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任主人荆南是王宏五代十国割据政权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鼎盛之时所辖也不过区区一府二州（江陵府、杰代归州和峡州），期荆割据此地的任主人几任军阀一直承继着晚唐荆南节度使的招牌，从未敢僭越建国称帝，王宏估计地方太小自己都不好意思。杰代
其次，期荆荆南的任主人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小小疆域以江陵（荆州）为核心，王宏在西至三峡、杰代东至荆州的期荆沿江地带展开，循长江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可至豫陕，向南经洞庭可抵湘桂，可谓连接天下的枢纽。更重要的是，唐末五代时期在淮南政权与中原王朝对敌的政治军事形势下，这里成为南方各国北通中原的必经之地。
第三，荆南虽小，生命力却超强。由于地理原因，荆南处于四战之地，周围强敌环绕，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弹丸之地虽然在唐末几度易主，却始终维持着政权的独立性。最后在高氏家族的统治下，历经四世而不倒，作为“十国”之一顽强地坚持到宋初，直至归宋。
从唐末黄巢起义起一直到五代之初，荆南的江陵城历经了三任主人，分别是成汭、赵匡明和高季兴，兴衰明灭中见证着唐末的动荡与悲情。
成汭：我要改名
唐末大乱中，最先在荆南崛起的是成汭。
正是成汭把遭受“黄巢兵乱”后破败的江陵重新修复，为五代时期荆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作为唐末第一个起于草莽、奋发有为的荆南之主，他与中原的朱温和四川的王建都有过交集。成汭匆匆崛起，又匆匆覆灭，从他的兴亡故事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唐末政局的演绎。
成汭并非江陵本地人，关于其籍贯史书记载不一，一说为淮西，一说为青州。无论他来自何地，成汭少年时一段颇为传奇的往事，当时应该在坊间流传甚广。史书说他：“少年任侠，乘醉杀人，为仇家所捕，因落发为僧，冒姓郭氏。”年轻气盛的成汭一时冲动，犯下人命官司，不得已落发为僧，从此亡命天涯。他这段“奥德赛期”的少年往事充满刺激，与我们讲过的其他五代枭雄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躲避仇家，成汭不得不隐姓埋名，以郭禹之名辗转漂泊，先在江陵一带沦为盗匪，后来又投入当时的荆南节度使门下，成为地方官军一员。
一身任侠习气的成汭，轻而易举便在军中立足。很快荆南政局变故，新任节度使对成汭颇为忌惮，想要杀他，于是成汭带兵顺长江而上占了归州（今湖北宜昌）。他招兵买马，大概在888年顺流而下攻占了江陵，成为新的荆南之主。按照当时惯例，只要完成军事占领，就会轻松获得朝廷承认。从此成汭从一个流亡杀人犯，一跃成为重镇节度使。完成华丽蜕变的成汭还特意向朝廷上表，请求正式恢复本来姓名，从此扬眉吐气。
在成汭占据江陵之时，这座昔日繁华无比的城市已多次历经战火、残破不堪了，据《旧五代史》记载，此时偌大一座江陵城只剩下区区十七户人家。成汭创业初期倒是兢兢业业，他招募流民，鼓励农商，“抚辑凋残，励精为理，通商训农，勤于惠养”，很快荆州人口就恢复到上万户。
在唐末天下大乱之时，太多的军阀只顾相互攻击、拓展地盘，很少有人注意治理地方、鼓励农耕，当时成汭能积极发展地方经济，还是很了不起的。时人经常称道政绩斐然的“北韩南郭”两个军阀，“北韩”指的是当时在陕西华州经营有方的镇国军节度使韩建，而南郭就是这位成汭（郭禹）。
成汭虽然治理江陵有功，但他个人性格却非常冲动。年轻时醉酒杀人的狂暴个性似乎并未随年龄增长和地位提高而改变太多，执掌一方、大权在握后甚至还加剧了他的自大与偏执。所以史书对其有如此描述：“汭性豪暴，事皆意断，又好自矜伐，骋辩凌人，深为识者所鄙。”独断专行，好大喜功，盛气凌人，恐怕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从底层快速崛起的军阀们的共同特点。
