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厌给坏人排座次
金庸迷喜欢讨论各种排名：武功排名、恶岳鳄神兵器排名、不群暗器排名……其实如何给金庸江湖中种种之坏进行排名，宽容也是南海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到底哪一种坏人，什厌才是恶岳鳄神武林坏人榜的榜首大哥？
政治学者施克莱曾对五种常见的恶进行了观念史的考察。她认为，不群尽管随着世俗人道主义的宽容发展，人们普遍很介意残忍，南海但很少有人把残忍当成首要的什厌恶。与此对应，恶岳鳄神不少人却将虚伪视为首恶。不群西方历史上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每个时代、宽容每种文学体裁以及每一个公共舞台都在鄙视和嘲笑伪君子，南海即使是在恶棍陈列室里，伪君子也最受鄙夷。（朱迪丝·N.施克莱：《平常的恶》，上海人民出版社）无独有偶，汉娜·阿仑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也发现伪君子往往荣登坏人榜首：我们总以为，伪善是微不足道的丑恶之一，孰料人们恨之入骨，即便其他一切丑恶加起来犹恐不及。（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事实上，对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大家争论比较多、研究比较详细的是比较伪君子和真小人谁更坏的问题。但是，在人们的一般认知中，二者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即使能够论证出孰优孰劣，似乎也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
可残忍型的暴徒就不一样了，在戏里戏外，都享受了与伪君子截然不同的待遇。
这类人坏起来，让人汗毛倒竖：南海鳄神一言不合便拧断底层打工人的脖子；叶二娘专门虐杀幼儿；殷素素一口气杀掉龙门镖局满门七十余人；任盈盈云淡风轻地将刚刚刺瞎双眼的下属永久发配荒岛；欧阳锋几乎是毫无理由地杀人作恶；阿紫又放人体风筝又用铁面具毁人容貌，折磨起人来花样翻新，足可申请专利；至于任我行、萧远山、谢逊，更是手段狠辣、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
但这些人远没有伪君子讨厌，甚至还挺有人缘。人们厌恶装成翩翩君子的岳不群和装成好客孟尝君的汤沛，也厌恶人前光鲜的鲜于通、把老实人演得惟妙惟肖的戚长发。却对这些杀人如麻的老手展示出罕有的宽容。尤其是南海鳄神，他浑话连篇的样子甚至让你觉得有些可爱呆萌，全然忘记那把鳄鱼剪还滴答着无辜者的鲜血……
这不仅仅是戏外观众的感知，更是戏中江湖人物的感觉。岳不群和汤沛为天下英雄所不齿，可叶二娘、谢逊等人却最终获得了武林的尊重。欧阳锋变成了男主角全力维护的好爸爸，任我行本就是令狐冲又反对又敬佩的尊长。
当然，大家对他们的宽容甚至喜欢，与他们身上的其他品质有关系，但也说明了残忍这一品性并没有将他们一票否决。
人们是如此厌恶岳不群、汤沛，可是我们细细想想，将二人的罪行量化——岳不群究竟害死过多少无辜？可能只有英白罗和恒山派两位师太。害死与世无争的徒弟和为人正派的武林同道，当然罪孽深重，无可辩驳。但比起大半辈子都在滥杀无辜的谢逊、南海鳄神之流，岳不群的罪行并没有那么出类拔萃。汤沛逼奸民女，当然恶劣之极、为武林所不齿，但比起杀人如麻的任我行、萧远山，以及虐杀幼童的叶二娘，老汤的罪未必更重。人们对他们的愤恨厌恶，可能不在于他们作恶多少，愤恨的焦点仍然是虚伪本身。
通过林平之的一句话，可能更清楚地呈现了这一点：
这姓余的矮子、姓木的驼子，他们想得我林家的辟邪剑谱，便出手硬夺，害死我父亲母亲，虽然凶狠毒辣，也不失为江湖上恶汉光明磊落的行径……哪像……哪像……回身指向岳灵珊，续道：哪像你的父亲君子剑岳不群，却以卑鄙奸猾的手段，来谋取我家的剑谱。
在林平之看来，救过他性命的岳不群，比害死他父母的木高峰、余沧海更加恶劣。原因就在于前者卑劣虚伪，后者虽残忍却光明磊落。
林平之的话，代表了江湖的某种普遍看法：虚伪是比残忍更加难以接受的恶行。
二、奇特的并存：拒绝残忍与容忍残忍
江湖群豪能一定程度上容忍残忍，但是不能容忍虚伪，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江湖是武人的世界，血雨腥风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刀头舐血就像我们竹签撸烤串一样寻常。残忍虽不是好事，但确实是他们业务范围的必然延伸。甚至有些武功本身就自带残忍属性，给对手以极强的心理震慑。大韦陀杵、摧心掌都属于此类。至于九阴白骨爪、化骨绵掌、腐尸功，单是听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
