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七年（1528），五十七岁的王阳明行经广西乌蛮滩，拜谒了童年偶像伏波将军马援的祠堂，他想起四十年前的一个梦，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他急切地想回到家乡，一路东行，到达广州时，因肺病引起咳嗽及水泻，身体已经极为虚弱。为了养病，也为了迎接皇帝派来的使者，王阳明在广州休养了约两个月。

于是，广州成为王阳明人生末程的最后驿站，而广州增城则如命定般地成为其最后的精神寄托所在。

王阳明塑像

一

把时间拨回一年。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奉旨兼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征讨广西思恩、田州叛贼。此时的阳明五十六岁，疾病缠身，老来得子，且正处于讲学生涯的巅峰。他上书《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表明自己无法担此重任。但朝堂混乱，无人可用，王阳明不得不披挂上阵，踏上征途，开启了人生的谢幕之战。

或许是“大明军神”的名望太盛，王阳明分析形势，甫一决定以抚代剿，叛贼头领就负罪请降，七万余名贼兵全部回乡。持续两年多、祸及四省的思恩、田州之乱，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王阳明平定了。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评价思恩、田州之乱时，称赞道：“人知杀伐之为功，而不知神武不杀者，功之上也，仁义两全之道也。……抚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资，仁义并行，神武不杀，是称天兵。”（《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

平乱虽易，但战后的安民工作才是重中之重。王阳明兴建学校、教化百姓；又清剿了盘踞在八寨、断藤峡的苗族；赈灾抗旱。恩威并施，双管齐下，彻底收服了边地民众。而此时的王阳明却因为广西边地的酷暑病情日笃，为了回乡养病，他于嘉靖七年（1528）八月二十七日离开南宁府，九月七日到达广州府。

在这最后的适意时光，王阳明抱病来到广州增城县，祭祖、访友，还在增城写下了一生之中最后的诗句。

二

据俞嶙辑编的《王阳明先生全集》中的《年谱》记载，王阳明的祖先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他的六世祖王纲（1302-1371），字性常，又字德常；弟弟字秉常，又字敬常，二人皆以文学造诣高而闻名于世。

王纲与刘伯温（刘基）是至交好友。刘伯温尚未发达时，经常造访王纲。王纲对他说：“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称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异时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刘伯温因爱惜王纲之才，还是向朝廷举荐了他。

洪武四年（1371），王纲来到京城，七十岁的他齿发、精神仍如同壮年。王纲向明太祖提出治国之策，太祖非常高兴，全部采纳，并任命他为兵部郎中。没过多久，广东潮州地区的百姓起事，朝廷擢升王纲为广东参议，前往广东督兵粮。王纲写信向家人诀别：“吾命尽兹行乎！”

王纲和儿子王彦达一起踏上前往广东的路。王纲等人乘一艘快船到达潮州，劝诫百姓不要谋反，潮州百姓感激涕零，纷纷叩头服罪。在王纲回程路上，海盗曹真等人突然出现。他们敲着大鼓，高喊着口号，列舟行礼，请求王纲出任他们的头领。王纲劝诫道：“汝等究竟何许人？当今圣上下诏平定地方叛乱，汝等本是良民，理应在此太平盛世安心生活，却挑起动乱，无疑自谋死路。”

众海盗不听他的劝诫，于是王纲开始厉声斥骂。众海盗挟持二人而去，并且特意设坛，让王纲端坐坛上，每日一起行礼膜拜，请求他担任首领。王纲不为所动，每日斥骂不止，终被海盗所杀。王彦达看到父亲被杀，一边痛哭，一边大声斥骂，要求海盗将自己一并杀死以陪伴父亲。海盗们大怒，打算也杀死他，但海盗的头目说：“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

海盗给王彦达东西吃，王彦达不肯吃。海盗为王彦达的孝心所感动，他们把王纲的遗骸装在一个羊皮袋里，交给王彦达，放他离去。王彦达背负着父亲的遗骸，回到家乡浙江，将父亲葬在禾山。

洪武二十四年（1391），御史郭纯向朝廷详细报告了此事。朝廷决定在增城为王纲立庙，并起用王彦达。但王彦达痛心于父亲的忠死，遂自号“秘湖渔隐”，耕田养母，粗衣简食，终身不仕。王纲遇害之时，王彦达年仅十六岁。

王阳明像

三

一百三十七年之后，嘉靖七年（1528），恰逢王阳明总督两广，增城县学的师生希望将褒扬王纲父子忠孝之举的祠堂建于城门南边的天妃庙，增城知县朱道澜遂上报申请。对此，王阳明发《批增城县改立忠孝祠申》（《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遂其所愿，天妃庙改立忠孝祠。此举不仅是为了祭祀先祖，亦是“表扬忠孝，树之风声，以兴起民俗”。

《增城县志》记载：王阳明将张壹民著《王性常先生传》以正书篆额重刻于忠孝祠，并立“重刻广东参政王公传碑”，落款“嘉靖七年岁次戊子冬闰十月吉孝元孙、新建伯王守仁重刻”，碑背面为萧鸣凤《忠孝祠记》。