成汭曾经上表朝廷，要求把离荆南不远的几个州划归自己，被当时的宰相徐彦若拒绝了，这让成汭十分记恨。后来朝廷派徐彦若赴任岭南，徐在途经荆南时，成汭虽然设宴招待，却旧事重提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有一次成汭庆生，淮南军阀杨行密派人送礼，除礼物之外，还送了一本当时流行的类书《初学记》。成汭手下谋士郑准认为淮南送这个礼物似有轻视之意，应该回信讨个说法，但成汭并未采纳。史载郑准其人“性谅直，能为文章”，当初就是他为成汭起草了改名的奏章，文辞动人，“其表甚为朝廷所重”。此时他看到成汭听不进去建议，认为其人不值得辅佐，于是辞职走人，临走时还留下一句：“见轻敌国，足彰幕府之无人也，参佐无状，安可久！”郑准的突然离职和他的负面预言引得成汭恼怒无比，竟然派人追上去杀了郑准，其心胸狭隘竟至此。
还有一次，当时很有名的高僧贯休（832-912）来到江陵，最初成汭对贯休礼遇非常，还附庸风雅地去向大和尚请教书法。一贯认真的贯休和尚说，“此事须登坛可授，安得草草而言”，估计是看不惯成汭的霸道习气，非要成汭安排仪式以显正式才肯传授。这个平常要求却让小心眼的成汭很生气，一怒之下把贯休赶出了荆州。
成汭手下有一个将军叫许存，能征善战，曾带兵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路攻城略地，从荆州一直打到重庆，帮助成汭拓展了地盘。但成汭并没有给他应有的封赏，只封了许存一个刺史，而且还总是疑心重重，派人监视许存动静。监视的人回来报告说，许存不问正事，天天与兵士蹴鞠为乐。本来许存玩球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嫌，但多疑的成汭听说许存天天蹴鞠反而怀疑他是在练习脚力想要逃跑，就派兵攻打许存，逼得许存逃往四川投降了王建。
怼宰相、杀谋士、逐高僧、逼大将，成汭偏狭、固执、多疑、不容人的性格尽显无疑。最可笑的是，在成汭统治荆南的末期，还一度迷上了长生之术。他经常服食丹药，有一次毒性发作还晕死过去，久久才苏醒。也许是服用乱七八糟的丹药产生了副作用，成汭的偏执多疑也达到极点，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最后亲手杀掉所有的孩子，以至于“绝嗣”。
谋士郑准那句“安可久”的预言，很快一语成谶。
荆南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经济，让自大偏执的成汭进一步走向癫狂。他大肆扩军，“畜兵五万”，还花数年之功打造了上百艘战舰，其中还有巨舰一艘，号曰“和州载”，舰上亭宇俱全，宛如官衙一般。其他还有不少舰船以“齐山”“截海”“劈浪”命名，其水军规模之大，足以想见。
这庞大的水军却很快见证了成汭的败亡。天复三年（903），淮南杨行密攻打占据鄂州（今湖北武昌）的杜洪，杜洪自知不敌，向朱温求救。当时朱温正忙于进攻山东青州，只能派出少部分军队来援，就招长江中游诸路藩镇出兵相助。成汭收到朱温邀请，欣然答应出兵。当时手下有谋士劝其不要冲动，成汭不听，几乎倾巢而出。战船沿江东下，行至中途，迷信的成汭在当地一座小寺庙里拜神祷告，结果连测几十次都没有吉象。这时候成汭也开始犹豫了，身边有人对他说，您这些年好不容易打造了战船，现在已经出征，如果半途而退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荆州军民呢？好面子的成汭当然不想丢人，于是硬着头皮继续进军。结果还没等到达鄂州，自己的大本营荆州就被附近两个军阀给攻占了。一听荆州老家丢了，成汭大军瞬时斗志全失，所有战船在洞庭湖被淮南名将李神福纵火烧毁，最后一败涂地，全军覆灭，走投无路的成汭最终跳水自杀身亡。
成汭为人自负偏执、一意孤行，最初不听人劝，脱离根据地，长途冒进，到中途已露危象，却又顾及颜面不愿退兵，最终落得败亡的下场。关于成汭败亡，当时还流传着一种命理解释：成汭名字里的汭字，三点水加一个内字，拆开就是“水内”二字，有人说这是他命中注定要死于水内。这虽然只是以结果倒推附会的无稽之谈，但也能看出时人对这位曾经重振荆州的“南郭”之死有一丝同情。