可虚伪却不同。它隐藏甚至扭曲了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真性情，违背了真刀真枪、光明磊落的行事规则，恰恰走向了武林中人业务精神的反向。人们愿意将这种品质和阴险卑劣联系在一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江湖群豪能容忍残忍，却对虚伪深恶痛绝。
但我们从更宏大也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审视江湖武人的主要业务，似乎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在金庸世界中，江湖群雄有两项最为重要也最为宏大的事业，一个是抗击来敌、为国为民；一个是区分正邪、扫荡邪魔。
抗击来敌、为国为民在金庸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如果少数民族政权恰好已经入主中原，则此事业以恢复活动（如恢复故宋、反清复明）的面貌呈现。而区分正邪、扫荡邪魔主要是在判定正邪的基础上，铲除以魔教为代表的邪魔外道。
若说业务，这两件事情，才是贯穿金庸十几部小说，江湖群雄最主要的核心业务。
做这两件事情的理由是什么呢？对于前者来说，胡汉恩仇并不能构成一个具有道德内容的理由。郭靖、杨过守卫襄阳，张无忌力图恢复，都不仅仅是因为夷夏之别，更直接也更实质的原因在于他们深知敌方的残忍，如不进行抵抗，天下苍生将陷于水火之中。郭靖曾随成吉思汗西征，对大军屠城的惨景有着深切的感知。杨过曾目睹蒙古兵行凶，那一幕对他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当先一人手持长矛，矛头上挑着个两三岁大的婴孩，哈哈大笑的奔来。那婴儿尚未死绝，兀自发出微弱哭声。
张无忌幼时从海外归来，和父母一同看到了类似的残酷景象：
十余名元兵手执钢刀长矛，正拦住了数十个百姓大肆残暴。地下鲜血淋漓，已有七八个百姓身首异处。只见一名元兵提起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用力一脚，将他高高踢起，那孩子在半空中大声惨呼，落下来时另一个元兵又挥足踢上，将他如同皮球踢来踢去。只踢得几脚，那孩子早没了声息，已然毙命。
从始至终，在江湖群豪的所见所想所闻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有任何对于元兵或清兵伪善、虚伪的描述，但残忍残暴的行为却随处可见。在这里，恰恰是对残忍而不是对虚伪的义愤，构成了大侠们判别事业正义与否的首要情感基础，也构成了他们抗击来敌这一主业的持久动因。
我们再看看另一项宏大事业，即人们在区分正邪、扫荡邪魔这件事情上的心理动因究竟是什么。对于名门正派中人而言，邪魔外道确确实实会被想象成阴险卑劣之徒。但魔教的这个身份标签导致了他们的阴险卑劣属性都是被明明白白写在脑门上，他们不会被认为是伪君子，因为没有君子的面具可戴。那大家憎恨魔教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令狐冲因结交匪人，被罚到思过崖面壁思过，经过一阵思想斗争，最终成功竖立起是符合名门正派的是非观，燃起了对魔教的熊熊仇恨。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重温魔教行事的残酷：
霎时之间，脑海中涌现许多情景，都是平时听师父、师娘以及江湖上前辈所说魔教中人如何行凶害人的恶事：江西于老拳师一家二十三口被魔教擒住了，活活的钉在大树之上，连三岁孩儿也是不免，于老拳师的两个儿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济南府龙凤刀掌门人赵登魁娶儿媳妇，宾客满堂之际，魔教中人闯将进来，将新婚夫妇的首级双双割下，放在筵前，说是贺礼；汉阳郝老英雄做七十大寿，各路好汉齐来祝寿，不料寿堂下被魔教埋了炸药，点燃药引，突然爆炸，英雄好汉炸死炸伤不计其数，泰山派的纪师叔便在这一役中断送了一条膀子，这是纪师叔亲口所言，自然绝无虚假。想到这里，又想起两年前在郑州大路上遇到嵩山派的孙师叔，他双手双足齐被截断，两眼也给挖出，不住大叫：魔教害我，定要报仇，魔教害我，定要报仇！
这之中，有道听途说、口口相传，也有令狐冲的亲身经历。但或真或假，这都构成了当时名门正派人士对于魔教行事的普遍想象：残忍无比。而令狐冲要靠重温这些关于残忍的记忆、而不是其他内容来唤起仇恨，恰恰说明，残忍是判别正邪、划分是非的重要标准。消灭魔教，也正是要消灭这种残忍。
因此，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出现了。在江湖群雄最重要的两项事业里——无论是抵抗来敌，还是诛灭魔教，得以维持的情感基础都在于他们对残忍的义愤，因此群雄要抵抗残忍、消灭残忍。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江湖，在具体到微观的层面时，却偏偏对残忍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并不将残忍视为首要的恶行。
