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周刊丨父亲与方言

钟彪

父亲长了一副厚嘴唇，文化终日沉默寡言。周刊母亲说厚唇者不善言辞，丨父靠眼睛说话，亲方他和她谈恋爱时话语不多，文化整天价羞涩地眨巴着眼睛。周刊我想，丨父父亲少言寡语是亲方禀性使然，只是文化像他这般不轻易吭声、一说话就有点腼腆的周刊男人何以能流利地说好几种方言，好长时日里一直是丨父我心中的一个谜。

岛西这方水土想来是亲方人文底蕴深厚幽邃之地，单以我的文化祖籍地乌烈镇为原点，方圆八十多公里的周刊一块弹丸之地竟然铿然唇舌着七种方言，如琼文话（俗称海南话）、丨父黎话、疍家话、哥隆话（村话）、军话、儋州话、临高话等。难怪岛西人无不自豪地说，我们这地方四面来风、山挺海阔，自古便是落拓不羁、虚怀若谷，吸引了各方士人拖家带口携腔挟调地远迁至此驻足落户。若不然，何以老天爷造物时一股脑儿将石碌铁矿、漫山遍野的木棉树、黄花梨和灵长类动物长臂猿安放在岛西的山旮旯里，皆为野东西，绊道锁水的，岛西亦不嫌弃，统统接纳了。至于石碌铁矿石品质被鉴定为亚洲最优质、黄花梨受人推崇并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游人痴迷红棉却是后来的事了。

父亲的母语是军话，那是我老家岛西诸种方言中之一种。这种据说是由汉代朝廷派遣的戍边军队所传的方言，其词汇及组合不少与当下通行的普通话相同或相近，语音则近似于广西桂林官话。从出生至入学读书，父亲一直在故乡度过，以为普天下都说与其母语军话相同的语言。及至入学读书，方晓得这个世界竟然还有其他全然陌生的话语。那时故乡已设有新式学校，他的语文老师是琼山人，上课打比方时喜欢插入几句琼山话段子，并详尽地解释其中的含意。每逢这时，从老师口中流荡出来的是琼岛北部的腔调。比之于军话，琼山话语调低沉而顿挫，铿锵而柔韧。父亲听着竟在脑子里生出种种想象：兴许琼北那里的海风凛冽而温煦，雄鸡唱晓沉雄激越，鸟的啁啾也是含蓄而起伏。于是父亲决意要学会琼山话。他任班长，课余时间便有了与老师接触的机会，他总是设法让老师用琼山话与他交流。每逢从老家府城探亲归来，老师总是以琼山话将许多故乡刚发生的奇闻逸事说给父亲听。父亲听得津津有味，眼珠子却骨碌碌地转，他其实在心中嗫嚅着，默默在用心记着老师的发音和语调呢！不消半年，父亲便有腔有调地会讲老师在课余时间里传递给他的“外语”。至此，父亲大体上已学会了讲琼山腔海南话。琼山方言挂在父亲嘴上，如同琼北乡邑投给他一张无形的请柬。父亲那时年轻，心骛着外面多彩的世界。如今学会讲琼山话，脑子里不时升腾起纵横外乡的遐想：待到学业结束时，就到琼北闯荡一番，开开眼界。

1939年2月，日寇侵占海南岛，铁蹄横逆，踏破了父亲漫游琼北的梦境。父亲参加了革命，受党的派遣，到昌感地区的新街镇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新街、墩头一带讲的是昌感腔调的海南话，近朱者赤，不知不觉间，父亲的一些琼山腔海南话日常用语便被新街话置换。不久，按上级的指示，父亲撤离新街，进山打游击。那时中共昌感县委书记是一位文昌籍人士，在区委工作的父亲与他接触的机会不多。每逢县委书记来区委开会做报告、发指示、聊家常，父亲总是洗耳恭听，很虔诚地吮吸着从他喉腔里倾吐出来的每一个词汇音符。父亲觉得，比之于琼山话，文昌话更为婉转回肠、音韵温厚，过后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在自己的口舌间重温县委书记的文昌话语汇和腔调。如此这般，父亲的海南话便最终以琼文腔为基调，同时掺杂着少许的新街口音。

一种方言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历史记忆、世俗人情和民间文化的心理基座与凝聚载体。你孤零零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村庄，若能操本地方言和村民搭腔，即刻浑身流荡着一股乡土亲情和文化的温馨。村民们会围拢来与你互动，甚至称兄道弟，乡里趣闻，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如此，凭借方言的交流，你便将一片乡土人情裹卷入自己的舌尖和喉结里了。有时，你甚至能凿通一条生命的隧道。

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父亲和他的两位战友突围撤至深山的一个旮旯里，眼前黑黝黝地呈现一间茅草屋。从门缝往里瞅，看见一个汉子在灶前烧火煮饭，诱人的饭香隐约可闻。他们此刻又累又饿，多想在此歇歇脚，喝上一碗热米汤！于是，父亲敲了敲门，先后用军话和海南话喊了两声：“阿叔！”屋里毫无动静。接着，一个战友用哥隆话轻轻喊了一声，依然没反应。末了，另一个儋州籍战友用儋州话说了几句，这回那扇木门应声而开，一个庄稼守夜人模样的汉子搁下手里的猎枪，一边说着儋州话一边把他们迎进了屋里。继而又给他们每人舀了一碗稀饭以充饥。父亲目睹了这一幕：战友的几句方言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将那扇紧闭着的木门轻快地开启了，为他们的夜撤提供了一处隐蔽的驿站。自此，父亲立志要学会讲儋州话和哥隆话，因父亲打游击的活动区域不少是讲这两种方言的村庄。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父亲果然颇娴熟地学会讲儋州话和哥隆话了。

有了母语做基础，父亲学讲普通话便算得捷足先登。1950年5月海南岛刚解放，在山里打游击的父亲迎接南下解放大军时，他那夹杂着诸多母语单词的普通话，令大军干部侧耳倾听亦莫名其意，但不消半年，父亲的普通话便说得字正腔圆了，且掺杂着不少的卷舌音和“儿”字音，像北方人那般把“自己”说成“自个”了。我刚懂事时听到父亲说一口富含卷舌音的普通话，还以为他曾经在岛外读书或工作过。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的普通话是在同南下干部们工作接触中学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在基层工作，时常走村串寨，繁忙中亦没有放弃学方言的习惯，后来也大体学会了临高话，只是不比讲儋州话和哥隆话那般流畅。

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留下的好几本笔记簿中，读到了一些忆述学讲方言的文字，同时还读到了许许多多的方言符号，那符号便是对各种方言词汇以军话作了音译，那一点一画都是父亲早年跋涉方言崎岖之路的履痕。久久地凝视着他那像小学生一丝不苟的笔迹，我终于明白：父亲对方言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挚爱。他生长在犹如方言大拼盘的岛西，经历了烽火连天到和平建设的时代变迁，出于偏好，同时也为方便工作和了解民情的需要，长期做学习方言的有心人，学会讲几种方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钟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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