关于成汭之名的演绎，在其死后仍在继续。朱温篡唐称帝后，特意下诏为死去的成汭追赠太师衔，还因成汭的姓犯其父朱诚讳，特赐姓为周，然后把成汭说成是周文王之后。成汭在天有知，绝对想不到他好不容易通过自我奋斗改回的本名，死后又被人给改了。
从郭禹到成汭，从初期被世人交口称赞到后来可笑的固执愚蠢，一代荆南霸主就这样成为唐末乱世中的一朵浪花，转瞬而起，又匆匆而逝。
赵氏兄弟的潇洒与忠义
刚愎自用的成汭败亡后，荆南遭到附近军阀的再次洗劫，但很快就迎来了第二位主人——赵匡明。赵匡明的事迹在唐末五代史中并不显著，远不如他的父亲和兄长为人所知。
赵匡明之父叫赵德諲，河南蔡州人，黄巢起义时他在河南军阀秦宗权手下为将。黄巢死后秦宗权与朱温在河南争斗不休，赵德諲被派往湖北攻取了襄州（今湖北襄阳），成为山南东道的实际控制人。襄州也是南北战略要冲，向北沿汉水可以进入陕西，向南可直通荆南。赵德諲很有战略眼光，他预见到秦宗权不是朱温的对手，就主动向朝廷归顺，并向朱温示好，表示要一起讨伐秦宗权。这步棋走得很聪明，在朱温击败秦宗权后，老赵自然也俨然忠臣，受了“加官进爵”之刑而去。赵德諲死后，大儿子赵匡凝在襄州继承了节度使的位子。
成汭死后，荆南陷入动荡，赵匡凝派弟弟赵匡明带兵攫取了这块宝地，很快就获得了朝廷认可，顺理成章成为荆南节度使。可以说兄弟二人都是借了父亲的光，如今各领重镇，在江汉之间互为拱卫，风光无限。
赵氏兄弟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条成功法则，那就是尊重朝廷。因为襄州可以北通陕西，到达朝廷所在，赵氏兄弟一直坚持向长安进贡，这在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唐末实在难能可贵。《旧五代史》对此赞道：
是时唐室微弱，诸道常赋多不上供，惟匡凝昆仲虽强据江山，然尽忠帝室，贡赋不绝。
这番忠义让备受藩镇欺凌的昭宗皇帝感动不已，甚至一度还想迁都襄州。
赵家兄弟都不是好斗之人，所以一直延续其父的既定策略与北方朱温交好。但在897年发生了两件事，引发了朱温对赵氏兄弟的不满。当年朱温在山东击败兖州的朱瑾，朱瑾被迫逃入淮南，一同南逃的还有一批李克用最初派去帮助朱瑾的沙陀军。所以李克用派人送信给赵匡凝，希望他能借道让这支漂泊在外的沙陀军返回山西。不料李克用的使者在半路被朱温捕获，引得朱温开始怀疑赵匡凝与自己的死敌李克用交结。同一年，朱温派大军南下攻入淮南，结果在清口之役中被杨行密击败，朱温的兵败让赵匡凝动摇起来，开始暗中与杨行密沟通。朱温是不会容忍这种背叛的，等到他腾出手，即派大军征讨襄州，赵匡凝根本不是对手，吓得赶快求和，不得不再度依附于朱温。
后梁开国皇帝朱温陵墓——宣陵
对于赵氏兄弟来说，既然朱温挟天子令诸侯，那么尊奉朝廷和投靠朱温是不冲突的，但随着朱温野心的暴露，他们就面临着艰难选择。在朱温开始谋划篡唐的时候，派人去探他们的口风，没想到赵匡凝表现出了对唐朝廷的无比忠贞，甚至情绪激动到对朱温的使者痛哭流涕，说自己兄弟“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志”。这就等于宣告了在尊唐和从朱之间，赵氏兄弟选择了前者。但忠义的代价是巨大的，听到使者回复后的朱温大怒，在905年派出大军再度进攻襄州。赵匡凝一战即败，只好驾一只小船一路逃向淮南后投靠了杨行密。梁军顺势又攻入荆南，老二赵匡明知道不是对手，本来也想去投奔杨行密，但这时有人劝他说，当年三国时候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分仕蜀、吴二国，如果你兄弟二人都去淮南，肯定会让杨行密有所猜忌。好在荆州水路方便，东西皆宜，赵匡明就带着全家老小沿江而上，投奔了四川的王建。
从此赵氏兄弟天各一方，终生再未相见，而兄弟二人的最后人生也各不相同。
赵匡凝逃往淮南，吴王杨行密就开他玩笑，说你当年总是给朱温进贡，为什么现在兵败又跑到我这儿呢？赵匡凝的回答掷地有声：
仆世为唐臣，岁时职贡，非输贼也。今以不从敌之故，力屈归公，惟公生死之耳！
