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文化的唐长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包容。假如走在唐长安熙熙攘攘的安城大街上，举目皆可看到胡人，胡商那时的唐长长安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可以说是安城半个世界的人们向往的城市。大街上有许多高鼻深目的胡商突厥人、波斯人、唐长大食人、安城粟特人、胡商天竺人以及面貌虽与我们接近，唐长但是安城服装与我们迥异的日本人、吐蕃人、胡商新罗人。唐长另外，安城还会有不少的胡商黑人。
唐代把黑人叫做昆仑奴。但唐人嘴里的昆仑奴不仅包括黑人，还包括广大来自南海地区的人种，《旧唐书·南蛮传》：“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林邑即今越南人民共和国中部地区，也就是说唐人笼统将东南亚以南地区的人都呼为“昆仑”，那为什么加个奴字呢？原来自古以来就有人贩子将此地土著贩卖到中国内地，充当奴仆，甚至还曾向皇室进贡。所以就留下了具有歧视色彩的“昆仑奴”一词。
长安的胡商非常多，他们也留下了很多的故事，首先，他们非常有钱，李商隐曾经记载过唐代的几句民谣叫做“不相称”：“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所谓“不相称”意思是矛盾现象。比如“病医人”，医人也就是医生，不可能病恹恹的。这是一个瘦人相扑，相扑何曾有瘦子？还有肥大新妇，新妇就是新娘子的意思，古代女孩子出嫁绝非什么浪漫的事情，出嫁之后就意味着肩上担负起了前所未有的重担，你嫁到公婆家之后，家里家外的家务事就全部担上了肩，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家外，所以古代的女子结婚之后负担非常沉重，很累。所以你要想新媳妇还又白又胖，唐人认为不可能。所以肥大新妇也是“不相称”。从这四句民谣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唐人所谓“穷波斯”认为波斯人就不可能有穷人。当然，唐人嘴里的波斯人，不见得一定就是波斯来的。凡是丝绸之路上过来的商人，唐人笼统就叫做波斯人。
胡商的确有钱，比如武则天时期造天枢于洛阳定鼎门，番客胡商捐钱百万亿，当然，这里的“亿”不是一万万的意思，是“十万”，即便如此也是一千亿钱，仍然是一笔天文数字。晚唐镇压黄巢时候军费不足，度支曾经奏请皇帝向天下富商和胡商借钱，胡商之富裕由此可见一斑。
唐人对胡商有个统一的称谓：番客。他们当中很多人就此定居在长安和唐帝国其他城市，比如广州、扬州、洛阳、成都等地，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
隋文帝初建隋长安城的时候极有可能就考虑到外族人的问题，西市附近有怀远坊之名有“怀柔远夷”的意思，与“怀远坊”东西隔街相望有“弘化坊”，隋唐时期带“化”字的地名很多与外族有关，例如西州吐鲁番有“崇化乡”，是粟特人聚落同名，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太子叫李弘，所以“弘化坊”改名为“崇化坊”，崇化、从化、弘化，意思接近，都有“尊崇王化”之意。可见当时长安西市本就是为这些胡人胡商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所以西市周边很早就有了胡人聚居区，而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胡人。在西市内还设置有波斯邸，就是波斯人在长安开设的邸店。专门为波斯和西域等地来长安经商的胡商寄存和出售货物，也供他们住宿。集中于西市。这些波斯邸获利甚厚，不但收取寄存费，而且还放贷取利。
二
由于胡商们有钱，而且又代表着异域风情，带来了很多的异域文化，所以围绕着他们产生了很多故事。
《集异记》记载，开元初，李勉经运河来扬州游历。行及睢阳，有一位生了重病的波斯老人，“思归江都”，请求与他同行，李同意其搭船并热心照料，胡人十分感动。船行至半路，胡人自知支撑不住，便对李勉说，“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他得到了他们国家遗失多年的传国宝珠，价值上百万，他怕放在身上不安全，便剖肉放在大腿里，不料途中生病，就要离开人世。他说，我病中得到你的关怀，“感公恩义，敬以相奉”，随即抽刀剖开大腿，取出宝珠赠给李勉，当即死去。李勉并没有接受馈赠，他为老者买了衣服，将宝珠放在其口中，将他埋葬。到扬州后，李勉遇到一位年轻的胡人，很像那位老者，一问果然是他的儿子，便告之以原委，年轻胡人前往父亲墓地，取得宝珠回国去了。
无独有偶，《唐语林》记载：“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与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钜万，约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约自以夜光唅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
还有《独异记》：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墦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
一个“茅草”与现代混搭布置、奇特有趣的唐“隐市”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的目光
这三个故事都有类似的情节，只是时间、地点、人物稍微换一下，但故事模式如出一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其中有真实的故事原型，后来的故事是模仿写成；第二种，都是虚构，一个模仿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故事首先讲的是诚信守诺，其次讲的是胡人有宝，唐人观念中胡人总是和神秘的宝物密切相关，在文学史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胡人识宝”是唐代笔记小说中常见的模式，很多故事都是这个模式：某样物品，唐人不识其价值，被胡人看见，一语道破，然后花费巨资买走。胡人识宝的故事不必相信，但是故事的产生原因就是国人认为胡人与宝物密切相关，的确如此，唐代很多宝物都有异域色彩，比如唐代的玻璃、金银器、乐器、香药，很多都来自于西域，来自于丝绸之路，所以才有如此多的“胡人识宝”故事。
