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穆祎璠

近日，改名跟中国印度更改国名的什关消息，在印度乃至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印度

9月5日，改名跟中国印度总统府以“婆罗多”（Bharat，什关又译巴拉特）总统而非“印度”（India）总统的印度名义发布参加G20峰会晚宴的邀请函。

随后，改名跟中国9月7日，什关印政府发布莫迪前往印尼参与东盟峰会的印度公报中，也将其称为 “婆罗多”（Bharat）总理而非“印度”（India）总理。改名跟中国

与此同时，什关印媒争相报道，印度莫迪政府即将在特别会议中正式提出更改国名的改名跟中国决议，甚至这也并非印度第一次尝试更改国名。什关

G20峰会上莫迪身前桌签上国名是“巴拉特”

这一新闻在我国媒体上也掀起了一轮溯源“印度”国名流变和解读更名背后政治意图的浪潮。国内媒体普遍提到，Bharat相比India带有更浓厚的印度教色彩，是印度人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的载体。而Hindustan和India，则是外来的产物，带有穆斯林入侵者和英国殖民者的痕迹，是需要摆脱和抹去的标签。

莫迪政府以上述观念为依据，更改国名的举措有着较强的政策连贯性，是莫迪政府推行去殖民化和印度教化主张的一环，与此前更改印国内路名、城市名如出一辙，但更像是升级版的操作。

许多文章指出，更改国名的议程彰显出印度教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巩固的趋势，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正在加速远离世俗主义，走向了另一条狭窄道路。

国名的流变与历史

从古至今，“印度”的名称可谓有十八般变化。

印度最早的名字来自梵语中对印度河的称呼——Sindhu，用以指代印度河及其流域的大片土地。在此后千年中，不同族群来到印度这片土地后演化融合造就了sindhu一词的不同变体。

约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进入印度后，由于无法发出S音而将其变为了Hindu，进而衍生出Hind和带有波斯词缀“…...的地方”的Hindustan这两个称呼。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向印度进发，印度也是从这时开始为西方所知晓。Sindhu又适应希腊语发音习惯音变为了Indu和Indo，这也是英语中India一词的来源。

一说，India早在公元5-12世纪就应用于古英语中，后被法语词源的Inde所替代，于17世纪再次回到现代英语之中，但这一说法未经严密考证。

中文里，对印度的称呼并非India的直接音译，而是由玄奘法师游历印度后亲自正音得出。

《大唐西域记》中关于印度的记载，取自清代抄本 / 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唐西域记》中写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

玄奘认为，这来自梵文中的月亮Indu一词，并解释道：“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又从地理角度进一步解释“印度”和“月亮”之间的关系。

但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谬误，实际上其词源仍是Sindhu。

总而言之，“印度”五花八门但又同出一处的称呼是千年以来历史变迁的结果，这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往、冲突和融合都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不可简单归纳为殖民与去殖民，入侵与反入侵的问题。

名字与政治

然而，步入近现代后，印度的各类名称却被不同主张的群体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和宗教色彩，相对于名称来源出处，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占据了更大的主导地位，印度国名因而争议愈演愈烈。

其一，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选择从《摩诃婆罗多》《往世书》《梨俱吠陀》等古代神话史诗文献中追溯“正统印度”，将Bharat定义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印度古称，具有恢复古印度辉煌的重要意义。

19世纪初的天城文手抄本《梨俱吠陀》

但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古代典籍文献中所提到的Bharat更接近实施特定社会秩序的文化空间、而非明确的地理空间。直至19世纪中后期，东方主义学者和殖民教育体系的传播巩固以及印度教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建构才逐渐促进Bharat与印度等同起来。

其二，有关Hindustan这一名称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其穆斯林属性，部分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人认为，应抹去被穆斯林入侵的历史影响。

在印度独立之初，制宪会议代表们也曾因Bharat和Hindustan背后的宗教象征意义而发生争辩。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者萨瓦卡尔并不排斥Hindustan的名称，而是通过词源学和语音解释证明其本土性。

其三，不具有宗教意义的India在印度独立之初作为替代性方案成为了印度宪法规定的国名，以避免因印内部某一种宗教的文化占据绝对优势而发生更尖锐的矛盾冲突。但作为英语词，India始终被诟病为英国人后来赋予的、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名称。

印度改国名，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那么，印度更改国名，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有学者认为，作为印度邻国的中国和国际社会需要高度关注并警惕印度内政远离世俗主义，进一步政治宗教化的倾向。

也有作者调侃，若印度正式更改国名，应当谨慎选取中文译名。印度变为Bharat后，中印关系或也要改称为陌生拗口的“中婆关系”。

还有外媒指出，作为印度最早名称来源的印度河及其流域位于当今巴基斯坦境内，因此印度若要更改国名，巴基斯坦会不会要接替印度这一名称，乃至蝴蝶效应般引起其他中印邻国效仿更名。

其实，在地缘政治考量和玩笑调侃之外，中国古代历史记录与印度国名争议间存在着更为巧妙和深厚的联系。

抛开政策因素，仅从历史文化角度出发，印度更名的举措是渴望寻找自身文化源头和文明连续性的体现。

历史上，阿拉伯人、波斯人、英国人乃至希腊人都曾涉足印度这片土地，留下了自身的文化痕迹，这某种程度上也为印度独立之初，尼赫鲁提倡的复合文化奠定了基础。不过在一部分人看来，断断续续被“外来者”“入侵”的过程一次次打断了印度原本的文化传承，而他们则希望可以恢复古代印度文化的辉煌，在心理上则像一个原本有家但被迫数次流浪的孩子急于寻找回家的路。

