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锡著《公正的竞争》书封二代男缘何自认为是弱者？一种解释是，这与该年龄段失衡的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比女性的比例）有关。当下韩国20多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高于103-107的正常区间。这意味着，男性在婚恋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远高于同龄女性，在婚恋竞争中遭受挫败的男性，自然会产生弱者意识。然而在当代韩国年轻人普遍对结婚冷感的情况下，该解释缺乏足够说服力。另一解释是，这与二代男的身份焦虑有关，决定性因素是其对失去性别特权的不安。要分析当代韩国社会的父权结构，不必动辄追溯至遥远的儒家文化传统，而更应聚焦缔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朴正熙政权，及延续至今的朝鲜半岛分裂体制。韩国社会学家曹恩认为，朴正熙时期韩国现代化进程是典型的超男性化发展性国家模式（hypermasculine state developmentalism），而男性的阳刚气质长期是动员国民参与经济建设、保卫国家安全之象征。正因如此，从根本上动摇当代韩国社会父权结构的，并非女权运动的兴起，而是上世纪末冷战的终结与韩国发展性国家模式的解体。1997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瓦解了以往作为家长的男性vs作为主妇的女性式的性别分工体系，极大弱化了男性特权。那么，二代男的弱者意识，是一种男性特权动摇后的不甘吗？《时事IN》的问卷调查显示了相反的事实：相较尚未摆脱父权意识束缚的老一代，二代男的性别认知更为进步。对育儿的首要责任人是女性，仅18.7%的二代男表示认同，该数值低于五六十岁女性（36.8%）；对女性应在化妆着装上比男性更上心"等老一代性别观念，绝大多数二代男亦持反对态度。这意味着，二代男并不追求父权，所谓性别矛盾的粗糙定义，事实上掩盖了20多岁男女在拒绝传统性别分工与观念上的更多共识。
《时事IN》期刊三期专题的合刊《20多岁男性》封面女权=厌男=不公正二代男与同龄女性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两者对女权主义、公正的认识差异，在前者看来，女权主义意味着男性歧视与不公正。由共同的受害者意识而生的悲愤，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这是过去20年间推动韩国女权运动发展的动力，也是二代男强大凝聚力的源泉。《时事IN》调查显示，20多岁的韩国男女都自认是社会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被问及韩国社会歧视女性的问题是否严重？时，高达85.4%的20多岁女性回答严重，而20多岁男性中60.8%则回答不严重；相反，当被问及韩国社会歧视男性的问题是否严重？时，56.2%的20多岁女性认为不严重，多数（60.3%）30多岁男性亦持相同看法，而高达68.7%的20多岁男性却认为严重，其中认为非常严重者达30.5%。二代男自认受到性别歧视的观念，乃是对近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弹，亦是对所谓国家女权主义的排斥。以2016年的江南站女性杀害事件为契机，韩国女权主义运动从网络、文化空间走向街头与广场，转化为现实变革的力量，呼吁政府社会正视性别不平等问题、切实保障女性的安全权利（严惩N号房事件等数码性犯罪、MeToo运动）、生育权利（废除堕胎罪）与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在此过程中，部分女权运动团体采取了镜像（mirroring）策略。Megalia等激进团体（现已解散）模仿男性对女性的系列蔑称（泡菜婊等），亦炮制出韩男虫等粗俗命名，作为对根深蒂固厌女文化的反击。将矛头指向男性的镜像策略令女权运动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不仅背离了父权结构本质，亦偏离了男性亦父权受害者之女权主义思想。二代男的女权即厌男观念，与上述失败的镜像策略不无关联。作为回击，过去一年间二代男频繁掀起反女权战争，控诉企业广告、政府海报等出现的手指捏住某物品的形象乃Megalia团体的厌男标识，意在隐秘表达对男性的仇恨。面对汹涌的猎巫式反女权战争，遭波及的企业与政府机关（国防部、警察署等）急于平息公关危机，不仅删除一切冒犯性影像，更为伤害男性感情而道歉。