杨行密还算仁义，对赵匡凝一直很礼遇。杨行密死后，其子杨渥即位，而寄人篱下的赵匡凝却仍然毫无顾忌，以长辈自居。有一次杨渥在吃青梅，赵匡凝多管闲事，说你最好别吃太多，吃多了会发小儿热，言语之间就像长辈教训孩子一样。一件吃青梅的小事，最后却引得吴国诸将愤愤不平，认为赵匡凝言语轻慢，有失尊重。不久杨渥就把赵匡凝从扬州迁往他处，后来终被权臣徐温所杀。
相较之下，弟弟赵匡明在四川的结局还算不坏。他带了不少军队投奔王建，这份大礼让有志于整军经武的王建很高兴，对他“待以宾礼”，最后赵匡明终老于蜀。赵氏兄弟虽忠于唐室，却都不是尚武之人，在纷纷乱世中难以立足也实属正常。史书载赵匡凝“颇好学问”，还曾收集几千卷图书，这在文武失衡的唐末五代颇显另类。
这位赵家老大还是当时出了名的帅哥，史书上说他“气貌甚伟，性方严，喜自修饰”。赵匡凝长得高大伟岸，还很喜欢打扮，每次穿衣服都让仆人举着两面大镜子，一前一后地照，顾影自盼，甚至有点自恋。赵匡凝还有洁癖，哪怕是在见客人时，只要感觉头巾上有灰，就迫不及待地叫丫鬟擦拭。相比之下，史书里有关弟弟赵匡明的描写并不多，但可以想见，有这样一个高富帅的哥哥，弟弟恐怕一直生活在大哥的阴影里，难有作为。
《旧五代史》对赵氏兄弟有个评价：
匡凝一门昆仲，千里江山，失守籓垣，不克负荷，斯乃刘景升之子之徒欤！
就是说哥俩都是绣花枕头华而不实，跟三国里刘表那两个无能的儿子没有区别。三国时刘表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都难守基业。其实刘表自己也没什么能力，就是长得帅而已，史书说他“姿貌甚伟”。清代文人王士祯曾赋诗如此评价刘表父子：
豚犬儿郎霸业空，冢中人不愧英雄。
一杯遥酹襄江上，爱汝名高俊及中。
中看不中用，绣花枕头一对，这首诗用在赵匡凝、赵匡明哥俩这儿其实也很贴切。
高季兴的“无赖”
江陵城下，江水滔滔，不歇东流。
荆南在经历了成汭和赵匡明的匆匆沉浮后，终于在大唐王朝行将终结时迎来了第三位主人——高季兴（858-929）。正是在高季兴的经营下，荆南重新焕发生机，以区区三州之地，在纷乱的五代始终屹立不倒，成为一直延续至宋初的南方政权之一。
高季兴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成功的呢？
高季兴本名高季昌，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人，早年出身低微，曾在汴州富豪李让家为奴。在朱温入主汴州后，李让献出家财投靠，被朱温收为养子，而“少好武、有胆气”的高季兴也得以面见朱温。揽才用才不拘一格的朱温“奇其才”，立即将高季兴招入军中，还命李让把他收为养子。这样一来，此时的高季兴就成为朱温的孙子辈了，但实际上他不过比朱温小六岁而已。
我们总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但也确实需要环境和机遇。乱世为这位小家童的华丽转身提供了最好的舞台，让高季兴这块金子有了闪光的机会。当然能遇到善于识才的朱温也是他的运气，否则他也许就只能一辈子屈居人下、杂役终老。
投入朱温帐下的高季兴迅速成长，很快成为朱温的亲从指挥使，深受朱温信任。高季兴早期军旅生涯里最高光的时刻在901年到来，这一年朱温带兵围攻凤翔李茂贞，可惜李茂贞坚壁清野，梁军久攻不下，朱温无奈之际萌生退兵之意。这时候高季兴站出来，力劝朱温不要放弃，说“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认为此时敌人以为梁军疲惫，正好可以诱敌出击。高季兴话说完，“太祖壮其言”，《新五代史》里如此写朱温当时的反应，一个“壮”字简洁有力，尽显朱温对小家童的欣赏。正是听了高季兴的话，朱温继续围攻凤翔，很快就逼着李茂贞妥协，乖乖交出了昭宗皇帝。此役之后，朱温晋爵梁王，高季兴也被昭宗御赐“迎銮毅勇功臣”称号，风光无限。
关于高季兴的发达，《五代史补》上记载了一个故事，颇具神话色彩：一次高季兴随军出征，连夜赶路途中投宿一户民家，门口有个老婆婆拿着蜡烛迎他，对他非常客气。高季兴觉得奇怪就问缘由，老婆婆说：我刚才梦到有人敲门喊，“速起、速起，有裂土王来”。高季兴听了很高兴，从此相信自己将来能够裂土封王、成就一番事业。这个故事应该是在高季兴成功以后时人演绎出来的，但他飞黄腾达的日子确实不远了。
