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荐读·赠书丨张枣生前唯一亲自编选的荐读集春代表诗集《春秋来信》

《春秋来信》是著名诗人张枣生前唯一出版的诗集。

本书的赠书枣生篇目由张枣生前亲自编定

收录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

其诗《镜中》被广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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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1月15日)

抽取3位优质留言读者，丨张分别获赠36元《春秋来信》诗集一本

导言（节选）

宋 琳

在当代中国诗人中，前唯亲自秋信没有谁的编选表诗语言亲密性达到张枣语言的程度，甚至在整个现代诗歌史上也找不到谁比他更善于运用古老的荐读集春韵府，并从中配制出一行行新奇的赠书枣生文字。他留存下来的丨张诗作如此之少，这种吝啬与他平日在夜深人静的前唯亲自秋信酒精中的挥霍形成强烈对照。由于过早离世，编选表诗他来不及进入一个“光芒四射而多产”的荐读集春时期，诚然是赠书枣生一个巨大的遗憾，但仅凭一本薄薄的丨张《春秋来信》足以展露他卓越的诗歌天赋，集中任何一首都值得细细品读，前唯亲自秋信它们作为经验聚合具有物自身的编选表诗稠密，呼吸着他倾注其中的生命，而那些词语的星座形成的星系，正朝着我们播放他精神宇宙的神奇音乐，祝福着善于倾听的耳朵。

张枣的语言亲密性当然有作为南方人的先天因素之作用，即所谓“音声不同，系水土风气”（见《汉书·地理志》）的地脉影响，楚方言的口舌之妙与饮食、气候一样自有别于北方，而张枣个人语调的甜润、柔转这一内在气质则既归之于原始的诗性智慧之血缘，又与他在写作中形成的诗学态度有关。每一个诗人的成长都是神秘的，早熟天才的成长更为神秘。张枣的无师自通与曼杰斯塔姆在俄国同时代人中的情形相似，阿赫玛托娃称后者的精神进程缺乏先例。一个诗人的卓然自立与他接受什么，据斥什么关系重大，是态度而不是权宜之计导致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气之变化。在汉语言内部，正当“五四”时期“反传统”的进化论思潮在“文革”中再度泛起，达到极端，至后毛泽东时期（平行概念是后朦胧诗时期）的八十年代，诗歌界依旧普遍缺乏对传统的重新确认，政治抗议和反文化的呼告掩盖了人们对传统的无知，此时张枣下面一段自白显然出现得非常及时，它见诸《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王家新编，1987年出版）：

而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不过，要知道，传统上经常会有一些“文化强人”，他们把本来好端端的传统领入歧途。比如密尔顿，就耽误了英语诗歌二百多年。

笼而统之地谈论传统容易，辨析传统之源流困难。济慈早就对弥尔顿式的“文化强人”怀有敌意，他在1819年的一封信中说：“《失乐园》虽然本身很优秀，却是对我们的语言的败坏……我最近才对他持有戒心。他之生即我之死。……我希望致力于另一种感觉”（《济慈书信选》26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张枣与济慈的不谋而合至少表明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诗人可以拥有完全相似的诗学抱负，其着眼点都是语言。马拉美在谈到雨果的写作时也陈述过一个相近的观点：“一旦形成风格，诗便被声调与节奏所加强。诗，我相信，怀着敬意，那期待以顽强的手把它与别的东西合一并加以锻造的巨人最好越少越好，以便它自行断裂。”（《Crise de Vers》）年轻的张枣并未在弑父情结的驱动下，像许多第三代诗人那样急切地对作为前驱并形成广泛影响的朦胧诗发难，相反，他在多种场合表达过对朦胧诗的欣赏，我想这绝不是他的策略，而是因为他的目光越过当代，落到了比同代人更远的地方。

传统的认知对于诗人而言既涉及创作之源的认知，也需要对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系统的整体把握，只有当精神的回溯被视为一种“归根复命”的天职时，断裂的传统才可能在某部作品中得到接续，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对它普遍淡忘和漠然的时候，卜者这一古代诗人身份的回归，使丧失的过去复活在一个新的预言家身上成为可能。张枣正是一位卜者，一位现代卜者。他的前瞻性体现在对“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的意识的唤醒，这“最优秀的成份”应该是能够与“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对应的一种语言，它曾经澄明如镜，现在却黯淡了。这种语言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它又涵容并呵护着日常性，恰如“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这句话所象征性地揭示的，这种语言可以让我们在其中栖居，使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有在家的感觉，它亲切地在场，并随时随地迎候你。

从《镜中》这首诗的梦幻气氛中我们看到了T·S·艾略特称为“客观对应物”的东西，这首写于1984年的诗，即使现在读，也会感到，一如艾略特在《批评的界限》文中所说，“以前出现过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解释的东西”。它宣告了某种不同于单纯的意象拼贴而是注重句法的诗歌方法论的出现，它一气呵成，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痕迹，故对读者不构成强迫性，似乎一个天赐的瞬间自动获得了展开的形式，它奇迹般地满足了“好诗不可句摘”的完整性的古典主义信条，与当代常见的那些呼吸急促、乱了方寸的胡诌诗或意识形态图解式的口号诗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以至于一个久违的美丽灵魂被召唤了回来，舒缓地进入镜子般通幽的文本。“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她”是谁，自从刘半农发明了“她”这个人称代词以来，女性在汉语中首次得到阴性的命名，赎回了女儿身，现在，“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一“命名的庆典”（张枣语）在六十四年后一首新写出的诗中出人意料地以灵视的超验方式再现了内在可能性的外化场景。于是，依旧缺乏专名的“她”变成了神话主体的一个面具。这个神话主体是“一生中后悔的事”的一个未明言的诱因，而隐去通常作为发声源的“我”恰是此诗的高明之处，这使得一行诗成为另一行诗的声音的折射。特别是首尾句式呼应的回旋结构，制造了一个回音壁的效果，是此诗最显著的特点。

