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但是，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为中国家庭带来生育子女的从容感，尤其是在一、二线大城市，反倒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恐生。
生育的目的性：传统与现代的分野
关于生孩子这件事，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生孩子是为了什么？
在中国的传统宗族社会体系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是中国家庭生育的最大动力，传宗接代是每个中国家庭组建之后的基础使命与信仰。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养儿防老”的理念是中国家庭生育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时，家庭生养子女的现实意义非常重要。
在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之前，中国家庭对于生孩子这件事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家庭的经济状况呈现出普遍性的窘迫，一些子女众多的中国家庭甚至为了每个月的口粮生计而节衣缩食，勤俭持家。同时，在计划经济按“人头凭票供应”以及“大锅饭”语境下，反正国家得养我、让我活着。因此虽说经济水平低下，人们从内心并没有生育的恐惧。
近几年来，对于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的严峻问题，政策端试图通过对“出生”的放开和对“养育”的减负来解决。
这些决策的底层逻辑是：中国人之所以不生，一是因为政府不让生，二是因为生了之后养育负担太重。
这样的逻辑判断，显然是受到了近些年被新兴媒体大肆渲染的社会焦虑情绪的影响。
“生一个都养不起，怎么生第二个？”“你知道养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要花多少钱吗？”……类似的恐生语境比比皆是。
生育率的低迷是一个人口学的问题，但恐生则是一个社会学领域的问题。当然，关于人口问题的一切出口，最终都会来到社会学的层面上进行另一次的逻辑筛检。
于是，要想破解中国家庭恐生的问题，必须先来看看适龄婚育人群的现状以及变化趋势。
数据化恐婚：结婚年龄大龄化趋势加剧
近年来，中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同时，结婚登记者的平均年龄正在日渐提高。
数据显示，从2013年起，中国结婚登记数量逐年下降，2013年共有1347万对，到2020年，仅有813万对。降幅近四成。
民政部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以来结婚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中，20-24岁人群占结婚登记人数比重持续下降，2020年，这一数据较十年前下降一半。
2013年，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20-24岁人群，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与此同时，30-34岁的结婚登记人群占比大幅提升，2020年较2010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
从2005年到2012年，20-24岁年龄段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登记总人口的比重一直位居第一，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47%下降到2012年的35.5%。到了2013年，25-29岁年龄段首次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此后几年，20-24岁年龄段占比持续下降，到2020年，降为18.6%，比2010年（37.6%）下降近两成。
与此同时，从2010年以来，25-29岁年龄段的结婚登记人群占比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
数据显示，2010年，这一年龄段占比为31.9%，到2013年首次超过20-24岁年龄段占比，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2015年是该年龄段占比的最高峰，达到了39.4%，随后七年呈下降趋势，2020年这一年龄段占比为34.9%。
相比之下，30岁以上年龄段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尤其是30-34岁年龄段，占比从2010年的11.3%上升到2020年的19.3%，上升了8%。
而在40岁以上的结婚群体方面，2020年的占比较2010年提升到18.9%。
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上结婚人群占比较高，与近年来离婚、再婚人数增多有密切关系。
这里提供一个离婚数据：2020年离婚登记数量对比2010年，增长了90%。
通过以上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初婚年龄正在呈现大龄化趋势。
成本的焦虑：城镇化对于婚育观的影响
从城镇化水平情况来看，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对于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
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加速向大城市、中心城市转移，人们在城市生活，住房、交通、消费等等压力很大，对于恋爱结婚都会有实际影响，“恐婚”“不婚”“迟婚”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房价上涨带动了房租上涨，尤其是在城市核心地段、名校周边的房租，涨幅更是惊人。于是，购房、租房的开销，已经成为很多中国有子女家庭最大头的一笔开销。
中国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平均价格在本世纪持续上扬，2013年的均价是5850元/平米，到了2020年，已经上涨到每平米接近万元，涨幅同样达到四成。
同时，对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家庭而言，在高企的住房成本之外，还存在另一项庞大的支出：教育成本。
数据显示，在“鸡娃”的教育氛围中，北上广深这四座超级城市的家庭平均育儿成本已经超过200万元，还有一大批新一线城市的家庭平均育儿成本超过百万元。
住房与教育是中国城市婚育家庭最大的两块开支，但中国人恐生的根源，可能不仅仅止于这些。
如果单凭生活成本的加剧来解释生育率下降，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三次婴儿潮。
于是，必须要从另一条逻辑线上寻找答案——城市化水平。
城市的疑问：恐生的锅我不背
在中国人口时间轴的数据包内，有一个值得反复研究的重要数据：城市化率。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5.1%，到了千禧年，城市化率达到36%，