906年，在朱温大军占领荆南后不久，高季兴就被任命为荆南节度使，从此开启了高氏半个多世纪的荆南统治。荆南小小弹丸之地，区区三州而已，四周却强敌环绕：西边是王建的蜀，东边是占据江淮大部的吴，南边有马殷的楚国，北边还要面对中原王朝，稍一不慎，就会如前任成汭和赵匡明那样惨淡收场。高季兴和他的继任者却在这四战之地的夹缝中，最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高季兴首先致力于重振荆南经济。之前江陵虽然在成汭手下有过恢复和发展，但在成汭败亡后，江陵再度遭受周围军阀的劫掠，当高季兴到来时，还是一片惨淡：“当唐之末，为诸道所侵，季兴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后，井邑凋零。”高季兴来到后，立即着手恢复人气，他“招辑离散，流民归复”，并很快有所收获。第二年朱温称帝时，高季兴还进献了几十个瑞橘作贺礼，礼物虽轻却也表明了他着意于恢复当地民生的态度。朱温对高季兴很满意，史书说“梁祖嘉之”。
高季兴还善于招纳和任用人才，荆南虽小，却很快聚拢了一批有能力的文臣武将。史书上说高季兴“虽武人，颇折节好宾客，游士缁流至者无不倾怀结纳”。前朝进士梁震路过江陵，高季兴“爱其才识，留之”，还答应了其不入幕府的请求，“甚重之，以为谋主，呼曰先辈”。其实高季兴比梁震还大着几岁，却尊其为前辈，可谓给足了面子，梁震当然也投桃报李，成为高季兴的首席智囊，为荆南发展出力甚多。再如当年被前任节度使成汭赶走了的贯休和尚，后来又曾到江陵一游，这一次高季兴则给予他极高的礼遇，还修缮寺院供其居住。有意思的是，这位爱讽刺时政的贯休和尚并未顾及主人脸面，写下一篇《酷吏词》，对荆南吏治不无微词，但高季兴“亦不罪焉”，度量要比他的前任成汭大多了。
招纳人才为之所用的同时，高季兴也整饬水军，造战船五百艘，“修饬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所以高季兴治下的荆南虽小，其战力倒也不容小视，曾经多次击败来犯之敌。面对残破的江陵城，高季兴对城墙进行了多次重修和加固，极大增强了江陵的防御。911年，他就开始“治城堑，设楼橹”，曾调动十数万人大规模修筑江陵外城，建造高大城楼以为防御，史书说“荆南旧无外垒，季兴始城之”。921年冬，高季兴任命大将倪可福再次督修江陵外郭，还亲自巡城，当他发现工程进度缓慢时，不惜杖责了这位亲信将领，可见他对修城的重视程度。
927年，在一场地震后，高季兴又下令修筑江陵内城以巩固城墙。经过多次修治，江陵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这一年后唐派军队进攻江陵，面对高大城墙，唐军试图用长竹做梯子爬上城墙，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足见江陵城之坚固。要知道在没有炮火为助的冷兵器时代，攻城一方对于坚固城墙一般来说办法不多。江陵城墙的坚固在五代时世皆知，一直到高季兴的孙子高保融统治时期，北方的后汉使者来访，还偷偷测量城墙高度以为“攻取之计”，可见江陵城的威名已经传到了北方。
除了上述的“内功”修炼外，高氏荆南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也是其屹立不倒的重要因素。高季兴善于利用周围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前蜀、吴、楚和中原王朝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当然，高季兴的外交策略确立也有一个过程。
