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杨主任（杨伟民）的社科题目是一样的，其实这样也很好，院原就是副院昉宏说明大家对于消费是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一个关键的堵点和难点，对这一点大家有更多的长蔡策共识，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观经该分析和提供更多的政策建议。”演讲之初，济政蔡昉就这样说到。新手
蔡昉表示，从疫情之前的几年时间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而消费需求中，大概70%是居民的消费需求。
“那么相应的，三年的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来正在改变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可能会出现一些颠簸。特别是因为居民收入受到了伤害，也就负面影响了消费，对家庭的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所以影响我们的经济复苏。”蔡昉说。
对于家庭预算曲线的受损，蔡昉表示，家庭通过就业得到收入，得到收入以后，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做选择。在消费里面，再在不同的消费品和服务之间进行选择，这是最常规的微观经济分析。
“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家庭预算曲线呢？是因为我们三年受到的这方面的冲击最大。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有所受阻，相应的我们的支出也就随着收入起起伏伏，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定的超额储蓄。”蔡昉说。
蔡昉表示，大家非常热衷于居民资产负债表分析，但可能还用不到那么复杂的概念。在他看来：
第一，这些概念我们并不熟悉；第二，虽然长期行为中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来进行调整，会改变长期的理财行为，但是现实中老百姓家庭预算曲线没那么复杂，说穿了也就是收入，收入之后决定消费还是不消费而已。
“同时，我们也知道，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是一种流量，收入减少、消费减少、储蓄超额，是流量，还没有到存量的这个层次上，所以我们分析流量更直接、更短期，我们现在解决的也就是短期的现象。与此同时，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决定了我们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引导，对应现在受阻的千千万万的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蔡昉说。
蔡昉表示，过去三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上，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
“在劳动经济学里，我们这个行当里面是说超过一年的失业就叫长期失业，所以有些劳动者实际上已经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了。那么失业导致收入减少，使得你在经济该复苏的时候，你会遭遇到一个磁滞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当冲击过去以后，你可以恢复原来的常规状态的时候，你回不到常规上去，它会把你积压在原来的状态之中。”蔡昉说。
蔡昉指出，居民绝大多数的收入来自就业，因此失业状况不能改善，就会导致居民收入受损，而且可能导致消费继续不振。
“和收入相关的居民消费，它的波动更大，也就是有更大的弹性，这种弹性因为时间比较长，就影响到你怎么消费，然后决定要不要消费的这种决策。如果这种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补偿，不能尽快恢复就业，不能尽快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有可能他们就从短期行为，短期就是调整怎么消费，就转成了长期行为。这个长期行为就进入到了大家最近在讨论的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因此我们就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来进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蔡昉说。
蔡昉表示，疫情之后我们也遇到了一个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需求侧新常态。
“也就是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成为常态化的制约经济的阻碍。过去我们说新常态的时候，主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经济增长下行。现在需求侧因素、消费因素越来越重要。”蔡昉说。
蔡昉提供了两个跨国数据揭示的规律。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老年人口超过14%以后，会发现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那我们2021年的老龄化率就超过了14%，去年已经达到了14.9%，因此或许我们有进入这个新轨道的可能性。横坐标还是老龄化率，65岁以上占比。纵坐标是超额储蓄率，也就是总储蓄超过总投资的比例。这个趋势，它是有逐渐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老龄化提高以后，这个趋势就更加明显了。这也就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界讨论的所谓的长期停滞，一个最典型的特征—低利率、低通胀率、低增长、高负债率。”蔡昉说。
蔡昉表示，随着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未来他们会形成一个或许更不好的组合，利率也可能回到低点，但是通胀率高企，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提高，因此这种长期停滞是和老龄化相关的。
“中国不会走一个典型的长期停滞，但是我们会不会出现其中的一些特征？我们通胀率显然是不会有的，现在一点都不担心通货膨胀率，但是低利率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当然，高负债率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新常态。”蔡昉说。
第二、劳动力市场新常态。