三、以残忍为手段消灭残忍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分析过同情与怜悯的不同。
在她看来，同情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所感知的是一种具体而真切的苦难，同情是因别人的痛苦而痛苦 ，似乎痛苦是会传染的。但与此同时，同情却很难施加于宏大的集合，缺乏普遍化之能力。
怜悯则不同。怜悯的对象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即将受苦者非个体化，把他们打包成一个人民、不幸的人、受苦大众，等等的集合体。因为它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所以阿伦特认为怜悯是一种毫无切肤之痛下的悲痛。
怜悯不能说和同情毫无关系，它最初也是从对于具体的苦难感知出发的，但在将对象扩展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对同情的扭曲，最终生于痛苦，却不受痛苦指引，变得冷漠而抽象。经过不断的延伸与变形，怜悯已经与具体的苦难感知太过遥远，它缺乏切肤之痛并保持着产生情感的距离。（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在金庸江湖中，当杨过、张无忌目睹敌兵屠戮无辜百姓妇孺时，当令狐冲回想起魔教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普通武师时，他们感同身受的，都是惨遭不幸之人的真切苦难。这种情感纯粹而强烈，所激起的是制止暴行、对抗施暴者的简单决心。这个过程无暇他想，也无暇做过多的推论。
但当抗击外敌、恢复中原和判定正邪、铲除魔教一旦成为江湖中两项持久的主业，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群豪对残忍本身似乎已经没有那么敏感，甚至为了达成这两件事情的最终目标，而不惜自己去做一些残忍的事情。
一个常被提起的例子是灭绝师太在明教锐金旗教众无法抵抗后，仍然疯狂切割他们的手臂。割裂他人手臂这件残忍的事情似乎不再重要，血肉淋漓的景象已经无法触动她的同情心，感同身受的情感被一个更恢弘的目标所遮盖。这个目标就是铲除魔教，消灭对于全体武林的大号残忍。
如果说灭绝的行径还可以从义愤的角度予以辩护，张无忌允许属下放火这件事情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明教群豪为了救出被囚禁在万安寺中的六大门派高手，决定四处放火，焚烧民房，以扰乱敌人视线。张无忌犹豫过一阵，觉得未免累及无辜。杨逍则说世事难两全，他说服张无忌的理由是：咱们救出六大派群侠，日后如能驱走鞑子，那是为天下千万苍生造福，今日害得几百家人家，那也说不得了。
此计划一旦付诸实践，可能会酿成几百户人家或被活活烧死、或房宅被毁的惨剧。这种残忍行径在杨逍口中成了为实现宏大目标而难两全的必要代价。杨逍等明教群豪不在乎残忍吗？当然不是。他们在乎一种整体性的更大的残忍。驱除鞑子便是消除更大的残忍，为了这一目标，实施小的残忍似乎无可厚非。同样，为了这一宏大目标，他们面对老百姓亲人烧死、家宅被毁这种直观的惨象，必须保持铁石心肠。
为了消除更大的残忍，韦一笑可以高喊着处大事者不拘小节，哪顾得这许多去残忍地抢劫路人的马匹。为了消除更大的残忍，陈家洛可以说服自己的爱人去给皇帝做老婆，却全然不想这件事情对这位活生生的身边人有多么残忍。
这种逻辑的终极形态就是《笑傲江湖》中嵩山派群豪对刘正风家人弟子的疯狂屠杀：
大厅上群雄虽然都是毕生在刀枪头上打滚之辈，见到这等屠杀惨状，也不禁心惊肉跳。有些前辈英雄本想出言阻止，但嵩山派动手实在太快，稍一犹豫之际，厅上已然尸横遍地。
但更为惊悚的是，介意残忍并因残忍而深恨魔教的名门正派人士，竟认为嵩山派的残忍行径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各人又想：自来邪正不两立，嵩山派此举并非出于对刘正风的私怨，而是为了对付魔教，虽然出手未免残忍，却也未可厚非。
在他们看来，出手残忍屠杀妇孺儿童，是为了对付魔教，是为了正义消灭邪恶，是为了更大意义上消灭整体性的残忍。于是乎，当下直观的真切的残忍，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砍俘虏手臂的灭绝师太、预谋纵火的明教群豪、将女友送给皇帝的陈家洛、围观嵩山派屠杀暴行的名门正派人士，当他们置身于正义事业里，就如阿伦特分析的那样，他们不再 同情具体的个体，而是空泛地怜悯一个抽象的宏大整体。