这种态度助长了社会过激的反女权意识，使得女权主义几乎成为禁忌词汇。在此气氛下，学校开展的防止性暴力、性犯罪教育，亦被诟病为将所有男性视为潜在罪犯之厌男教育。二代男的弱者意识也来自高度神圣化、绝对化的公正尺度。事实上，对于成长于全面转向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韩国年轻一代而言，对公正价值的高度重视并无性别之分。当市场自由与竞争原则成为指导人生命活动的最高原则，一切成败均被归结为个人的能力与责任后，竞争过程中的公正价值便会无比凸显。《时事IN》调查显示，二代男虽然反对女权，但赞同对因育儿而中断工作履历的职场女性应提高补偿的比例却高达75.9%；同样，20多岁女性支持为服兵役男性给予考试加分的比例亦达57.9%（1999年，韩国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撤销）。换言之，两者都基于公正原则，支持政府应对妨碍自由竞争的不公正作出补偿。正是在绝对化的公正尺度下，在二代男眼中，女权主义的本义变成了破坏游戏规则、谋求私利，而非争取两性平等权利。在标榜自由竞争的新时代，女孩不仅获得了与男孩同等的教育机会，也获得了只要有能力就能成功，无关性别的虚幻承诺。事实上，女孩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等重要考试中的表现的确优于同龄男孩，诸多女性担任政府、企业高层职务，甚至几年前韩国还选出了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这些让人产生了韩国已实现两性平等的幻觉。对于仍需承担兵役义务、却被取消了加分补偿的二代男而言，自己在军营为国奉献，同龄女性却在埋头苦学、积累实习就业经验，这让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在他们看来，设立于2001年的女性家庭部则无异于推行国家女权主义的权力机构，后者推行的扩大女性就业配额制等一系列保护女性权益政策，实乃破坏公平竞争原则、挤占男性权益的自私政策。
尹锡悦1月7日在其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废除女性家庭部二代男代言人李俊锡与身份政治策略韩国是否已不存在女性性别歧视？女权运动是自私的权力之争吗？事实并非如此。男女在收入、就业、晋升等方面的差距向来是测算社会性别歧视的直观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1年发表的数据显示，韩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为31.5%，亦即女性收入不及男性收入的七成；同年韩国女性家族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女性中缺乏劳动保障的非合同工比率高达45%，比男性高出15.6个百分点；今年3月8日，《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玻璃天花板指数（glass-ceiling index）报告亦显示，韩国该指数连续十年在经合国家垫底，在韩国上市企业中，男性总裁占比高达98%！准确而言，二代男现象的本质并非性别矛盾，而是身份政治。如果没有国力党党首李俊锡及该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对二代男现象的发现与利用，后者不会从一种社会现象上升为政治现象。去年6月，生于1985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李俊锡当选国力党党首，成为韩国宪政史上最年轻的主要政党领袖。在世代交替、青年一代的呐喊之声中高票当选的这位青年政治明星，立时成了二代男的政治代言人。他高度崇尚公平竞争价值，认为理想社会应是建立在能力主义之上的公正社会。在201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公平竞争》中，他将年轻人称为被民主化世代与工业化世代骑在头上的一代，一面与太极旗部队代表的老一代保守派划清界限，一面高举起反对民主化世代的旗帜，嘲讽后者早已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他也是反女权先锋，在与女权主义者的频频论战中，构筑了一套高度政治化的性别矛盾框架，将后者对性犯罪、性暴力事件的高度关切斥作把男性视为潜在加害者、无异于反犹主义与种族歧视，甚至高呼：要实现数值上的性别平等，先应降低（高于女性的）男性自杀率！正是在李俊锡的指点下，尹锡悦在总统竞选中陆续抛出一系列反女权公约，诸如重新修订N号房防止法、新增性暴力诬告罪、废除女性家族部等，并断然宣称：（韩国）不存在结构性的男女不平等。