言体系来论述同样的问题——世界和生死的本质以及结构等等，只不过是大家的体系和语言概念不一样而已。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有时批评搞分析哲学的，比如他们所说的观念实在论，往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金山”这个概念。显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金山，这是语言构造的实在。在中文的语境下讲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但会让人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要讲“鸡三足”，就一下子跟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结合在一起了。 “鸡三足”是什么意思？古人讲鸡本身只有两个脚，加上“足”这个概念不就三只脚了吗？那第三只脚不就是和“金山”是一样的意思吗。这都是在讨论哲学的观念实在论问题，中西方哲学都讨论这个问题，只不过各自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我们把具体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和名言概念的不同，转化成一些人类所要关心的基本哲学问题时，我们在比较哲学方面恰恰就能够看出各个民族不同的智慧。比如我们学到了佛教对待死亡的态度，那也可以学到古希腊对待死亡的态度。在这里，哲学的比较其实是很容易超越体系和名词概念束缚的。而进入一个问题域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会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而这恰恰是拓展思想视野，思维空间的最便捷的方法。
澎湃新闻：那目前国内比较哲学领域，哪位哲学家是处理得比较好的，想请您具体举例讲讲。
吴根友：应该说至少有几个人做的比较好。比如去年去世的张祥龙先生，他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这本书写得非常好。老一辈学者里有2020年去世的张世英先生，虽然他开始没有做比较哲学，但他最后是从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研究回到中国哲学的。包括叶秀山先生，他们都是做西方哲学的，但比较哲学做得都非常好。在中国哲学领域，比如冯契先生，他没有专门做比较哲学，但是他的视野里有比较哲学，当然也超越了比较哲学。冯契先生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思想三者融为一体，做得非常好。比如《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这本书，讲认识世界和认识你自己，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其他学者像陈来，他的著作《仁学本体论》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本体论思维来讲中国传统儒家的仁学，要把“仁”上升到本体的概念，这也是他在超越自己。他早年是做朱子哲学思想研究的，很少有比较。写作《有无之境》一书中，已经有大量的比较哲学意味了，但现在陈老师也在做比较哲学。还有就是杨国荣老师，比较哲学做得非常好，上海的学者俞学孟先生，做了很多年的比较哲学，都是做得比较好的比较哲学专家。
澎湃新闻：除了比较哲学，我看您的研究方向里面还有明清哲学、先秦的道家哲学以及中国的政治哲学，您目前会把哪个研究方向看得比较重要？
吴根友：是这样的，明清哲学是我的学术根基，比较哲学现在是我的最主要研究领域，道家哲学是我的个人兴趣领域，写的文章主要是明清哲学和比较哲学，跨文明对话我在比较哲学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的研究领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的比较哲学与刚才提到的张祥龙先生、张世英先生、叶秀山先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是从中国哲学出发的。中国从明清时代开始，刚刚跟耶稣会传教士有交往，所以我做比较哲学也是同明清哲学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有关系。做明清哲学必须读西方的东西，因为这时候西方文化已经传入中国了。所以明清哲学是我的学术根基和出发点。比较哲学是我从明清哲学自然引申出来的学术结果。再到清代以后，西方哲学不断在融入中国，所以我必须要不断直面西方，才能把后半段的中国哲学讲清楚。
澎湃新闻：比较哲学与文明对话的关系如何？
吴根友：“文明对话”的层次很多，器物层面的文明交流与对话比较容易展开，大量的电子产品，服饰，还有家用电器，大宗商品等，都体现了全球化时代里的文明对话。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苹果手机、电脑，三星的手机，德国、韩国的汽车，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之中，这就是一场文明的对话。制度层面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公司的管理、股票等中层次的企业、经济领域，而政治制度的对话则相对的难以展开。思想层面的对话相对比较活跃。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外译著作、外来的影视文化产品在中国发行与放映。不同国家的学者以不同形式的会议来展开学术层面的思想对话。
相对于器物、制度两个层面的文明对话而言，比较哲学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促进不同文明体之间的高深的精神对话。如果两个文明之间在高深的精神层面没有构成对话的空间，两个文明体之间的交流也是没有前途的，要么会因为各种偶然的事件而中断，要么在涉及重大的战略合作或战略分歧面前会出现背道而驰的现象。而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现象，就表现在根本的观念上不能相互交流，不能最终达成融合。因此，比较哲学要承担的一项历史使命，就在于如何在少数终极性的哲学观念方面达成一种和解与沟通。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比较哲学有助于跨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有哪些具体的理由？
吴根友：比较哲学最终要在一些极少数的基本观念方面，达成沟通与和解，这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中国传统哲学相信天地自生，天地生人，天人合一的观念。而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坚持上帝创世说。印度教则相信大梵天创世，人又最终可与大梵天合一。因此，当今的中国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世界观，基本上是以无神论或非神创论的世界观为主流的世界观，这样根本性的世界观要与创世论的文化、文明展开对话，困难重重，但并不因此而一定要发生文明的冲突。哲学层面的文明对话主要还是以理服人，现代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大多数科学家也将上帝创世说置于一种不加评论的“闲置”状态，因为自然科学的宇宙学不断地挤压上帝创世的理论，对于这个当前人类的认识能力根本无法给予全面认识的宇宙，虽然不能最终否认上帝创世说，但在可以认识的宇宙部分，能够证明上帝是一个多余的假设。根据奥卡姆剃刀的原理，在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方面，凡多余则必将被排除。
当然，比较哲学虽然能够在思想上澄清某些观念问题，但不能一下消灭某些因为观念而带来的人类交往不畅的问题，因为与某些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还有现实的利益，和因为利益而形成某种客观的社会势力。比较哲学所能承担的任务是如何得“理”，但人类生活往往是“理势”相乘或和相成，一方面“得理自然成势”，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势之必然处”探索出某种“理”。因此，比较哲学的研究工作，其主要任务在于寻找人类文明交往的深奥之“理”，并努力在“理”的层面寻找到文明对话的契机。至于得“理”后如何能够契机而成势，那可能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们所要做的工作。
澎湃新闻：目前这套丛书将如何向前推进？
吴根友：如实地说，目前这套丛书整体的思路还没有想好。因为这是一件新事物，需要在继续的探索中慢慢形成规模。初步的想法有三条线索，一是继续在英、德、法等语言中寻找比较好的比较哲学的著作来从事翻译。二是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名的哲学家有关比较哲学的论述集中起来，以“某某比较哲学论集”的方式出版。三是与中东伊朗、阿拉伯世界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取得联系，组织翻译几本中伊、中阿的比较哲学与文化的著作。这是我对未来五年工作的初步设想。而这一切当然还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科研出版经费予以支撑。
(责任编辑：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