一般来说，张枣不表现暧昧，而是表现微妙，不知不觉地过渡技巧避免了将诗变为宣谕的武断，往往旁敲侧击地接近所言之物，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使词的物性得以彰显。可待追忆的一生中的“后悔”，乃催生成一次“无悔”的果敢。书写者的匿名状态不局限于某一首诗中的人称变化这一层面的技巧运用，具有诗学发现价值的是，匿名化意味着隐身于神话原型和历史元叙事之中，从而使书写者让位给书写。诗人自身必须成为接引元气的工具，一个容器，一个通道，与此相适应，诗人不应挡在文本前面，而应隐蔽于文本之中。

张枣最善逃，他身上的精灵一旦被抓住一个，就幻化作另一个。但如果由此认定他只是词语的杂耍艺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并非含混不清，/只因生活是件真事情”（《灯芯绒幸福的舞蹈》）——他的内在戏剧性有天才的分寸感作为保证，他诗中的虚拟主体在转换自如的各种场景讲话，布设玄妙机境，并非为了炫技于一时，而是为了与世界“合一舞蹈”。平心而论，《灯芯绒幸福的舞蹈》这首隐含元诗结构的复调诗，难免有炫技的成分，它在反对呆板的声音模式时将个人的修辞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让读者目乱神迷的地步。抒情诗中的纯男性独白必然散发征服、暴力、压制的浊重鼻息，巴赫金说这种“单一声音”只出现在夏娃诞生之前的亚当的嗓门里，实际上我们始终可以在抒情诗的单向度模式中听到亚当的“单一声音”的回响。抒情诗的双向或多向度声音模式，作为内在的戏剧诗，是在读者那里重建文本的可信性的有效途径。巴赫金将文本中的多种声音称为“第二性的声音”，它是书写者才能的体现，且只有借助它才能接近真实。

总之，现代诗人应该成为向不同的发声源，“向转折的形象配备话语”的剧作家，在宇宙剧院里配备表情丰富得多声部发音器，让那些声音编织起一个人与自身、人与万物广泛关联的亲密之网，广播着幸福、苦痛、哀怨与祈求。在回顾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时，不少诗人和批评家都提到84、85年是关键年份，我个人认为，之所以称为关键主要是因为一些成熟的观念已经在比朦胧诗后起的第三代优秀诗人身上发生，现代性的意识，传统的意识从主观的分离到在写作中结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转换，被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中断的三、四十年代的文脉，第一次得到了接续，这是新诗这个小小传统在汉语言内部的二次革命，它使得新诗在向前开展的同时具备了回溯的能力。将来的人们会看到，第三代诗人把握住了历史循环中这一天赐的良机。张枣和他早年的知音柏桦等诗人这一时期的写作，除了受益于它们之间友谊的激励（相似的双子星座在北方则有海子和骆一禾），也受益于既唯美又具有乌托邦性质的诗学抱负，一方面怀着向伟大的东方诗神致敬的秘密激情（犹如阿克梅派在俄罗斯的情形），一方面悉心勘探西方现代主义源流，从天命的召唤中发现个人在历史金链中的位置，从而能够清醒又从容地在技巧王国各司其职，是新诗在当代运程中的一个吉兆。对荣格和庞德的重视，间接地引发了对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否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再度检验，无论汤铭的自励精神还是《易经》的变化之道，都如同从秦火的灰烬中归来的凤凰，向伤痕累累的心之碧梧垂下彩翼。据柏桦回忆，在《四月诗选》那个仲春的酝酿期之后，1984年秋天，张枣迎来了个人写作史上的第一个收获季。《镜中》、《何人斯》、《早晨的风暴》、《秋天的戏剧》等一批诗作，给焦急的诗友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啊！这些向在黑暗中摸索的写作发出的信号，将日后的诗歌带入火热的、持续的话语新发明中。

念错一句热爱的话语又算什么？

只是习惯太深，他们甚至不会打量别人

秋声簌簌，更不会为别人的幸福而打动

为别人的泪花而奔赴约会。

（《秋天的戏剧》）

这些诗行的热度是久违了的，它们与高蹈派的感伤表演，与表面高亢，实则适俗的雄辩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品质，在谴责冷漠自私的世态时依然保持以轻盈的口语形式说话，是书卷气的口语，而非市井口语或威慑性的行话与切口，因而不失优雅。汉语既是适合于写诗的，又是擅长隐射的一种语言，指桑骂槐，指鹿为马，这种语言“充满人事经验的编年史中的多重例证”——正如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所说，“因意义的积累而不断增长的价值，不是表音语言能够取得的”（《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然而在消极的向度上，由于表意系统的盘根错节，词的衰变与误用同样积累了太多的负价值，使得“今日的语言稀薄而且冰凉”（同上）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汉语的现场。在当代诗中，书写的隐性暴力有增加的趋势，而古代诗人身上常见的良好的道德感则在减少。可怕的不是“念错一句热爱的话语”，而是根本说不出“热爱的话语”。张枣似乎对那种对于过去的冷漠犹如对性冷漠般感到大惑不解，于是他制造一些文本来与“过去乌托邦”骈俪，那些从伟大的对句思维中获得灵感并以全新的语气灌注其中的佳句真是不胜枚举。（张枣）

(责任编辑：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