在五代之初，尤其在朱温死后，高季兴看到后梁日渐衰落，开始不再向朝廷进贡，还野心勃勃地寻求扩张。914年，高季兴沿长江进攻三峡，结果被王建的蜀军用铁索横江，荆南水军无法前进，最后荆南战船被烧，死伤甚众。最后高季兴乘小船逃遁，跑回了荆州。此役之后，高季兴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实力，开始利用大国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寻机占便宜。例如在他与中原王朝为敌的时候，经常寻求吴国的帮助，还曾称藩于吴，接受吴国册封为秦王，尽显其实用主义的立国策略。所以《资治通鉴》上说，高季兴“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
923年，北方政局发生剧变，李存勗建立后唐，很快灭了后梁，天下震动。高季兴随即调整策略，向后唐称臣，还特意为避李存勗祖父李国昌之讳，将名字由“季昌”改为“季兴”，表明臣服立场。不仅如此，高季兴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赴洛阳朝觐庄宗李存勗。谋士梁震劝他说：“梁、唐世为仇敌，夹河血战垂二十年，今主上新灭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强兵，居重镇，以身入朝，行为虏尔。”
不能不说梁震的话是有道理的，此去风险不小，但高季兴却执意前往。果然洛阳一见之下，庄宗李存勗的确有心扣留高季兴，幸亏后唐重臣郭崇韬进谏说，陛下得到天下，各地诸侯都只是派人进贡，只有高季兴亲自前来，您应该褒赏他以为表率，如果“羁留不遣，弃信亏义，沮四海之心”，扣留高季兴要伤天下诸侯的心啊。最后庄宗同意放高季兴回荆南，逃过一劫的高季兴归心似箭，匆匆向南而去，但这时李存勗又有些后悔，发密令让人在中途拦截高季兴。幸运的是，在诏书到达边关之时，高季兴已经连夜出关逃回了荆南。他一回荆州，就握梁震的手说：“不用君言，几不免虎口”，这一次够险，差点就回不来了。
此次洛阳之行虽然极为冒险，但高季兴仍然有所收获。他受封为南平王，获得了后唐这个新王朝的背书。在洛阳时他因为对答合圣意，“庄宗大悦，以手拊其背”，高季兴就命人在衣服后背绣上庄宗的手印，“以为荣耀”，这下可是真的拥有新皇帝的“背书”了。
更重要的是，此行也让高季兴看到了庄宗的致命弱点。高季兴对手下人感慨：“此行有二失：来朝，一失;纵我去，一失。”他在承认自己失策的同时，也取笑着庄宗的无能。在洛阳高季兴看到李存勗亲信伶人、荒于政事，还亲耳听到李存勗自夸“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所以高季兴断定庄宗统治无法长久，说了一句“吾无忧矣”。但他仍不敢懈怠，开始积极“缮城积粟，招纳梁旧兵，为战守之备”。
以身涉险，可以说是高季兴所犯的一个错误，但他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对未来做出正确预判，也是难能可贵。
当然，荆南之所以屹立不倒，除了高季兴合理的内政外交外，也与当时诸国间的政治军事平衡大环境息息相关。十世纪初期的蜀、吴、楚及中原王朝，无形中以荆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广域平衡系统，各国都试图维持这种安全而稳定的势力平衡。荆南四通八达，但地方狭小，对临近的大国而言，攻占它意义不大，留着它反而可以作为屏障和缓冲，减少与他国间的摩擦。所以荆南的生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周围大国主动维护现状的结果。
比如前蜀的王建，以他的军事实力足以打下荆南，他也确实曾经考虑过引长江洪水淹荆南的念头。但王建手下劝他说：“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乎！”王建听从了建议，放弃了水淹荆南的计划。表面上看来王建似乎是因仁德考量而放弃灭荆南，但实际上这与前蜀在王建统治下一贯的实用主义平衡战略一脉相承。
前蜀国开国皇帝王建陵墓——永陵地宫模型