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来到43.9%，其中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的城市化率达到100%，城市化率超过90%的城市共有8个。
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46.6%，2010年达到47.5%。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2017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六成，到202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64.72%。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将达到86%，中国将达到71.2%。
这个预测可能还是显得有些保守，按照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率的年增幅，从64.72%到71.2%的提升，甚至用不了十年时间。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参照2017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数据：美国82.06%，英国83.14%，法国80.18%，德国77.26%，日本91.54%。
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在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法国1.83，美国1.71，英国1.63，德国1.54，日本1.36。
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普遍低于可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下限水平（2.1）。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率越高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出生率趋低的概率越大。
在上述提及的发达国家中，根本不存在限制生育的问题，而养育成本与国民较高的可支配收入相比，也是可以承受的。
如果按照我国“双减”“放开三孩”等政策的目的性套用到发达国家的低迷生育率上，逻辑并不能自洽。
他乡视角：生存＞生育
于是，我们必须将问题带入到社会学的广域视角上。
与建国之初、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改革开放之后的三次婴儿潮相比，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中国适龄婚育人群的生活条件、物质充盈程度有了显著提升。
归根结底，今天所谓的“恐生”人群，其本质并不是生存压力所致，而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值远超当年，这与城市化率大幅增长有密切关系。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六成，大量人口从乡镇涌入城市，视野开阔、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宁愿选择放弃生育。
在一二线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如果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要置业，确实压力巨大。
同时，由于城市化的趋势加剧，导致中国已经由一个人口稳定性社会转型成人口流动型社会。
七普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乡村年轻人快速向城市转移，小城市的年轻人向大城市转移，经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人户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
这个趋势也与发达国家非常类似，在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都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入。
湖南省的人员流动情况，是中国人口流动趋势的缩影。近几年，湖南省域人口呈减少状态，但省会长沙却出现了人口净增长，数据显示，长沙市吸纳的人口主要来自湖南省内其他城市和乡村。
由此可以推断出，湖南省除长沙之外的城市和乡村人口均处于流出状态，老龄化程度也在加剧。
人口流动加速的直接影响是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要面对如何在陌生的地方站稳脚跟、安身立命，由此，婚育问题自然就被置于生存与发展问题之后，从而导致了大量不婚、晚婚，不育、晚育人群的出现。
根据各种数据的测算，因为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人员流动性的繁密所影响到的婚育平均年龄，至少比过往的传统型社会推迟了八至十岁。
观念转型的连锁反应仍将持续下去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重要改变是人们的价值观与家庭观。
在农村人口占比较大的年代，生儿育女是一个传统中国家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无后不孝的观念根深蒂固。
而在高城市化率的背景下，随着城市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选择的多元化，城市人口对于服务型消费、享乐型消费、增值型消费的需求激增，旅游、购物、运动、游戏、度假、休闲、进修、提升自我……琳琅满目的新消费品类让人们应接不暇。
与此同时，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信息高速公路的发达、社交网络的崛起，让人们进入了一个非主观意识下的攀比世界，进而制造了太多人为的社会焦虑。
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压力无形中增大。较之传统社会，生一个孩子所付出的个人生命体验上的代价，让人们无法接受与承受。
此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权力意识的觉醒，太多的女性知识分子希望选择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便结婚，其目的也已经由生育变为陪伴，甚至很多人已经做好了独身的人生准备。
这一点上，中国也已经具备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特征，这已经成为了很多以城市为主的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概览发达国家曾经或正在施行的刺激生育政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此类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收效甚微。
(责任编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