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问题很重要。基本因为居民消费的对居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费尽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杨伟民说。不干
演讲中，杨伟预少杨伟民从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体会：
第一，民谈民消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消费限制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权也权利居民消费收缩。
“我觉得需求不足主要是基本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对居居民消费收缩。我稍微说明一下，费尽中央很多文件都提出消费，中央文件讲的消费实际上是居民消费，为什么要说明一下呢？我国统计的最终消费是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区分这两个消费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看到消费扩大了，消费率提高了，并不是居民消费率提高了，并不一定是居民消费数量增加了。”杨伟民说。
杨伟民表示，本世纪以来，国内总供给一直大于国内总需求，供需由进出口之差来弥补了来平衡了。这样一种增长格局，有利的一面就是只要有需求中国经济不愁增长，因为供给能力在那放着，有产能。不利的一面，就是增长需要依赖外需。
“针对过度依赖外需带来的不稳定性，早在党的十七大就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这里面的消费讲的是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这样一个方针指导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占总需求比重降低，最终消费增加。”杨伟民说。
杨伟民指出，2010-2020年总需求当中外需比重下降6个百分点，内需提高6个百分点，内需当中投资是下降了两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三驾马车”确实比过去更协调了。
“前面讲过要区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我们的方针是希望更多依靠居民消费，但结果是更多依靠政府消费拉动。2000年到2020年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比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比重下降了4.5个百分点，这是近20年。那么看近10年，2010-2020年政府消费比重提高1.1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比重下降1.1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长期的过去的过程。”杨伟民说。
杨伟民表示，疫情三年受冲击更大的仍然是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格局重新回到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19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39%，2021年降到38%，2022年降到37%，比疫情前，比2019年下降两个百分点。2010年-2019年，也就是过去的十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40.3%，疫情三年又提高到了45%，提高了5个百分点。
“进出口的贡献，过去十年是-0.6，现在提高到13.1%，最终消费由60.3降到41.5，其中政府消费从18.1降到13.2，下降接近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则从42.2降到了28.3，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了13.9个百分点，接近14个百分点。从反映居民消费的单项指标看，疫情三年社零总额年均实际增长0.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0.2%。还有一个指标是放在投资，但实际上也是居民消费，住宅商品房销售年均缩减-8.5%。”杨伟民说。
在杨伟民看来，居民消费不足原因有很多：
一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0年降到43%，下降了3.7个百分点，最近两年进一步下降，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二是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是位居居民消费第一位的，2020年占14%，相当于居民对第二到第四位的教育、卫生、餐饮消费的总和，居民消费排在第一是房地产，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卫生，第四是餐饮，第一相当于二到四的总和。2012年到2020年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消费比重提高了4.2个百分点，与房地产相关的对银行的消费提高了0.7个百分点。
三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这是年，如果到每天就是每天不到50元，当然了农民还有一小部分消费是资金不足型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背后是收入问题，农民收入低的背后，最突出的是财产性收入的问题。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乡之间财产性收入之差10.2倍，城乡收入之差主要是财产性收入之差，怎么样为农民创造财产性收入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思想，要求把扩大居民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杨伟民表示，把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是问题导向型，也是目标导向型，可以从四个方面解读：
一是扩大居民消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
“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以人民水平的提高为中心，怎么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呢？居民收入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仅有收入的增加，没有消费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会提高呢？疫情三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3.5，从这个指标看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前边讲过由于疫情冲击消费受到了限制，没办法消费，所以居民消费没有增加多少。”杨伟民说。
杨伟民表示，所以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光有收入还不够，还要把钱花出去，让老百姓吃得更健康，穿得更亮丽，行得更便捷，住得更宽敞。也就说实实在在提高居民消费的量，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提高了。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既要看居民收入是否增加，还要看居民消费是否增加，两个指标共同进步，共同增加了，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民生的改善。扩大居民消费不仅仅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是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
二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
“经济发展是供给和需求共同扩大的结果，供给侧主要是靠企业扩大供给，需求侧主要是靠消费者来扩大消费需求。当然了，企业包括政府也是扩大需求的一个重要主体。所以消费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要不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也不要干预消费者的自主消费，因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也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配置的多少。所以我们过去讲市场经济多数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个主体就是消费者。”杨伟民说。
三是公共服务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补充，但民生改善的基础还是居民消费。
“公共服务也不全是政府负担的，居民个人也支出了公共服务的支出。我要说明的不是加强了公共服务就等于民生就改善了，要把握好公共服务和居民消费的度，因为要增加公共服务就要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能对居民的收入产生挤出效果。比如说过去，当然很多地方政府就是这么干的，增加公共服务就要找钱，希望把地卖得贵一些，但是高地价推高了高房价，最终还是居民来支付的。”杨伟民说。
四是既要发展生产力也要提高消费力，发展不仅仅是供给，供给与需求共同进步才会有发展。
“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开始经济建设的，所以一提高发展的时候，自然而然想的就是扩大生产，我们往往是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投资，扩大供给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发展的目标和政策等等往往也是从增加生产扩大投资的角度提出了，往往是从供给侧考虑的，很少从扩大居民消费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杨伟民说。
杨伟民表示，工业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追求的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国的工业产能和质量、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庞大的工业产品到哪里去了呢？我们2020年创造了31万亿的工业产品其中用于居民消费的占25%，用于投资的占34%，用于出口的占41%。大体上，也就是说我们30万亿的工业品市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比例大体是6与4的比例，40%卖到国外去，所以这种格局下，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外需减少，工业增长必然会减速，因为关系到40%产品的出路问题。
“这也是最近这几个月，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困局所在，工业品出口弱，居民消费也弱，工业品到哪里去？投资也比较弱。所以中央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任务之一就是要改变工业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点更多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这样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更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杨伟民说。
三、既要继续建设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也要加快构建消费大国、生活大国。
在杨伟民看来，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我们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一是把民生大国、民生中国作为重要的目标。
“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生活大国。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有14亿消费者。所以我觉得，我国的发展应该说已经到了从追求生产大国向追求生活大国，从以制造大国为目标，向以消费大国为目标转换的这样一个阶段。”杨伟民说。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不同时期，大家知道我国实施过扩大内需，也实施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两种宏观政策的思路。应该说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应有的良好效果，但是应该说也有一些效果不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相对滞后，难以使扩内需促供改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放大。”杨伟民说。
杨伟民表示，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度降低政府部门和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业支付的财税政策等等。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面向企业，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面向消费者，增强消费能力，来实施我们宏观经济政策。
三是消费权也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
“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础之上，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完善高端、高档消费的政策含义，鼓励高端产品和服务扩大共享。”杨伟民说。
四是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人口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居民消费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争取解决1-2亿人的市民化问题，这样光是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问题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及关联消费。”杨伟民说。
杨伟民表示，这需要做两方面改革，一是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我们的保障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农民工。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户籍挂钩，所以多年实验证明，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很难真正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他不愿意落户，放开也不愿意落，因为他怕失去在农村的三块权益，所以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驻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来登记，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杨伟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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