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敏：东北还有一些特色，比如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效果比较明显，过早形成了“生育意愿刚性”。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不断弱化，成本不断上升，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应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要对生育意愿情况摸底调查，然后对全面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何影响进行监测，之后再想如何做能改善或达到预期目标。

　　提高生育率

　　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提高生育水平已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是在政策有效范围内起作用，政策范围外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我认为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可以放开速度快一点、范围更大些。此外还需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综合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越“沉”，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我建议，家庭里有一个或者多个孩子的话，这个家庭就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负担有大幅度的减轻。”宋丽敏表示，可以根据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和数量，实行递进式生育津贴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养孩子过程中使用的母婴商品，其税收都应有所减免，这样会更科学和人性化，体现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现在的男性只有陪产假，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可能会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女性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削减。我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表示，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后来市场化，出现大量民办托幼机构，公办0至3岁托幼机构逐渐消失。“把0至3岁的托幼机构继续办起来，大力推广，特别是在国企内先行，可以很大程度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

　　专家：提高人们结婚意愿

　　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告诉总台央广中国之声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人们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认为，现在不结婚、晚婚的人数增长，一定程度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没有婚姻何谈生育？从社会政策角度讲，提高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的结婚意愿，缩短生育周期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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