三
不仅识宝，胡人带来了很多的外来文化和知识。例如音乐，胡乐可能是西汉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功臣则是张骞。《晋书·乐志》：“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张骞封博望侯）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垄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这对中国音乐的创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魏晋隋唐时期胡乐更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白居易的好友、大诗人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一诗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这样论述唐代外来音乐：“从八世纪开始，唐朝的流行音乐听起来与中亚城廓国家的音乐简直就没有多少区别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总是使我们联想起唐玄宗——玄宗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据说在他的宫廷里有三万名乐工——但是实际上这首曲子不过是西域的‘婆罗门曲’的改写本。龟兹、高昌、疏勒、安国、康国、天竺以及高丽等地的音乐风格，就这样在唐朝官方的保护之下，与传统音乐融合成了一体。”
《隋唐嘉话》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洛阳有僧，屋中悬磬常自鸣，以为有鬼，恐惧成疾，太乐令曹绍夔前来看望，听后笑曰：“明日盛设馔，余当为除之。”第二天饭罢，曹掏出一把锉，在磬上打磨数处，磬果然不再自鸣。曹解释：“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即磬与寺内大钟产生共振了。锉掉一些部分可以改变其震动的频率。曹可能是粟特人。曹姓是昭武九姓，北方曹姓中粟特人居多，而乐律则是唐代昭武九姓经常从事的工作，所以有这个推测，至于确否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太平御览》卷五八三引唐《乐府杂录》：贞元中，有康昆仑，弹琵琶第一手。因长安大旱，诏移两市以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其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采楼弹一曲新翻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因乐上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后来误言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及下拨声如雷，其妙绝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见，即僧也。盖西市内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善本名，俗姓段也。)以定东墨阝之胜也。翌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佳奖，因令教授昆仑。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子。”乃弹之，师曰：“本领何杂也？兼带雅声（有版本做‘邪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臣小年初学琵琶，偏於邻舍女巫处授一品弦调子，后乃易数师。”段精鉴玄妙如此。段师奏曰：“遣昆仑不近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尽段师之艺也。
这段故事描述的是长安东西两市商贾斗乐，东市推出胡人康昆仑，最擅长琵琶，弹奏《绿腰》（名称得来见原文），西市推出一女郎，也弹奏《绿腰》，但远胜于康昆仑，康昆仑欲拜师，女郎更衣，乃男性僧人善本，俗姓段。唐德宗要求他教授康昆仑，善本要求康昆仑弹奏一曲，然后指出康昆仑从师不正，有邪声，康昆仑十分敬佩，说这是因为我早年间向邻居女巫学习琵琶，所以有邪声，善本对皇帝说：康昆仑要想向我学琵琶，必须不近乐器十余年，忘掉他所学的一切，我才可以教授他。皇帝应许。康昆仑果然丢弃掉琵琶，后来才从师善本，尽得其妙。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长安两座市场的商人还是很热心公益事业的，大旱祈雨，他们积极参与，组织斗乐，然后东市推出的就是胡人康昆仑，为什么断定他是胡人呢？因为他姓康，粟特昭武九姓中的一个，而且他名字叫昆仑，昆仑在唐代一指西域昆仑山，一指东南亚，考虑到他的姓加上昆仑两个字，指西域昆仑山的可能就比较大，所以康昆仑极可能就是个擅长音乐的胡人。
身着唐朝服饰的年轻人穿梭在即市之中巡游表演
四
胡商还带来了魔术，也令国人惊叹一时。《朝野佥载》记载说：“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
