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何以中国？答案在此！何中
何尊
良渚玉琮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锦护膊（复制品）
南宋天文图拓片
玉龙
碧玉描金云龙纹特磬
春水图佩
《四库全书》选本（复制品）
鄂君启金节
商鞅方升
何尊铭文中的国答 “中国”二字
◎王建南
展览：何以中国
展期：2022.1.26-5.4
地点：故宫博物院文华殿
2022年春节之际，北京冬奥会赛事精彩纷呈，何中故宫博物院也呈现出一票难求的国答局面。人们进宫后纷纷涌向东边的何中文华殿，开年首场大展“何以中国”于1月25日正式拉开帷幕，国答130多件（套）文物上起新石器时代，何中下至清代，国答包括石器、何中玉器、国答青铜器、何中陶瓷、国答金银器、何中书画等各种门类，国答跨越壬寅年春节、何中清明节等重要节日，至5月初闭幕。
天圆地方：何尊、锦护膊、星空图
早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天圆地方的概念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的典型性器物玉琮呈现出外方内圆的造型，其琮孔的圆心象征天极与地极，贯穿上下的射孔可穿棍子，即为天地柱。琮不仅是用于表征权力、身份和地位的礼器，更是进行沟通天地巫术活动的一种重要法器。另一种先民用以与上天沟通的器物是玉璧，良渚玉璧无疑是这一思想的最佳体现。
华夏的先民在靠近黄道面的纬度地带无数次仰望星空，逐渐勾画出自己所在的地理方位。他们将天上繁星统分为二十八组，沿黄道赤道分布一圈。这一圈星宿按四方又可分为四组，每组各有七个星宿。根据每组星宿构成的大致形状，人们将其想象为龙、虎、雀、龟的形象，俗称“四象”。汉代用“四象”表示方位，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可见当时的人们深信“四象”与天地万物、阴阳五德的关系密切，认为“四象”有护佑四方之神力。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四象旗”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汉代，人们常用代表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的“四神”图案作为覆盖在屋顶筒瓦最前端的圆形建筑构件装饰。这四种具象的神兽即是古人从四方星宿的天象中联想、抽象出的艺术形象。由“四象”扩展出“天圆地方”的方位概念由来已久并深入人心。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严格遵循“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天坛的内外坛均为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由于这件文物体量太大，无法搬到展厅，不过，我们可以在一件青铜重器上印证这一说法——千里迢迢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一级文物、1963年出土于宝鸡县贾村镇的何尊。
这件西周初年的精美青铜器，口圆体方，即是一种“天圆地方”的造型，不仅体现了庄重大方的气质，也暗示出先秦时期的古人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这件由王室贵族“何”所铸造的祭祀礼器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通体四道镂空的大扉梭，显示出威风凛凛、霸气十足的姿态。整体以雷纹为底，腹部及圈足为高浮雕的卷角饕餮纹。最为关键之处是内底铸有铭文12行，共计122个字，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并举行祭祀的一系列活动。其中第七行首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由此，何尊的地位一举超越其他商周青铜器之上。
与之形成呼应的另一件重要文物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珍藏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其中再次出现了“中国”二字，说明汉代人已对中国的方位和地位有了明确的指定。这件织锦护臂由当时最高级的五色经锦所织，锦为蓝色地，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以卷曲的植物蔓藤及两蕾一花作间隔，在花纹中间织出汉字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字后每隔三个字织有三色同心圆饰，表示金、木、水、火、土五星。
到了南宋，人们已能绘制出极为详尽的星空图案。展厅中来自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南宋天文图碑拓片曾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赞扬。此图为南宋光宗元年（1190）负责教授嘉王赵扩的朝廷官员黄裳绘制，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张具有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比欧洲领先三百多年。全图共刻恒星1434颗，银河带斜贯星图，具有重要的天文学史料价值。
尚玉文化：玉龙、特磬、春水图佩
中国南方的良渚文化以盛行玉器而著称海内外，成为中华民族尚玉传统的源头之一，而来自北方红山文化的玉龙正好与之遥相呼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新石器时期的玉龙是目前所见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它的造型简约，充满了神秘感。这种由多种动物形象聚合并高度抽象而来的“龙”的形象，反映出先民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史前宗教祭祀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此后，龙的形象逐渐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
清乾隆时期制作的碧玉描金云龙纹特磬由整块新疆和田碧玉琢磨而成，通体纯净莹润，琢磨精致光洁，两面饰以描金双龙戏珠和流云纹，与玉质的碧绿色相映生辉。磬体规整平阔，类似木匠用的曲尺。上面钻有圆孔，用以穿系明黄色绦绳，悬挂于架上立柱，以备敲击发声。在中国人心中，最美妙的音乐怎能少了美玉的参与。孟子曰：“金声玉振”，本有所指。即在演奏时，每唱一句，先击镈钟一声，以宣其声；一句结束，击特磬一声，以收一句之韵。这其中折射出古人崇奉儒家礼乐教化的观念。
纵观中国历史，玉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中国人治玉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红山、良渚、齐家、石家河等制玉工艺高超的史前文化。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代表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的黄玉鹰攫人首佩、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白玉透雕龙凤纹壁，无不彰显着玉文化的悠久传统。早期玉器常以礼乐道具出现，及至周代，玉器的各种品质又与人的德行相关联，成为“君子”随身饰物的标配。
