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问计丨“川种”欲行天下 商业化育种体系须补强

临近春节，川种海南三亚，问计仲衍种业股份有限公司130余亩育种基地，行天下商须补一派收割、业化育种播种的体系农忙景象。

作为一家来自四川的川种“育繁推一体化”（育种、扩繁、问计推广）种子企业，行天下商须补跟很多同行一样，业化育种为让种子更好更多地繁育，体系仲衍种业选择在海南花重金建立育种基地。川种

然而，问计对于拥有349家农作物种企的行天下商须补育种、制种、业化育种用种大省来说，体系“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全省目前仅有6家。

科研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生产“农业芯片”的种企来说更是如此。我省种企品种选育能力当前在什么水平？为什么要重视种企的科研攻关？种企未来如何助力我省打好种业翻身仗？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明亮

四川种企发展现状如何？

规模小而散，品种选育能力弱、科研投入不足

“10年前，四川种业在全国位居前列。”省种子站副站长吴开均介绍，2006年以前，我省培育的高产杂交水稻品种主宰长江流域稻区，可谓“川种俏天下”。

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我省品种选育逐渐与市场脱节，以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为代表的制种面积，从常年35万-40万亩（最高峰近50万亩），下降到20万亩左右。

省种子站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我省杂交水稻种子市场占比从10年前的逾35%，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长江中下游多年为我省杂交水稻种子的主要市场，目前“川种”已沦为配角。不仅如此，全国农作物种企50强中四川仅有3家，全省无一家农作物种企在主板上市……

现象引人深思。除国内农业发展格局等外部环境影响外，省内种企小而散导致创新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2020年，我省农作物种企资产总额92亿元，而广西、湖南、安徽的这一数据分别为136亿元、238亿元、137亿元。”吴开均表示，我省农作物种企数量虽然多，但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等与近年种业发展较好的省份存在不小差距，种企整体实力由2011年的全国前2位下降至目前的8-9位。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投入不足。”吴开均表示，2019年我省种企科研投入为9657万元，仅占销售收入的4%，而广西、湖南、安徽的种企科研投入分别为5.2%、5.6%、6.9%。

由于农业科研研发周期长，很多中小种企不愿也不敢将大量资金投入科技攻关，转而把精力转向短期效益较好的业务。“大多数公司没有品种权，只是代繁或者经销，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差。”吴开均认为，这容易导致我省种企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愿科研投入-缺少核心竞争力-收益少增长慢-不愿科研投入”不良循环。

为什么要重视种企研发？

弥补传统选育模式短板，是全球种子研发的大趋势

作为全国三大种业基地，四川种子研发模式如何？

“四川农作物种子研发以科研院校为主。”多位川内专家和种企负责人表示，四川种企在研发攻关方面存在巨大短板。

省种子站提供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结论：以水稻品种选育为例，2011年至2017年，省审品种中我省种企占比平均为29.3%，广西、安徽分别为74.2%和73.6%；国审品种中我省种企占比平均为40.1%，广西、安徽分别为100%和87.2%。

核心竞争力弱，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滞后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商业化育种体系，是以市场和商业化成果为导向的育种模式，也是全球种子研发的大势所趋。

“企业选育新品种，必须以市场推广和应用为主要目的。”仲衍种业副总经理谢永华表示，企业的种子技术攻关与省内科研院校大不相同。

省农村科技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周华强介绍，目前我省农作物育种科研攻关主要依托农业科研院校内组成的各个课题组，这种方式的最终评价往往以品种审定为目的，而品种的商业化价值不是其根本出发点。

“这种课题组传统育种模式，容易导致选育规模小、低水平重复、育种效率低。”省种子站种业发展科副科长谢彬表示，相对于课题组选育模式，商业化育种模式由于其明确的市场化导向，更容易产生突破性的新品种。以仲衍种业为例，每年仅水稻的科研经费约200万元，达公司水稻销售收入15%左右。巨大研发投入也让公司尝到甜头，该公司独立或合作选育并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水稻、玉米、油菜等作物品种达70余个，其各类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有数万亩，常年生产销售各类农作物种子数百万公斤。

商业化育种体系咋补强？

优化资金、人才等相关机制，引领四川种企打好翻身仗

面对市场和科技的巨大变革，四川种企如何扬帆起航？

“人家是开着车到田间地头搞科研，我们的研究人员显得有点‘寒酸’。”几年前，四川农大正红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柯永其和同事到沿海地区考察，途中见闻对他触动很大。同样是搞农业科研，为何差距这么大？柯永其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在他看来，资金和人才是四川种企科技攻关的两大瓶颈。

我省绝大多数种企无固定科研基地，科研人员平均数量不超过3人。省内科研育种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校，而育种科技人员离岗创业面临管理障碍，难以形成分工合理、高效运转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对此，不少专家建议，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育种科技人员激励政策，弱化科技人员的“行政帽子”，鼓励他们到种企兼职任职，放宽相关利益分配限制，释放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巨大活力。

针对资金、资源等要素向科研院校集中的情况，省种子站相关负责人建议设立商业化育种专项，在项目设计上把公益性基础性项目留在国有科研单位，把商业化育种项目放到种企，并给予固定连续的支持投入，解决种企科研育种资金不足等短板问题。

此外，作为种业科研创新的重要载体，我省种企综合实力不强也亟须改变。对此，省种子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可尝试设立“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支持种企开展育种创新，力争通过3-5年培育，扶持1-2家种子企业上市，培育大型龙头企业。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在不少种企负责人看来也十分重要。“如果不能解决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空谈种企科技创新是不实际的。”谢永华表示，现实中各类种子侵权违法成本过低，导致种企利益受损，严重挫败种企创新积极性，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贺利云建议，政府相关单位要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大执法力度，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坚决打击仿冒、假冒优良种子产品的违法行为，从而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开性、平等性。（记者 邵明亮）

(责任编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