与此相呼应，这个以抽象整体为怜悯对象的宏大事业，目标却是消除最大的残忍。为了这个目标，残忍的手段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与阿伦特的论述如出一辙。阿仑特认为，这种怜悯所导致的政治后果业已证明比残酷本身更残酷。对残忍的不接受，不再是对具体生命个体遭遇残忍命运的深切同情，而是为了历史进程……他们将个人牺牲掉而毫无悔意。她列举了在法国从巴黎公社某区陈情书到国民公会随处可见的一些话语：以怜悯和爱人类之名义，你要变得冷酷无情。（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当江湖群豪距离一种直观的同情心越来越遥远，他们对残忍的厌恶也越来越抽象，内心越来越冷漠。大残忍与小残忍、目标与手段、当下与长远——这些概念竟然成为可以不断推算和计量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杨过面对矛头上挑着幼童的蒙古兵时，脑子里会做这么多推理、取舍和计算。
最终，最具体的过程变得不重要，抽象的目标成为压倒一切的宏大的使命。为了完成消灭残忍这一正当使命，实施残忍变成了正当的。
四、伪君子令狐冲
这项以消灭整体性残忍为己任的宏大事业，是如此重要，为了达成它的目标，连实施残忍都不过是必要的代价。同样，它也必须是纯粹的，容不得杂质的。它是不能被腐蚀的。
阿仑特写道，罗伯斯庇尔及其信徒深信心灵之特性即是美德，因此他们要追溯革命时期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要审查每个人幽暗的内心。被审查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所以罗伯斯庇尔每天都要公然表演他的‘不可腐蚀性’。揭露伪善、清洗伪君子，成为法国大革命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在金庸江湖中，人们也非常热衷于审查他人的内心是不是绝对忠诚于两项重要的事业。《笑傲江湖》中第一个被当成伪君子的，不是岳不群，其实是刘正风。当他被污名为魔教同党之后，在众人眼中他成了一个表里不一的坏人：内心背叛侠义事业、但仍然披着名门正派的衣衫。
第一个被严格审查心灵是否被腐蚀的，则是主人公令狐冲。一回到华山，岳不群就不断深挖徒儿的内在自我，进行灵魂深处的拷问：我只问你，今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嫉恶如仇，格杀无赦？在发问前还尤其要强调徒儿应把内心真实袒露：此事关系到我华山一派的兴衰荣辱，也关系到你一生的安危成败，你不可对我有丝毫隐瞒。
对于魔教中人，是否应不问是非，拔剑便杀成了困扰令狐冲的灵魂之问。为此，令狐冲要面壁思过，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当你还身在这名门正派之中，还在铲除魔教的正义事业之中，一旦你的内心被腐蚀，你便是某种意义上的伪君子了。当令狐冲被岳不群革除门墙之后，他遭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污名化，为整个正派武林所不齿。在正派武林群雄眼中，他和刘正风一样，正义的衣冠下掩藏了被魔教腐蚀的邪恶内心。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均先于岳不群成为了江湖中的伪君子。
而在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恢复大业中，名门正派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张无忌的质疑。要么怀疑他一开始就和汝阳王府狼狈为奸、联手演双簧，要么怀疑他后来被妖女赵敏的美色迷惑而暗中倒戈。总之在不少正义人士的想象里，张无忌总摆脱不了言行与内在不一致的虚伪嫌疑。而一旦他被怀疑是别有用心，那么他现实中做得越有利于武林，越是包藏了更大的祸心。
阿仑特认为理解伪善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与表象的关系。她为此追溯到了苏格拉底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与阿仑特笔下不同的是，金庸江湖追查伪君子的哲学根源，早已深深蕴藏在名门正派对武功的理解之中。
在金庸江湖中，名门正派尤其重视内功与心法的根本性与纯正性。全真教的招牌是玄门正宗的上乘内功；武当派号称内家拳剑之祖；不同时代的少林寺，最高阶的武功或是易筋经、或是九阳功，都是内功心法的范畴。内功心法为体，外在的拳脚刀剑为用。
《笑傲江湖》中强调气是纲剑是目的华山派气宗之所以获胜，看似是偶然，但其实是整个金庸江湖名门正派对武功内外差别理解的绝对精神在风清扬岳不群时代华山派这一特殊时空的具体呈现。