他们的确非常擅长“幻法”，这种“幻法”说白了就是今天的类似口吞宝剑、大锯活人之类的游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魔术，但是胡人的魔术与中国传统魔术不一样，视觉上更具有冲击力，所以很令国人惊骇。这还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册府元龟》记载高宗年间的一件事情：显庆元年，有一次，高宗在安福门观大酺，就是老百姓在节假日宴饮，高宗在城楼上观看。这时候就有胡人要上来表演，想在皇帝面前露一手，表演幻戏，结果皇帝不让，而且下诏禁止。为什么呢？皇帝觉得太残忍，他说：我听说现在外面有婆罗门胡表演这个幻戏，拿剑刺肚子，用刀割舌头，来迷惑百姓。皇帝下令：“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遣发还蕃，勿令久住。”（《册府元龟》）古人是迷信的，它是魔术，但是包括皇帝在内很多人认为它是妖术，认为这人是个妖道，所以禁止。
再例如医药，唐朝各大城市云集着来自各国的从事药材生意的商人，唐朝人对外来的“异药”充满崇拜和迷信。当政者如唐玄宗就曾到处搜寻灵药。开元四年，有胡人向唐玄宗上言：“又欲往师子国（锡兰）求灵药及善药之妪，置之宫掖。”大臣杨范臣向玄宗进谏说：“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礼。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唐玄宗放弃了计划。
针拨白内障法很早就由印度传入中国，北凉时期翻译的《大般涅盘经》卷八：“是时良医即以金錍抉其眼膜。”《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鄱阳忠烈王恢传》：“后又目有疾，久废视瞻，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失明是医疗事故，地点是广东韶州，时间是策划前往日本之前。“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治疗，眼遂失明。”但也正是如此，让我们对鉴真和尚的毅力更加感到钦佩。他就这样来到了日本，不仅弘扬佛法，还给日本人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用手摸、鼻子嗅的方式来教日本人学习草药知识，所以说医药知识就是这样中外互通有无。按中古胡医以眼科著称，西北华南较多，即由陆、海丝绸之路而来。苏轼曾有《赠眼医王生彦若》，记载了亲睹的针拨白内障手术场面，操持者是名医王彦若：“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技艺如神，苏轼甚至怀疑彼有法术，“常疑子善幻，他技杂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此法在中国沿用日久。一直到现在还有使用。
唐太宗曾患气痢，久治不愈，悬赏，有卫士有张宝藏（或作张冏藏）进乳煎荜茇方，立愈。荜茇，胡椒科植物。产于热带、亚热带。味辛辣。用于脘腹冷痛、呕吐、泄泻、心绞痛等。药物来自热带，又用牛乳这种汉人少用物，高度怀疑药方来自印度。也是胡商带来的。
五
从北朝开始，中国历代政府对于胡商的管理原则就是适当集中，委托管理。适当集中指的就是让胡商们集中居住，当然，规定归规定，执行归执行，事实上胡商们很有行动自由，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委托管理指的是设置“萨宝”之类的官职，让胡人中有威望者来管理胡人，对政府负责。比如西安博物院所藏的史君墓石椁的主人史君就是一位萨宝。史君原名尉各伽（wirkak），是个生活在5世纪末到6世纪的粟特人。他曾经在凉州担任过胡商萨宝，成为官府与胡商们之间的联系人、调解人，隋唐时期萨宝这个职位依旧保持，因为政府觉得通过这种方式管理方便便捷。
唐朝政府还在广州设立专门管理外商的机构“市舶使”。自古我国与外国客商常有算政治账的现象，即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外国客商货物，以柔化远人，例如唐代广州等港口，外国船舶到日，市舶使在商品中要抽出一部分用做上供和缴税外，其余的于市场上交易。阿拉伯人的史料证明，上供的那部分商人可以得到政府优厚的报酬，《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第三十四条：“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指唐）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船海商到达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这是政府所需的物品，用最高的价格现钱购买，这一点是没有差错的。”作者紧接着特地以药材交易举例：“每一曼那(mana)的樟脑卖五十个法库(fakkouj)，一法库合一千个铜钱。这种樟脑，如果不是政府去购买，而是自由买卖，便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可以想见在这种政策下外国药商踊跃前来交易的场景。
同时还有很多胡商很精明，知道一定要依靠靠山才可以在长安生存，例如玄宗时人元澄所撰《秦京杂记》有个故事，李蔼接任京兆尹后,急需筹措三千缗钱,问属下何以取足,属下请他询问捕贼官韩铢。韩铢让他来日升堂时将自己拖拽至庭前,责问为何西市波斯客与汉客交杂,这件事就算办成了。李蔼不明其中缘由，但还是依言责备韩铢，胡商们得知消息后，二百余家胡商送来了“压惊钱”，李蔼果然筹到了所需的钱。这个韩铢看来就是胡商们的靠山，有他在胡商们就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所以当韩铢受到上级责骂，他们就赶紧来安慰韩铢。
胡人就是唐代商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他们才是完整的唐代商业图卷。他们的活力来自于丝绸之路的吸引力，根基于大唐开放包容的精神，审视胡商群体，更能感受到大唐文化的魅力。（当代陕西 特约撰稿 于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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