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5月，寻找下他为兀兰民众联络所主持开幕时，甘榜感叹甘榜精神的精神消失，并呼吁人民找回旧日的寻找下甘榜精神，并协助新移民融入社区生活。甘榜
何谓“甘榜精神”？该如何重塑？
“甘榜”是精神马来语乡 (kampung) 的音译，在50至60年代初的寻找下新加坡，居民大多都住在乡村，甘榜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精神互相关怀，形成一种和谐、团结的生活氛围，例如逢年过节，左邻右舍会一起庆祝；一家有红白事，其他几户也会前来帮忙，大家患难与共，互相扶持，这样的一种生活氛围，称之为甘榜精神。
自1964年我国实施“居者有其屋”政策之后，政府开始兴建组屋，把原来生活在甘榜里的每户每家先后迁移到不同的组屋区。甘榜没了，随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发展，人们的疏离感与自我保护心态逐渐取代了昔日的邻里温情。
这10年来，重建甘榜精神的呼声不断，是否就能找回往日那种待人的真情与善意？甘榜情怀是属于60岁以上那代人的共同记忆，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可能只是媒体上常见的名词，没有体验过甘榜生活的新移民对它又有什么看法呢？
张琳
有距离感的存在
张琳（新公民，原籍重庆）21岁来新加坡的一家餐饮店实习，如今是人力资源与移民中介的老板，她一步一脚印地走来，对社会的人情冷暖颇有感受。她以两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既近且远的甘榜精神。
有正义感的社会
总体来说，张琳不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冷漠的社会，她以去年发生在美芝路的一起46岁男子当街持刀追砍前妻的事件为例，指出本地社会还是存有正义感，“事发时，周围几家店铺的员工，还有路人纷纷阻止，使受袭击的妇女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其实情况是很危险的，但还是有人挺身而出，而不是担心受累只在一旁围观，可见道德与正义感还是普遍存在。”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维持一个距离。平时的话，都不会走得太近，如有需要，也有人会站出来，互助精神就是这样似有还无地隐身于喧闹的社会中。
“距离，是因为现在的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特别注重个人隐私和空间，这种无形的墙使到社会氛围跟以前不一样了。”
甘榜精神有助融入
说到自己的居住环境，张琳认为与邻里之间的尊重是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
“像我的前屋主，跟对面的邻居处得很不好，双方都装有摄像头，互相监视，互相指责，女的说男邻居一直在偷看她，男的说女邻居脑筋有问题，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互不让步，吵了很多次，最后闹到警察上门。”
张琳认为，人不是一个个体的存在，邻里是属于居住环境的一部分，如果经常投诉、吵架，像战场一样，自己也会住得不舒服。她表示，与邻居的关系应该顺其自然，不需要太刻意，如果双方有共同的话题，不妨多聊几句；如果没有，至少也要维持一定的尊重。
“政府一直呼吁居民发挥甘榜精神，目的是为国人制造一个更融洽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当越来越多人移民新加坡，邻里和睦对新移民的融入是有一定的帮助，也可加强新移民的归属感，我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包容、互助精神的社区。”
▲换上娘惹装的张琳自有一番新体验。
陈素雯
一切从教育开始
大学行政助理经理陈素雯（永久居民，原籍柔佛）是从甘榜时代走过来的人，在她的记忆中，家里的大门永远开着，邻居做粿没有面粉，就跑过来借；电视机开着，左邻右舍会跑过来看。她说，以前在乡村环境下交流频繁，互助关怀发自内心，不像现在。
一切源自教育
陈素雯认为，甘榜精神被社会遗忘，是因为教育的失衡。
“一直以来，学校、家长都只注重功能性的科目，忽略优良传统价值观的灌输，特别是在富裕时代物资充沛下成长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父母的钱得来容易，根本不知道何谓血汗钱，不懂得体恤、也不懂得感恩。”
因为弟媳过世，她近日经常到弟弟家里帮忙照顾一对侄女，孩子们的锱铢必较让她感触良多，“我叫她们做家务，也需要唠叨好几回。她们不但不懂分担，而且还十分计较，今天你洗碗，明天我扫地，一分一厘也要算清楚，对家人都这么计较，还能期待她们对社会有付出吗？更别谈什么甘榜精神。”
她表示，以前的父母还经常携带孩子一起做义工，对于孩子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在今日已经少见。
有目的性的义工行为
工作之余，陈素雯还是一名热心于慈善活动的义工，她参与了各种大小型的义务活动，可这一切对她来说，并不是甘榜精神的再现。
▲陈素雯（前排左二）与义工们周末小聚。
