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量何曾经写《情绪是变负怎么“失控”的》一文，试图分析：一位很有善心的量何义工，为什么会在深圳的变负保钓游行中猛砸防暴车，成了一名“暴徒”而被拘留？当时苦于缺乏有关李某的量何较详细的信息，分析难免失之简单、变负粗浅。量何昨天，变负中青报刊登了记者对李某的量何专访《从义工到暴徒的那一步》，使我们对李某的变负生活现状和内心世界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李某代表着一个庞大的量何人群，他们身上，变负带有极大的量何“正能量”，也可能会释放出破坏力。变负这是量何一个亟需关怀的人群。

　　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衡量，人的各种基本需求，对李某而言，大部分没有得到满足。离了婚的李某，从河南来到深圳，在一家4S店当保安，每月2300元工资，还要接济家里，给弟弟治病。他一直没有勇气找对象——情感的、生理的需求均告空白。他不时看见“四五十岁的男人带着花季少女”来4S店买车。李某说自己始终干着“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活儿”，“有时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显然，李某的“尊重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在人的各种需求中，“自我实现需求”居于最高层次。李某的“自我实现需求”，没有因贫穷而泯灭，当义工，就是他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途径。有一次，他在皇岗口岸帮一个香港人扛行李，对方给他500元港币表示感谢，被李某拒绝：“我不能要，如果要了，就失去了做义工的意义。”李某很看重意义。在QQ上，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我曾经想过死！然后把我的遗体和器官捐出去！”想到死，是因为人生没有意义，生活没有滋味，但同时还想让自己的遗体有意义、有价值！

　　李某在QQ上对记者说：“如果当时发生战争，哪怕让我当炮灰我也愿意！”这句话，让人五味杂陈。为保卫祖国领土而死，是一件悲壮的事情，而李某却以“炮灰”自称，这仅仅是他不善言辞吗？因厌世而希望发生战争，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古今中外皆有。战争或许能够带来人生的转机，即使不能，死也死得刺激、热闹些。所谓“刺激”和“热闹”，也是一种意义和价值。战争意味着大规模的生命与财产的毁灭，因此，战争能抹平人与人的诸多差别，地位、财富，直至性权利的差别。幻想发生战争、地震，是弱者的诅咒；没有能力主动地给自己创造机会，只能依赖外界，幻想外来的转机与变故。

　　李某有向善的要求，但是，由善到恶，由“爱国”到砸车，对他只是一瞬间的事情。除了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跟他生活在异地有很大关系。李某和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一样，都是离开故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离开故乡，也就是离开了熟人社会对观念、行为的约束。在城市里，他们如同无根的浮萍，大多不能融入城市人的圈子；无根，即无归属感，没有目标和追求，当失败感占据上风，积久的失意、绝望、怨气，有了机会就会转化成破坏力。李某身后，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如果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是灰色的、时时被失败感所笼罩的，那就很难说城市化是成功的，很难说社会是成功的。这个群体需要关怀，从物质到精神。关怀他们，首先是社会资源管理者、分配者的责任，关怀他们，应该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了，应该有具体的目标，有专门的款项，有扎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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