清乾隆时期创作的玉器青玉兰亭修禊山子，其主题取材于公元353年春天王羲之所书写的《兰亭序》。山子背面镌刻乾隆帝丁卯（1747年）嘉平月既望御临《兰亭序》，文后署“太”“王卜”二印。小小一方玉石，不但有立体的人物与植物，更镌刻了诗文和印章，成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三维雕刻艺术。玉器表面雕琢带有叙事性和图画性装饰图案的做法始于宋代。到了清乾隆时期，玉山子作为案头陈设之一，十分流行。这种玉玩器极富人文雅趣，折射出汉族士大夫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不同于西方民族对“宝石”的崇拜，尚玉，反映出中国人对美好意愿的孜孜以求，这一传统也记录了民族融合的足迹。金代的白玉镂雕春水图佩正是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游牧民族的日常写照。契丹民族有“四时捺钵”的习俗。捺钵，汉语译为“行营”，契丹皇帝在游猎地区设行帐，重大政治问题常在这里决定，久而久之，“捺钵”成为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春季和秋季是行猎的上佳时节，分别被称为“春水”和“秋山”。金代玉器常以“春水”“秋山”为题材，纹饰表现“海东青猎鹅雁”和“山林呼鹿射鹿”等内容，极富自然野趣。由此可见，由多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交错杂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创造灿烂的文化，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汉字中国：皿方罍、商鞅方升、书法艺术
本展中的所有器物上，总有一样东西形影不离，那就是文字。两件商代刻辞龟甲和一件刻辞牛骨上记录了商王祭祀先祖和祈祷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战争、祭祀、田猎等事宜。作为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汉字，甲骨文是研究早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资料。汉字自发明之日起，便以自成一派的表意系统屹立于世界文字之林，也孕育出中国的哲学思想。
由甲骨文所开创的中华文字系统不断演进，不仅成为记录历史文化最为重要的手段，而且越来越成为凝聚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的最佳表意符号。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罍，被誉为“方罍之王”。器盖上有六个字“皿作父己尊彝”，由此我们知道了它的主人。1919年，皿方罍于乱世重见天日，然而，器身与器盖却离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众筹”的方式，以2000余万美元洽购器身回国，最终让国宝合体。
“节”是古代一种凭信物，相当于后来的文书。来自安徽博物馆的鄂君启金节令人惊艳。两件器物以竹节造型，青铜铸造，其上满饰错金篆书。稍短一件叫“车节”，相当于“陆路通行证”；稍长为“舟节”，相当于“水路通行证”。从铭文“为鄂君启之府商铸金节”可知，楚怀王为封君鄂君启专门铸造，供其经商之用。金节的出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已经发展至较高水平。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此前的商鞅变法，所起到的作用居功至伟。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为实现统一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为秦孝公十八年商鞅担任大良造时所铸，是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时所监制的标准量器。升呈长方形，一侧有中空柄，其余三侧及底面皆刻有铭文。底部铭文为秦代加刻的秦始皇诏书，证明此升连续使用一百二十多年，是秦始皇法令的标准参照。与此相应的“云梦睡虎地秦虎简”，是首次系统发现的秦律实物。墨书内容涉及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职掌、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对此后各代的律法及政务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古代书画最能体现文字的演变与发展。虽然本次展览中出现的作品由于受室内灯光及温度的限制，全部为复制品，但仍可以循着图上的线索找到中国人以书画见证历史和表达内心感受的清楚脉络。
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记录了公元64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派遣使者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唐太宗时的情景，这是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时刻。中国画擅长用线条刻画人物，这与书写所用同一种工具毛笔息息相关。五至六世纪的中国画家开始思考自然风景与人物的关系。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为我们研究早期绘画如何表达诗赋的叙事意境和处理山水背景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时的山水与人物比例失调，体现出魏晋及南北朝时期“重人物轻山水”的状况。
山水画的发展至隋唐时期才出现了根本性转变。隋代的展子虔在《游春图》中开始以大自然为主角，人物渐成点缀。青绿山水是唐代在人物画繁盛时期另一个成熟的画种。而传为元代倪瓒所绘《狮子林图》标明了文人画的真正崛起。此作曾长期存放在清宫养心殿之中，为乾隆皇帝经常展玩之物。画心、前后隔水及拖尾处留下了他的多段题识。其中的引首部分他题写了“云林清閟”四个大字，透露出帝王向往归隐山林的心迹。图中描绘了一处园林，假山堆叠，树木掩映，厅堂建筑数处，一派清幽。由画幅右上方倪瓒题跋可知，这是他与友人赵原的合作，时间为1373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颜氏家庙碑》为颜真卿建造家庙时亲自撰文的碑文，对研究唐代家庙制度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华民族追养继孝、敬亡事存的具体体现。颜真卿的书法一直被视为“中正之笔”，成为历代忠烈之臣效仿的楷模。书画之外，汉字的力量更体现在印刷传播的力度与广度上。
流失海外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刻于唐咸通九年（868年），是目前发现有确切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清代“御制回生第一仙丹”药方木雕版与一大盒木活字戳并排展出，证明了古老技艺传承有序。本展最后一套文物是《四库全书》选本。由乾隆帝发起的中国古代最大丛书编撰工作前后有400余人参与，历时10年。《四库全书》不仅保存了自先秦至清代所有重要的文献，而且体现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意志。翻开这部书，便翻开了古代的中国。
中国的文字自远古时代的陶器与岩壁上的图画演变成符号，再到三千年前锲刻于龟甲与牛骨上的殷商卜辞，从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锈迹斑斑的金文，到飞动地记录于竹简之上的墨迹，最终发展成为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一路走来，与实物相互依托，互为印证，讲述着中华大地上历久弥新的故事，传递着中华文明在时间长河中所经历的痛苦与快乐，光荣与梦想。
本版摄影/王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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