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我家承包地的分钟法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1月24日上午11点，记者刚走进綦江区新盛镇石桥村“分钟法律诊室”，诊室就碰上一位农民在向和议员袁后立咨询。把矛

　　这位前来咨询的盾化村民名叫陈宗永，是解基新盛镇阳台村的村民。“我是分钟法律专门来这诊室‘问诊’的。”他说。诊室

　　诊室里有三级“处方”

　　石桥村的把矛“分钟法律诊室”（下称诊室）设在村便民服务中心，有10多平方米。盾化诊室陈设虽然简单，解基但墙上贴着“接诊程序”“诊断方法”等，分钟法律很完备。诊室连村里和各村民组17位和议员的把矛照片都贴在了墙上。

　　“2017年10月在石桥村试点，盾化去年6月在全区推开，解基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起这样的诊室92个，诊室总共配备了和议员1945名。”正在这诊室对和议员进行法律指导的綦江区法学会秘书长邹建说。

　　诊室为啥要以“分钟”命名，又如何开“处方”呢？

　　“‘分钟’的意思是要快。‘诊室’参照‘110’的接警模式，向村民公开值班电话，有专人值班，在接到‘报警’电话后，和议员要在第一时间赶到调解现场。”邹建说，在具体的“诊疗”方法上，则采取了三级和议方式。第一级是由村和村民组的和议员进行和议；第二级是由村支“两委”主持和议；第三级是由镇街党委和政府主导和议。这三级和议制度是逐级启动，层层化解，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邹建介绍，在“三级和议制度”中，还创设了“控、疏、明、商、和”的“五字工作法”，每一级都能开出精准的“处方”。目前，通过这一制度，化解的矛盾纠纷成功率非常高。

　　“和事佬”的新本事

　　今年75岁的和议员袁后立，已是第二次专职当乡亲们的“和事佬”。他说，1992年开始，作为村委会的调解员，干了10年的调解工作。去年初，村里建立“分钟法律诊室”后，又重操旧业，每天到这里来“接诊”。

　　“现在这和议员与我20多年前的调解员，有着质的区别。”袁后立说，那个年代的调解是揉“包包散”，现在的和议，则需要有运用法律法规和以德服人的本领。袁后立用他当“和事佬”的两个故事作了说明。

　　上个世纪90年代，石桥村五组有老两口，原本其5个儿子商定，每人每月给父母5元的生活费。可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其中两个儿子借故不给，老两口请求村里调解。“当时，我去调解了2次，讲了很多道理，但都调解不下来。后来，村里的书记和主任也去调解，也没有效果。直到前后通过5次揉‘包包散’，才勉强调解好。”袁后立说。

　　现在“分钟法律诊室”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他说，前不久，一村民组有一位老人，打电话来要求和议员为他调解4个儿女负担其医药费等问题。接到电话后，袁后立上门去，把这位老人的4个儿女喊拢来，对他们说，“按照《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护条例》的规定，你们有赡养父母的责任，承担父母的医药费，是最起码的赡养责任。”用法规进行调解后，效果非常好。不到1个小时，4个儿女除同意承担老人的医药费外，还表态今后要多回家陪伴老人。

　　“要掌握用法律法规来化解矛盾纠纷的本事，作为和议员，首先得自己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袁后立拿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案例》等一摞法律法规知识读本，“只要一有空，我就读这些书。而我们村的17名和议员，除了平时自学相关法律法规外，每个季度还要集中学习一次。”

　　村党总支书记李福全说，2018年，“分钟法律诊室”“接诊”的74件纠纷案子，有73件都是在第一级和议中一次和解成功。只有一件涉及到一个群体的案子，才启动了第二级和议。

　　和议出和谐乡村

　　李福全说，村里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都是通过调解来化解的。而一些涉及到政策问题的矛盾纠纷，则需要启动二级和议来化解。

　　邹建说，在所化解的矛盾纠纷中，通过一级和议解决的占了62.7%，二级和议的占了32.8%，而三级和议仅占4.5%。这说明，“分钟法律诊室”已把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化解在了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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