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老师的教师体验，是送外有价值的。比如，卖让他提出平台对骑手的沉默处罚规则要更加透明，对于违规骑手的话也话处罚数额要更加合理、公平。让理此外，对于骑手不服处罚的情况，平台要有更高效的申诉渠道，甚至反过来，平台有义务进一步地保护骑手，拒绝为那些故意刁难骑手的顾客服务。
就像邢斌老师说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如果对生活没有切肤之痛的话，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但是探析平台经济、外卖众包等商业模式，也不能只有“文学视角”。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达8400万人，已经达到五分之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是代驾、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
8000多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赖于网络平台干活、养家，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不是一些人以为封掉几大平台，就天下大吉。当下经济承压，灵活就业是整个社会就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以其灵活性，低门槛性，具备一定的社会安全缓冲网的功能。
反过来说，也正是8000多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们不处于传统劳动法律保障之下，高速迭代的互联网+模式远远走到了法律前头，邢斌等人的文章才显得如此重要，让沉默者说话，让这8000多万人说话。
为什么年轻人选择当骑手？
工资的形成背后是复杂的市场机制，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年轻人会综合考虑。比如，当骑手的工资，是非常透明的，手机上显示多少就一定能拿得到手，不会拖欠、不会折扣。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同样的预期工资，如果报酬是有风险的，名义工资就会更高；如果契约度非常高，风险很小，名义工资就会低一些。在建筑工地，工作强度可能更大，而且，工作不稳定，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工地工资还不是每月发放，甚至干到年底工头跑了。
生活也是年轻人考虑的因素之一。一个骑手，一个月赚1万块钱，这已经是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了。当骑手和快递，可以生活在城市里，生活更丰富，交到的朋友更多。如果是兼职众包骑手，可随时上线下线，时间上也能更加自由。这都使得很多年轻人选择做骑手。
其实，对于没有学历或资历较浅的人，外卖骑手并不是一份坏的工作。骑手的境况比在电子厂、工地的同龄人会好很多，反而因为靠近互联网更近，更被大众关注，而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红利。道理其实很简单，年轻人不愿意进厂，肯定不是因为骑手、快递的工作与生活更糟糕。
实际上，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地外卖站点站长表示，邢老师送了一个多月外卖，一共送了365笔订单，并不是文章里说的2000单，最终提现4348.34元。这在当地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
我们既要保护这个群体中就业者的权益，在非全日制用工、社保、工伤保险、劳资协商等方面，深入研究，保护灵活就业者的合法、合理的劳动者权益；也要避免情绪化地去批判行业。因为一个低技能要求，但却有高于市场的报酬的岗位，最终收益未必是劳动者获得，而是被中间环节所得，这就像花20万进垄断企业一样。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整个行业的交易规模被抑制。这最终会伤害到骑手、快递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伤害到社会安全缓冲网。
邢斌体验外卖员期间记录的账单
找到最佳均衡点的办法是市场本身
邢斌老师表示，自己兼职送外卖，是为了体验职业，找到创作灵感。但客观地说，这种“作家体验生活”的视角之下，邢老师的感受和普通骑手还是有差别的：他没有失业的痛楚，没有兼职补贴家用的窘迫，没有给孩子交医疗费的心酸，就会天然地忽略骑手工作中拿钱那一刻的获得感。
关注公共议题，关注他人感受，并且身体力行进行田野观察，是这个时代难得的品质。对于一个社会现象，有多元的、多视角的社会舆论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语文老师、文学教授偏向同情的情绪，引发关注；更全面的观察者，给出更客观的观点，带回理性；专业的劳动制度研究者，找出深层次问题；最后，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平台、劳动者甚至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寻求一个效率、公平的平衡点。
下雨天点不点外卖、爬泰山可不可以请人抬上去，这种伦理冲突始终存在。消费者对价格、对体验都是敏感的，真的像邢老师在文章里写的那样，日本送一单起价是人民币32元，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中国也向他们看齐，这会让整个行业快速萎缩。
找到最佳均衡点的办法是市场本身，是劳动者真正的交易行为。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持续改善，以民间关注为动力，驱动持续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客观看待，不超越社会现实，避免产生行业抑制。
(责任编辑：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