正是因为内在的功夫如此重要，保持它的纯正极有必要。内功心法的传授都是私密的，是带有身份标识的，故而金庸小说中多次强调：招数可以偷学，但是心法无法偷学。为了保持这种纯正，修习功夫的过程尤其强调循序渐进，本立道生。故而全真教弟子短期内不如白驼山传人，武当七侠需假以时日才能与明教法王一战。而内功驳杂不纯，或受到邪魔外道的腐蚀，是习武者最恐惧的事情。
在武林世界的想象中，内功从来不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同样是一种哲学境界，影响一个人的习性、认知乃至价值观念。这种对于内外差别的理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个体的内在世界就变得无比重要。当这种普遍观念具体到江湖侠义事业之中，保持对事业的内在忠诚、从灵魂深处追查被腐蚀者也就成了头等紧要之事。对虚伪的极端痛恨，变得顺理成章。
但这种极端痛恨却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于他者的内在世界有着洁癖一样的敏感，于是出现了无穷无尽的灵魂拷问。更可怕的是，还有左冷禅等人借此为名，为杀戮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金庸世界的帮派首脑不是每个人的内在都能符合严苛的道德要求。但表率不能不做，内心不纯，也要装纯。你我的内心无法被人读取，但言行可以呈现于天下。罗伯斯庇尔乃不可腐蚀之人，仍然要时不时公开坦露心迹，何况可能被腐蚀的众家掌门？但凡哪个掌门口中的仁义道德喊得不响，或者对魔教中人没有表现出切齿的仇恨，他都会担心自己的内心的纯正程度被别人怀疑。于是，一些内心蝇营狗苟的人，越发要表现得道貌岸然和嫉恶如仇。真正的岳不群诞生了。
五、江湖中人对恶的容忍度
施克莱认为人们将虚伪而不是残忍视为首恶，或与宗教有关。能当得起首恶的，必须是冒犯了至高无上的超越者和神圣秩序。残忍，是对造物所犯下的罪，伤害的是人。但虚伪则是在破坏内在纯洁，如果将其纳入到宗教的视域，伪君子是要试图蒙蔽万能的上帝。（朱迪丝·N.施克莱：《平常的恶》，上海人民出版社）
伪君子灵魂深处的不纯正，直接影响的，是宏大的侠义事业。人们因此深深痛恨虚伪。令狐冲内心是否被腐蚀，是否做到对魔教中人拔剑就杀，在岳不群看来，事关令狐冲个人一生的安危成败、华山派一派的兴衰荣辱。大概他想说而未说的，是还事关整个天下名门正派铲除魔教大业的成败。
就像施克莱所言，残忍在西方人理解中所冒犯的不是最高的超越者，它在金庸江湖中冒犯的也不是最高的侠义事业。残忍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龙套、配角，甚至是连名字都没有的百姓。而在江湖群雄心中，那些本就是可以为了消除更大的整体性残忍所可以牺牲的代价。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局面：江湖中最重要的两项事业，都是源自对残忍的厌憎和对苦难者的同情，但为了推进这两项事业，人们所厌憎的残忍反而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许的。虚伪事关内心对这两项事业的忠诚，因此成为最不可接受之恶。而恰恰是对内心纯正程度的不断追查，催生了真正的伪君子。
为了消除更大的残忍，江湖群豪可以不管手段是不是残忍。可如果不能对每一个无辜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在金庸江湖整体化的怜悯的对象将是模糊不清的。千千万万的人如果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就只能最终抽象成天地会万云龙的万字，其含义云山雾罩、语焉不详。
将对一个苦难者的同情，推及到更多人，是一项极为可贵的美德。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能忘记：再多的人、再大的群体，也不该是抽象的，也是由每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每一个生活在万安寺旁民居里的老百姓，都应该是张无忌和明教所同情的对象，而不是预谋牺牲掉的对象。而一旦忽略这一点，整个江湖对残忍容忍度会越来越高，岳老三、谢逊对无辜者砍瓜切菜般的滥杀，注定会被原谅。
没错，江湖对伪君子倒是接近零容忍，岳不群、汤沛固然得不到原谅，但与此呼应，任何人都可能会被岳不群化。因为会有很多双眼睛，始终盯着你，试图穿透你的衣衫与皮肤，直抵灵魂深处，随时捕捉你不符合江湖价值尺度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念头。因为在岳不群的放大镜下，你的心电图上的每一道波动都关系到一派的兴衰荣辱和你一生的安危成败。
(责任编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