“不要看到很多人做义工，就沾沾自喜地认为是甘榜精神的重现。在我看来，不少义工都是带有目的性的，早期的义工出钱出力，是令人敬佩的，而现在的义工，有部分是为了奖励*而做的。例如，做一天义工可获得20元的礼券，有退休的朋友说，他做义工，一天的伙食费就搞定了，像这种有回报的付出，就不是义工了。”
不过，素雯也指出，在宗乡会馆或宗教团体中还可看到全心全意的付出，就是因为优良的传统价值观与道德伦理发挥了作用。她也一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否则，培养甘榜精神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有些团体因为需要大量义工，便有一些奖励制度，例如派发礼物包或奖券等。
大冢龙
存异求同的共同努力
居留新加坡11年，拥有四间发廊的大冢龙（持创业准证，原籍东京）居住位于丹戎巴葛的共管式公寓，里面住着许多外籍人士，由于四间发廊都在附近，他每天骑着脚踏车轮流“巡视”，过着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简单生活，与本地人的接触机会不多，可一场防疫让他走入社区，感受这里的社会人情。
初次走入社区
2020年因为冠病疫情防控措施，大冢龙的发廊也被迫暂时停业，他不想终日将自己困在公寓里，便参与疫苗接种的义务工作。与本地人一起工作，对大冢龙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也让他感受到新加坡人对外来者的包容与体贴。
“比较起单一文化的日本人，新加坡人更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可能是他们自小在多元文化的环境成长，会很灵敏地感受到对方的情绪，而作出适当的反应，不像在日本社会，对于差异性的容忍度比较差。”
足球队的合与分
大冢龙一直佩服新加坡政府为加强各族联系而作出的积极努力，当他从地铁与 YouTube 上，看到“重建甘榜精神”的宣传时，他也理解到政府的用心良苦。
“我参加的足球社就好像一个地球村，会员来自世界各地，大家因为有共同的嗜好，平时都是说说笑笑，不分彼此的，可一旦组队踢球，就壁垒分明，自然地分为韩国队、欧洲队、印度队、马来西亚队、新加坡队……虽然这样的分队，纯粹是为了方便队内的组员沟通，但也显示出多元本质上的一种脆弱性。”
在关键时刻，人会习惯性选择跟文化相同背景的在一起，这也反映了本地社会的潜在危机。
“培养甘榜精神可让不同背景的居民，通过日常培养感情，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维系一个和谐、合作的社区。感情会随着时间滋长，也可让居民跨越文化的沟渠，为创建美好生活、共同目标而努力。”
▲大冢龙（前排右一）与足球队成员合照。
据他观察，新加坡社会的融合还在“一半一半”的状态中，“当然我没有实际的数字，这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我觉得一半的新加坡人已在身体力行中；而另一半，还是保守地活在自己的圈子，他们可能知道但没有做到，尚在努力中。”
噶孜
像接力一个传一个
噶孜 (Ghazi Abu Taher) 是来自孟加拉的印族人，2015年入籍为新公民。他是居民委员会（居民联系网前身）的要员之一，同时也是马来活动执行委员会 (Malay Activity Executive Committees) 的执委。62岁的他活跃于社区活动，游走于不同宗教、种族之间，致力于推广居民融合，社区联系。
环境的重要
噶孜认为，实现甘榜精神，就必须创建一个让居民可以互动的平台，而联络所与居委会正好是“现代甘榜”的中心，通过举办各类联谊活动，将不同语言、种族、教育与文化背景的人召集在同一个平台上，增进互动，加深了解。
▲噶孜（前排右三）与一众居民、职员摄于正华民众联络所。
“组屋区其实是新加坡社会的缩影，共同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如何在保留自己文化根基的同时融入多元社会，一直是国人所面对的挑战。培养甘榜精神可说是为大家设下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为自己创建一个和睦、互助的生活环境，也强化了归属感与凝聚力。”
把爱传开去
虽说，甘榜精神的淡薄是不争的事实，可噶孜认为只要坚持不懈，一切都能水到渠成，事在人为而已。
犹记得初来乍到的他，对社区的一切都很陌生。有一晚，他在公园里遇见一名快步走的老妇人，大家寒暄了几句之后，对方邀请他一起走，事后还带他到居委会，鼓励他多参加社区活动，种下他日后加入居委会的因缘。
“我很幸运地遇见 Mei Ling（老妇名字），其实她可以完全不理会我，但她还是无条件地协助我这么一个陌生人。”噶孜强调，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教育，毕竟甘榜精神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觉，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动作。
“当一个人感受到别人的好意，他自然也会将这份好意传递给另一个人，一个接一个，这种互助的精神自然就传开去。每个人只是付出一点点，但成效可以很大。”
他说，环境只是创建了利好条件，真正发挥力量的还是来自一个人的自觉。
（图：iStock、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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