“从劳动力市场上看，一个新常态就是可能未来我们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会更高，会上一个台阶。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指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那个失业率，因为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失业，那些和你的结构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相关的那些因素决定的失业率，和经济周期无关，这种自然经济周期下也可以叫做充分就业。”蔡昉说。
蔡昉表示，现在学者估算失业率达到5.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目前5月份失业率已经降到5.2%了，也就是说接近自然失业率了，接近于回归常规了。但是青年、农民工失业率仍然高企，意味着有没有未来自然失业率就是偏高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好还是坏的情况下，常规失业都会围绕更高的波动，也就是说以后常规失业率就会偏高，可能比如说5.3%、5.4%的可能性都是有的。这种状态会使得我们的收入受到影响，因为失业率偏高了，就有更多人在那里等待就业。同时，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会提高，劳动者的权益和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都会有所增加。”蔡昉说。
第三、居民微观行为新常态。
蔡昉表示，未来在一个经济增长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遭遇这么几个效应。
第一是收入效应。“我们未来潜在增长率，或者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是会下降的。相应的，我们即使保持同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居民收入增长是比以前预想的要低一个层次。这是一个可能的居民收入的效应。”蔡昉说。
第二是城镇化效应。“新型城镇化，农民工的市民化，我们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费潜力。对于新市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均等的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我们解除他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意愿，要保障他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蔡昉说。
第三是结构性效应。“人口总量已经负增长了，经济增长也在减速，因此我们越来越的动力和动态都来自于结构性的调整，无论是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还是把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他们的消费层次等等，都是靠调整结构进行的。”蔡昉说。
在蔡昉看来，这就是我们的新常态，短期遭遇的困难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合在一起。
而对于当前面临的处境，蔡昉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的消费，也就是说用所有能够合理合法合规、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蔡昉说。
蔡昉表示，我们面临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我们现实的经济堵点和短板。
“针对居民的消费去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因为我们过去讲宏观经济刺激手段的时候，都讲刺激效应不是一轮，因为人们拿到钱，他们就去购买新的产品，那些被他们购买的产品的部门，又会把钱发到他们工人手里，他们工人再一次。因为乘数效应的大小，决定你的刺激政策的效果。而我们学宏观经济的例子，其实就是刺激消费，而不是刺激投资。现在我想回归到那个常态上，已经到了时机。”蔡昉说。
除此之外，蔡昉认为，我们可以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措施的兼容，可以减少后遗症。“我们过去都说，当我们讲三期叠加的时候，其中一个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我觉得刺激消费的这种政策，如果运用适度，我们不会产生需要消化的时期，至少它症状要轻得多得多。”蔡昉说。
在蔡昉看来，户籍制度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
“我算了一个账，农民工按照他的消费能力，就是说他的收入来看，他的消费被抑制23%。如果按照他的收入水平，他是可以做到这个消费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他有后顾之忧，要存钱，因此他的消费意愿被压低了，这个幅度大家认为是23%。反过来就意味着说，如果你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就可以提高接近30%的消费，而且是在没有收入增长的情况下。”蔡昉说。
蔡昉表示，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城的1.8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那个总额度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推算，大概是在2万亿以上。
“不管是不是2万亿，但是它是万亿级的。万亿级的新消费对应的是疫情期间万亿级的超额储蓄、过度储蓄。比如说按照GDP的3%来算，我们三年被造成的过度储蓄，大概至少也应该是3.6万亿。你用几万亿水平的新消费去抵销3.6万亿的过度储蓄，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蔡昉说。
同时，蔡昉也强调，要切实阻断农村的返贫通路，并提高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
“在2022年—2035年期间，因为人口负增长，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增长提高最快的十几年。它就意味着养老金的支付会产生巨大的困难，照料老年人的能力也产生巨大的挑战，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大规模的支出去提高保障能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既是长期的制度建设，也可以起到短期经济刺激的效果。”蔡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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