过去十年来，我们从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事件中一次次见证着身份政治的魅影，此次韩国大选亦然。不同的是，欧美右翼利用的是中下层白人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中感受到的逆向歧视，而以李俊锡为代表的新兴韩国保守政治势力瞄准的则是世代与性别身份，将年轻一代的经济焦虑与不平等归咎于世代矛盾与性别矛盾，并将后者引向一条厌恶、攻击他者的零和博弈之路。被遗忘的二代女及其反击当二代男作为舆论焦点与政治现象横空出世时，其同龄女性二代女却被遗忘了。去年首尔、釜山市长补选后，进步、保守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二代男争夺战。国力党自不待言，经历补选惨败的民主党亦急于安抚二代男，某议员甚至称，不惜修宪也要再次引入兵役加分制度；当尹锡悦提出废除女性家庭部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亦未明确反对，甚至也建议女性家庭部去除女性两字、更名为两性平等家庭部，亦曾表示:反对女性歧视，也反对男性歧视。显然，在反女权的社会气氛下，他并不想触二代男之逆鳞。两大政党均选择性拉拢二代男的争夺战教人不禁纳闷，难道女性没有投票权？二代女遭忽视的根本原因，在于投票倾向的分散与模糊，这与其对民主党的幻灭感有关。在首尔、釜山市长补选中，相比高度保守化的二代男，二代女对国力党支持率为40.9%，对民主党支持率为44.0%，对其他政党支持率为15.1%。其对民主党的支持率虽相对较高，但与2020年12月民调结果相比，却骤降了约20个百分点。原因很简单，市长补选本身，便是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前釜山市长吴巨敦两位民主党人士接连身陷性丑闻后的结果。标榜进步的民主党、誓成为女权主义总统的文在寅政府，不仅未践行其信念，反在MeToo运动中依次跌下神坛。可以说，二代女对民主党的背离，才是导致后者补选惨败的根本原因。而忙于安抚二代男的民主党，直到今年1月底才将揭露N号房事件的公民记者朴志玹纳入竞选团队，负责拟定性犯罪对策。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二代女并未形成偏向两大政党任何一方的明确倾向，反展现了超越两党轮换执政、开辟韩国政党政治第三条道路的渴望。而大选投票开始前日，原支持率排名第三的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却突然宣布与尹锡悦联手，第三条道路希望荡然无存。最终二代女对李在明高达58%的支持率，无法证明其对民主党的高度支持，只意味着犹豫、苦恼到最后一刻的二代女，为了阻止高举反女权旗帜的尹锡悦当选，而将原计划投给第三党的选票转向了李在明，从而一举击碎国力党志在必得的世代包围论。向来高度重视女性权益的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此次大选只获不到2.5%选票。而开票当夜，正义党的账户却突然涌入12亿韩元捐款，俨然诉说着二代女苦恼又愧疚的心声：对不起，没能守护你。结语这场以史上最小票差告终的总统大选，给韩国社会留下了诸多课题。年轻的烛光一代缘何背弃了烛光革命？愈发巩固的两大政党轮换执政体制之下，如何辟出多党制的第三条道路？女权运动如何摆脱厌男污名？更重要的是，如何治愈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尹锡悦当选后，旋即提出新政府的首要课题是国民统合。然而已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不会轻易弥合，只会轻易流向借排斥国境、国民之外他者，以巩固内部团结的国家主义式统合。年轻一代的性别和解如何可能？去年10月，在反女权战争掀起的舆论硝烟中，一则简短的调查报告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报告显示，韩国年轻一代内部的资产差距持续呈扩大趋势，从2019年的33.21倍扩大至35.2倍。资产差距不同于收入差距，主要仰赖父母资产水平。这意味着，在性别战争中隐身的，不只是20多岁男女间的诸多共性与共识，更是缔造真正不公正的世袭资本。参考文献：천관율，정한울， ， 시사IN북， 2019-10-01이준석， ， 나무옆의자，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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