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片中的气候诸多桥段似乎正在上演。备受“烤”验的战争人类，已经到了必须正视气候变化的水的时多关头——
正如早在1988年，美国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就疾呼的有多：“气候变暖正在进行，我们是人类时候停止废话了。”
（一 ）
在气候研究领域，气候有“三十年气候战争”之说。战争
这场“战争”的水的时多一方是全世界支持“全球变暖说”的主流科学家，另一方是有多人员混杂的反气候变化群体，包括石油公司、人类煤矿协会、媒体红人、游说团体等。
那些反气候变化群体，始终在炮制并传播反气候科学的观点——
“全球气候并没有变暖”“是自然而不是人类活动引起了全球变暖”“现在的变暖在地球历史上不值一提”“全球变暖是太阳活动引起的”……这些观点深刻影响着全球认知，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和行动犹豫不决。
他们甚至成功地让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最终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停摆和迟滞三十年。
不禁感慨，如果不是这场漫长的争论，一切是否会不一样。可惜，世界没有如果，应对全球变暖的窗口期不会退回到三十年前。
（二）
气候变暖本是科学议题，但由此引发的应对行动，却涉及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和政策调整，利益方遍及全球各行各业。
对付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科学家”对抗科学家。
某些既得利益者们通过资助和收买一些所谓的“科学家”，让他们提出各种貌似有理有据的观点，给公众和决策者制造出“科学家观点有问题”的假象，再配合其他游说活动，让饱含着各种利益算计的“伪科学”压过了“真科学”。
比如，在1996年的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上，做气候变化归因分析的科学家本杰明·桑特，在会场遭遇知名反气候变化人士帕特里克·迈克尔斯的阻击。前者揭示了影响气候变化的人类因素，并指出：随着污染的治理和温室气体的持续飙升，全球增暖的幅度和速度将持续增加。但后者却指责上述观点完全错误，指责气候科学家欺骗决策者和公众，让大家错误地相信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全球变暖，进而对经济增长做出不必要的限制。
以公众的朴素观察视角，很难区分桑特和迈克尔斯谁才是真正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
事实上，迈克尔斯虽是弗吉尼亚大学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教授，但他早就上了石化团体的战车。他接受煤炭公司的资助，在各种场合反对全球变暖的科学，认为科学界的大惊小怪是获取科研经费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反倒是他本人从石化行业那里获得了不少资助，仅公开报道的便超过26.5万美元。
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下，气候科学依然顽强地向前走，并且给出了已经被今天所证明的精准预测。但类似上述的争议传递给媒体和公众的信息却很危险：
既然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认知还不统一、在气候变化的事实和原因上还不一致，那么采取任何行动都是草率的。
（三）
公众往往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事情，而是喜欢娱乐化的、充满阴谋论的故事以及爆炸性的、危言耸听的预言。
这，正是许多反对“气候变化说”者擅长的领域。
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气象、气候或者环境专业出身，甚至没有科研经历、没有经过自然科学的训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影响力。这些人著书立说，参加电视和电台节目，迎合公众口味，收割互联网流量。
他们热衷于把全球变暖包装成惊天大阴谋，比如：“全球增暖是全球科学家的共谋”“别有用心的科学家人为修改数据”；或是算起经济账，“应对全球变暖扼杀了工作岗位”“可再生能源实在是太贵了”；或是宣扬不可知论，“没有完全确定的科学”“科学家预报天气都不准，何况预测未来百年的气候”；或是大打悲情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就是今天的伽利略和布鲁诺”；或是声称气候变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人类成功地经历了过去的气候变化”……
这些观点的流布，在事实上形成了某种拟态环境。很多人们自以为“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其实恰来源于反气候变化言论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爱因斯坦横空出世提出相对论后，有100个“科学家”联名反对，爱因斯坦得知后，哈哈一笑，说如果我是错的，不需要100个人来联名，有一个人能证明我是错的就够了。
事实上，全球变暖如果是假的，也不需要100个事实和观点，有一个就够了。
（四）
气候战争之所以延宕三十年，很大程度就在于这里头的水已经被搅浑，搞得各国在应该对全球变暖采取坚决措施时犹豫不决，最终导致行动拖延。
不得不承认，这些运作非常成功。不管这其中有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参与，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无所作为，并两次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第一次是2001年，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并认为“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不确凿”，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第二次则是在2017年，同样是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理由则是协定“让美国处于不利位置，而使其他国家受益”。
除了动摇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影响舆论方向之外，对发展中国家的认知进行干扰，使发展中国家反对国际协议，也是一些组织和机构的思路。
比如宣扬“全球变暖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阴谋”，这样的言论让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议始终保持戒心，从而使国际协议和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相较于气候变化已经产生的切实影响，这样的狭隘争议，让人苦涩又无奈。
放着关涉人类社会未来的宏大命题不管，却如此执着于对各种一己之私的争夺，何其残酷又何其悲哀。
（五）
事实最能教育人。
2021年6月，北美西部地区有如火烤，进入过去1200年以来的最严重干旱时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城市利顿(Lytton)的最高温达到49.6°C，引起山火燃烧；2022年7月，西欧高烧不断，出现了50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情。2022年夏季，我国从华北到长江流域、华东和华南的广大地区连续出现自1961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重庆最高温甚至达到45℃。
极端高温之下，反气候变化论者口中的“全球变暖是假的”“全球变暖幅度不大”等论点被证伪。
很多人恍然大悟：对于反气候变化论者而言，反气候变化只是一门生意。
得益于技术进步，反气候变化论者也在渐渐被金主们抛弃。过去10年里，随着太阳能和风能规模化发展，清洁能源的成本大幅度下降，甚至已低于传统的火力发电。在这种背景下，石化公司再投资火力发电明显已经不划算了。尽管石化巨头们被质疑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取“否认”和“拖延”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纷纷转型新能源。
“剧本”发生了变化，这把配合巨头们一路反对气候变化的“搅局者”放到了尴尬的位置。
不过，这难不倒他们，他们甚至比聆听他们的公众更善于应对这种转变，已经搭上全球碳中和的快车，行驶在低碳技术的高速公路上了。
（六）
2021年10月，两位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真锅淑郎和克劳斯·哈塞尔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看起来，科学最终战胜了反科学，但这很难算是一场胜利，最多只能算一场惨胜。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被拖延了近30年。在这30年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1990年约350ppm(百万分比浓度)飙升到了2023年的约420ppm。在地球过去两百万年的历史上，这么大的增幅需要至少1-3万年，而我们只用了30多年，速度是地球历史上的近千倍，可谓“现在一日，史上数年”。
气候战争的硝烟终将散去。在科学的支持下，全球正坚定地行走在碳中和的道路上，然而失去的30年又有谁能负责呢？在过去和未来遭遇极端天气而蒙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又向谁追责？
（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陷入各派利益争端，只会耽误宝贵时间；囿于个体眼前利益做出的所谓最优选择，往往会造成人类整体的“囚徒困境”。
炙烤的高温以最迫近的方式告诉每一个人：灾难片中的末日片段，离我们并不遥远。
到2030年，是我们能够应对全球变暖的窗口期，这一窗口一旦关闭就不会打开。
团结起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该做的事吧，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来源：北京日报·长安观察（撰文：魏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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