“广东参政王公传”碑拓资料图

此番前去祠堂谒拜的王阳明无限感慨，他在当时所作祭文《祭六世祖广东参议性常府君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中写道：“恭惟我祖晦迹长遁，迫而出仕，务尽其忠，岂曰有身没之祀？父死于忠，子殚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见……及兹庙成，而末孙某适获来蒸，事若有不偶然者。”表达了他对因平定乱贼殉职的王纲及其子王彦达的故事感同身受、深切缅怀之意。

祭祀完先祖，王阳明还题下《谒忠孝祠诗》：

海上孤忠岁月深，旧遗荒落杳难寻。风声再树逢贤令，庙貌重新见古心。

香火千年伤旅寄，丞尝两地隔商参。邻祠父老皆人厚，从此层城是故林。

王阳明将“层城”（增城）当作“故林”，增城父老同样对阳明报以极大尊重。又二十五年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已经88岁的湛若水倡议重修增江忠孝祠，由王阳明弟子、时任知县的盛君剑出资。重修后，湛若水撰写《重修增江忠孝祠记》，将王阳明题诗刻写在碑石上，以供后人缅怀。明代增城人对该祠堂也颇为重视，有卢应徵的《谒忠孝祠次韵》、黎粤俊的《谒忠孝祠》两首关于增城忠孝祠的诗流传至今。

忠孝祠石匾

四

拜谒忠孝祠后，王阳明继续游览了增城凤凰山上的崔菊坡遗迹，又拜访了增城新塘湛若水的故居。

菊坡亭资料图

王阳明与湛若水初识于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选拔武官的考试。当时的学者都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不知身心修行之学为何物。于是王阳明开始讲学，希望籍此启迪众人心智，使他们树立圣人之志。但当时的很多学者因为沉溺记诵之学和口耳之学太深，反而批判王阳明是在提倡异端、为自己博取声名。

一代大儒、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站了出来，力挺王阳明。此时的王阳明三十四岁，湛若水四十岁，据说二人皆称赞对方“此等人物，未曾遇见”。和王阳明一样，湛若水也是痛感记诵辞章之学之弊，专心致力于身心体认之学，努力纠正朱子学追随者的弊端。因此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共同发誓要为复兴圣学而努力。

此后的二十余年中，王湛之间的书信往来、诗文唱和不断，这两位心学大师的“合璧”，对于明代甚至后世的儒学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受湛若水的启发，王阳明逐步完善自己的学说，甚至那场著名的“龙场悟道”，湛若水的影响都隐约可见。

王阳明南行前往龙场前夕，湛若水作《九章》赠别，崔子钟和了一组《五诗》，于是王阳明以一组《八咏》回赠二人。《八咏》中的第一首就是赠给湛若水的，开头写道：“君莫歌九章，歌以伤我心。”

《九章》原是《楚辞》中的篇名，因是九篇述怀的辞赋而得名，湛若水所作《九章》乃是模仿之作。其中第七篇的题目为《皇天》，诗中写道：“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即依照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孟子·公孙丑上》）功夫，可以得出“天机”。

他还在第九篇《天问》中写道：“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这体现了湛若水“万物一体”的思想。他认为，天地间的万物和“我”本是一体的，天下百姓和“我”的骨肉亲人一样，都是一家人，他尤其强调“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晚年所提出的“致良知”说，尽管不同于湛若水的学说，但也是认同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之仁”的。这与他曾受湛若水的影响不无关系。

“君子和而不同”。二人的关系从未因观点的分歧而产生嫌隙，相反，他们相辅相成，维持了终生的“神仙友谊”。王湛二人各有众多从游者，他们彼此论学交流，使得弟子后来改变师从，如周衡、蒋信两人初受业于阳明，继受业于若水；杨骥曾经师从湛若水，后学于王阳明。皆可见两学互有兼容，且王湛关系相当融洽。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五

王阳明拜访湛若水故居时，他似乎仍驻留京城。阳明追忆起二人一起致力于复兴圣学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遂将这种心情寄怀于《题若水居》和《书泉翁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两首诗中。在《题若水居》中，王阳明吟诵道：

我闻若水居，近连菊坡麓。

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

渴饮若水泉，饥餐菊坡菊。

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此时王阳明似乎病情有所好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移家山南”，与湛若水比邻而居，继续探讨圣学。

而《书泉翁壁》则生动地再现了王阳明拜访若水故居时的心境：

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

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

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寻。

苍苍蒹葭色，宛隔环瀛深。

入门散图史，想见抱膝吟。

贤郎敬父执，童仆意相亲。

病躯不遑宿，留诗慰殷勤。

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道通着行迹，期无负初心。

“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得湛若水这一知己，王阳明夫复何求！

在增城拜谒忠孝祠、探访湛若水故居之后，王阳明完成了亲情和友情的“双重奔赴”，了无心事地踏上归途，于江西南安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安心地走完了他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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