史料记载对延续文明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中国自商周时期就有完善的史官制度，各朝代都撰有正史。编年体、纪传体、通史、断代史等不同类型的史书贯古通今，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反观印度的问题则在于，受气候湿热纸张难以保存、口述传统以及出世的宗教观念等因素影响，极度匮乏的印度古代文字记录难以为文明连续性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

在此背景之下，印度人只能转而从宗教典籍和史诗文献中寻找答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印度教知识分子高度认可纯粹的印度教身份，歌颂赞扬史诗神话中的世界及其思想价值，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如印度民族诗人迈蒂利·夏兰·古普特（Maithili Sharan Gupt）和现代印地语文学之父帕勒登杜·赫里谢金德尔（Bharatendu Harishchandra）的众多作品。

然而，印度古代史诗作品无法与正规史料记载的分量相提并论，其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既成就了瑰丽的文学价值，也给以此为蓝本勾勒历史的方式留下了极大的质疑和调整空间，包括印度国名在内的众多文化问题至今仍因此争论不休。

向“东天”取经

中国人不仅仅是“基建狂魔”，在古代也是“记录狂魔”。而且，中国人不仅爱好记录自己的历史，也喜欢记录别人的历史。中印两国比邻而居，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因此，在中国史书中也不乏印度的身影。

就印度名称流变而言，中国史料中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记载。

一是“身毒”，一般认为此名称源于印度河的梵文说法Sindhu。身毒是中国对印度最早的称呼，首见于《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大致讲的是，张骞出使大夏（约今阿富汗境内）了解到在大夏的东南边也就是汉朝的西南边有一国名为“身毒”，与蜀地有通商往来，后汉朝不止一次尝试派使臣前往此地。

这一名称在《汉书》《后汉书》和后来一些文学作品中均有出现。

二是“天竺”，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第一次以“天竺”注 “身毒”。此后，大部分历史和佛教典籍中都采用了“天竺”的说法。

天竺的用字相对身毒更为文雅，承载着当时中国人对于印度以及佛教的美好想象和向往，这一词至今仍有使用。

三是前文所说玄奘法师亲自正音的印度，这一名称在玄奘法师及其著作的影响力以及唐朝统治者的推崇下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四是婆罗门国。隋朝的《经籍志》中提到了《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算法》《婆罗门药方》等，这说明至少自那时起中国已以婆罗门这一带有明显种姓阶级意味的词语指称印度，玄奘和义净在作品中也提到“婆罗门国”的字眼。

除此以外，历史记载中对印度的称呼还包括五天竺、五印度、天豆以及摩揭陀、赡部洲等。

《西游记》剧照

总的来看，中国史料中对印度的称呼来源于语音、方位、宗教文化等方面，且属于清晰扎实的的史书记载，相对于异彩纷呈但虚无缥缈的神话史诗，或可以成为印度国名考证的更可靠来源。

当今中国所采用的正式称呼“印度”也沿袭自玄奘的说法，而非英文India的直接音译，这也显示出中印之间悠久友好的历史往来和中国对自身优秀史学传统的坚守，更意味着中国史学在印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实际上，不仅仅是印度名称这一个方面，《汉文南亚史料学》一书的作者耿引曾老师指出，中国载籍中保存的南亚史料之丰富，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及，要远超过也保存了印度史料的希腊等国。

中国史书记载中的印度史料，可弥补印度缺乏历史资料的空白，对于中印两国人民都有着极高的价值。

中国史书上最早有关印度的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即上文提到的《史记》中来自于张骞的内容。在此后的汉文史料中，就内容而言，不仅记述了印度各地的人文地理风貌，还包括中国与印度各地的商业贸易、地理交通、宗教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历史记录的种类丰富内容详实。

就延续性而言，中国史料中的印度记载从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路贯穿至明清时期，其中隋唐以前的记述偏重于佛教方面，隋唐后则偏重商业贸易，记载涵盖年代全面，重点清晰。

同时，以往先例已经证明，中国史料在印度历史学术研究和文物修复方面已经发挥展现出了自身优势，可以补位发挥出“文化探源”的巨大作用。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几乎被大部分印度历史学家所引用。

《大汉张骞》海报

此外，鹿野苑、菩提伽耶和那烂陀寺等重要古迹的发掘重建和孔雀王朝及阿育王历史的考证都受益于中国史料才得以重见天日。

仅仅是印度国名短短几字的考证，都涉及到数量巨大、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典籍背后凝聚的，是古人跋山涉水的积累探索，是后来学者兢兢业业的编纂与整理。

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年代，玄奘、法显等高僧风餐露宿九死一生，怀揣着崇高的信念与理想，在巨大的未知中摸索学习，不仅带回经书与佛法，更积累了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在条件匮乏的时期，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和印度学学者，历经数十载春秋潜心打磨整理，为后辈留下详实丰富研究资料。

正是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史学传统，中国人卓越的求知欲和冒险精神，古人和今人的艰辛付出，才保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化财富，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为今人从争议中看本质提供可能性。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