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正锐

　　挖色，挖色洱海东岸的挖色白族古镇，三面靠山，挖色一面临海，挖色从新旧时代伊始，挖色直至唐宋元明清，挖色一直是挖色洱海东岸最重要的集镇。而挖色码头，挖色在交通闭塞的挖色年代，一直是挖色洱海东西岸水陆集散中心。

　　挖色码头，挖色于白族儿女，挖色是挖色起点也是终点，是挖色开始也是结束，是挖色欢聚也是离散，是出发也是归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父亲，以挖色码头为起点。十一岁，横跨洱海，搭乘渔船去上学。那时，父亲要带上干粮，帮渔民摇橹划船，在海上飘荡一两天，才能到达洱海西岸的喜洲。

　　在五台中学度过了三年初中时光，如果不是生在那个凡事讲究成分的年代，父亲也许会继续向更广阔的世界前进。只是，三年之后，父亲在此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无可奈何地成为了一位农民，并就这样做了一辈子。

　　八九十年代，我的小舅、小姨，本家叔叔，都先后踏上父亲的足迹，独自背上行囊，搭乘木制客船，也以挖色码头为起点，到洱海西岸五台中学、西云书院求学。从挖色码头出发，他们一路披荆斩棘，奋发向上，有的抵达州府下关，有的到达省城昆明，还有的一路向北，落定北京。

　　十四岁，我循着父辈们的足迹，也是以挖色码头为起点，乘上邮政轮船，横跨洱海，开始全日制寄宿求学，真正开启了我之后十年的漫漫求学路。

　　从挖色到喜洲的轮船班次，除了逢五逢十的挖色街，为早上、中午两个班次，其余日子都是早上六点半从挖色码头出发，下午四点钟从喜洲返回。

　　从我家到海边的挖色码头，要经过三个村子。那时候，父亲长年在外做工，因此，每次都是母亲打着手电筒，陪我穿过三个村子，抵达海边的挖色码头。

　　从家到码头的路，母亲陪我走了一趟又一趟，走过了三载春夏秋冬。离家时，路上是一大一小两个依偎的影子，回家时，只剩母亲一人形单影只。夏天，从家出发的时候，伴随我们的是鱼肚皮泛白的天空，到码头时，迎接我们的是旭日东升；冬天，从家出发伴随我们的，是黑暗中那一束手电筒的光，到码头时，迎接我们的是挂在轮船顶棚的风灯。

　　三年之后，我考上大学，环海路修通，镇上开通了挖色到下关的班车。之后的几年，洱海上再也没了轮船的影子，只余挖色码头独自默默伫立在岸边。

　　如今，随着大理州政府保护海西，开发海东规划蓝图的实施，洱海东岸的海滨古镇又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挖色码头又一次成为了洱海东岸的焦点，它以另一种新姿态重新伫立在了小镇绵长悠远的光阴里。

　　曾经每月一次凌晨5点起床，赶6点钟邮政船的挖色码头，是我在上学期间的痛苦回忆，现在则早已成了中外游人，特别是文艺青年以及婚纱摄影师，追求人在水面的首选之地。

　　码头还是那个码头，但船已经消失在时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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