楚国也曾有同样的考量。928年楚国大军进逼江陵，逼得高季兴求和，当时楚军将领王环向楚王马殷进言道：“荆南在中原、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足以为楚之捍蔽”，最后楚军撤兵。小小的荆南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形中成为其生存于乱世的护身符。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高氏荆南在五代之时屹立不倒五十多年，与匆匆败亡的前任成汭和赵氏兄弟相比，高季兴的成功值得细细品味。清人吴任臣在其所著的《十国春秋》一书中，曾对高季兴有如此评价：
蕞尔荆州，地当四战，成赵相继，亡不旋踵，武信（高季兴）以一方而抗衡诸国间，或和或战，戏中原于股掌之上，其亦深讲于纵横之术也哉！
这对高季兴的智慧与谋略算是很高的评价了。当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单面的，高季兴也是如此，在他耀眼的成功光环下究竟有着怎样的性情与人格？史料中保留的几个小故事，也许能为我们提供窗口窥视其人的内心世界。
高季兴性子似乎颇为冒失急躁，有史料说他“性褊急”。入主荆南后他曾去开封劝朱温称帝，在官衙前却与朱温手下一个掌书记吵了起来，最后怒气冲冲而去。但高季兴很快就冷静下来，当晚就派人找到这位掌书记，亲自相迎，还请他喝酒，热情地拉着对方的手说：我是急性子，以前的不愉快就都忘了吧，事后还送了这人几十匹锦缎。急躁性子与圆滑城府，就这样矛盾却又合理地同时出现在高季兴身上。
据《五代史补》记载，高季兴早年有一爱姬张氏，每次出征都带在身边。有一次高季兴遭到惨败，慌乱中带着张氏夺路而逃，深夜中跌跌撞撞跑到一个山涧里，后有追兵，前方路断，情势无比危急。此时张氏有孕在身，行动迟缓，急于逃命的高季兴怕张氏连累自己，竟然起了杀心，想趁张氏熟睡之时，用剑击落两边的山石压死她，自己逃命。就在这时候，张氏突然惊起，对高季兴说，我刚才梦到大山崩倒压在我的身上，有个身穿金甲的武士托住了山，我才没有被压死。高季兴听后，认为张氏所怀之子有神灵庇佑，于是放下杀心，最后带着张氏一起逃走了。这位张氏肯定察觉到了危险，机智地躲过一劫，而高季兴在危难关头竟然有杀妻弃子的念头，如果确有此事，这样的人品也让人不敢恭维。
高季兴为了生存能够灵活实际地调整策略，而这种灵活在一些时候也显得颇为无赖。后唐灭蜀后，曾有使者押送在四川劫掠的财物乘船顺江而下，准备运往洛阳。但很快洛阳发生变乱、庄宗被杀，高季兴得知后立即命人沿江劫杀了后唐使者，将经过荆南的四十多万金帛全部截留，“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后来继位的新皇帝明宗李嗣源派人责问高季兴，高还振振有词，说你们的船队顺流而下，千里水路，肯定是船翻了，至于怎么翻的，你们去问水神吧。这种截留过路财物的方式最后竟成为高氏政权的谋财之路，每逢有南方政权进贡中原的使团路过荆南，高季兴都会雁过拔毛。
这个生财之道也被他的儿子高从诲（891-948）所继承。从诲的母亲正是当年那位差点被高季兴谋杀的张氏，他在父亲死后成为荆南第二代统治者，颇得乃父遗风。对于南方假道荆南的贡奉，“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当诸国遣书斥责或以军力相讨时，荆南就乖乖奉还，可是不久又会故技重施，诸国也无可奈何。
面对周围纷纷称帝的诸国，高从诲跟其父一样，对各国称臣，讨遍封赏。史书说——“及从诲立，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予，所向称臣。”面对如此无赖的高氏父子，诸国“贱之”，都以“高赖子”呼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还特意对这个外号做了解释：“俚俗语谓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
在唐末五代这样的纷纷乱世，无赖也是求生的一种方式吧，而且还很有效。
（本文摘自王宏杰著《乱世人心：从晚唐到五代》，尔文·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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