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来说，2022年是一个重要的中期选举年，因为民主党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很弱，而且受到威胁。因此，为掌控国会，民主党人正忙于扭转颓势。如果拜登政府被认为在中国问题上软弱，将在选举中损害民主党人的利益。毫无疑问，共和党人会给民主党贴上软弱的标签。2022年，中国将迎来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社会和外交的稳定。我认为关键在于：妥协、寻求中间位置等举动在当今充满情绪的人眼中就是软弱，美中两国也是如此。在今年这样一个敏感的年份里，这样的贴标签之举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危害。我希望双方领导人能有远见卓识，不让两国关系恶化，并找到改善双方关系的时机。说实话，妥协需要力量。傅立民：有证据表明，敌视中国的利益集团和个人现在已控制美国的对台政策。台湾的政治态势和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结合在一起正在增加战争的风险。一场关于台湾的战争对所有相关方来说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并使美中关系变得苦涩。
郑永年：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已发生变化，很难回到过去。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仅是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描述的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我认为还要把对抗分成两部分：可控的对抗是对抗，而不可控的对抗就变成公开冲突了。因此，中美关系不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关系。双方肯定会有合作，如已提上日程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个问题谁也逃避不了，所以该合作的时候就要合作。还有公共卫生问题也需要中美合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退出世卫组织后，拜登又选择回去。
中美关系是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只是一种竞争关系。但事实上，中美双方都在加速竞争。例如，当美国对中国高端芯片进行封杀时，难道中国不去竞争吗？假如拜登把中国跟美国的竞争称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争，我们要不要接受？所以很多竞争也避免不了，我们既不怕竞争，也要敢于竞争。至于对抗方面，在涉港问题、涉疆问题、台海问题上，我们要不要跟美国对抗？我们不可能投降，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要做到理性，要看到中美关系本质性的东西，以及美国政策本质性的东西。并不是整个美国对华就只有一种态度，美国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就看哪个利益集团能影响美国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并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并不是美国要跟中国冷战，中国就得跟美国冷战。我们有能力避免跟美国的冷战，也有能力避免冲突。我们今天有能力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各种非常不利的政策。环球时报：就这个问题还想问下郑永年院长，美国拉拢盟友加大对中国围堵的态势不会改变，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化解美国的全方位压制？郑永年：有一条就够了——开放。只要中国是开放的，只要美欧、日本等西方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任何国家都不会完全脱钩。在过去的全球化，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体内在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美国也一样，美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华尔街想放弃中国吗？中国有4亿中产，比美国人口总数都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统一的市场，哪一个其他的市场有4亿中产？美国的资本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特朗普主义不会走环球时报：国会山暴乱过去一年了，美国还没有走出民主的至暗时刻。您对美式民主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库恩：过去几年，美国的民主已被极端的党派政治话语削弱。我认为民主有三个基本概念。一是人民对治理过程的参与。我之所以说得比较笼统，是因为它不一定需要一人一票。它可以通过其他参与机制来实现，比如中国一直在倡导的，包括民意调查和交互式政府网站。二是人民得到了什么好处。在这方面，中国人均GDP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2020年的巨大增幅最能说明问题。中国还消除了极端贫困。中国当然还面临着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这不妨碍我刚提到的那些历史性成就。民主的第三个概念是充分的制衡，这样体系才能保护弱者对抗强权，抵制非法的权力积累，减少腐败和钱权交易，同时保证体制足够强大去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干扰。美国体制中有两个政党在定期、自由的选举中激烈竞争，媒体对这些选举进行密集、彻底的报道。而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有多个政党，不是只有两个。美国的问题在于，政治已变得过度且适得其反。我的感觉是，即使美国的体制能承受这一切，但党派分化还是会不利于政府的高效治理。而且过度的制衡——我所说的民主的第三个概念会阻碍民主的第二个概念——造福人民。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2018年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从官方公布的一些数据看，中国不允许伪造数据或挪用资金来破坏政府的扶贫目标。当我研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时，我对民主的含义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展望未来，不同的系统应互相学习各自的最佳实践。郑永年：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义不会走。几年前美国有个词叫特朗普革命，但革命的原因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本身。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萎缩，财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以前美国称自己为中产社会，现在称富豪社会。美国现在是高度分化，高度不公平，白人民粹主义泛滥，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加上两党互相恶斗，无法形成一个有效政府。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经济结构还不能得到有效调整。我认为，只要社会经济问题还存在，特朗普主义就不会走，并且随时可以回来。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国会是同一个路子，只是更激进化。美国一些退休将军对此很担忧，因为很多退役军人参与了国会山暴乱。这个现象未来也不可能保证不再发生。美国内部这些不稳定因素还在发酵。傅立民：最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尊重受到侵蚀。正当法律程序是程序正义的定义要素，它将结果的合法性与过程的公平性而非结果的受欢迎程度联系起来。然而，美国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在我们国家不再受到普遍尊重。这导致美国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和无法平息的争论。一些人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但这并不是美国规范价值观发生变化的唯一例证。美国的历史表明，我们的国家是有弹性的，所以我期待这种适得其反的情况最终会得到纠正，但这需要时间和公民的努力来重申我们的宪法和法治的重要。美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是最大黑天鹅？环球时报：您认为2022年可能出现哪些黑天鹅事件？库恩：《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如果我们被外星人入侵，中俄是否会帮助我们的文章。如果美中两国不合作应对这样的生存威胁，那将是疯狂的自杀行为。但这个问题凸显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深层不信任和对立。我们必须有全球视野，必须要做得更好。新冠肺炎病毒及其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体在空中飞来飞去，就足够成为新一年的黑天鹅了。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新冠病毒就是一种外星入侵者。作为两个主要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共同努力，应对眼前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我担心的另一个黑天鹅事件是美中两军在中国南海或台湾海峡发生意外。因此，美中两国具体要操作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多通道的预警系统来扫描黑天鹅。傅立民：我认为，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出现的黑天鹅包括：核聚变取得新的突破（找到可替代的、可再生的能源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球变暖）；副总统哈里斯接替拜登继任美国总统；空间站被轨道碎片摧毁；以美元为基础的商品定价结束，并由国际商定的替代品取而代之；以阿富汗等国为基地的跨国恐怖主义回潮。除核聚变突破，我真心希望其他的黑天鹅都不要发生。郑永年：我想从美国方面谈谈。美国是一个非常分散（decentralized）的社会，任何一件小事恐怕都可以引发黑天鹅事件。美国今年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的共和党准备走怎样的路线？是不是要走更激进的路线？随着美国中产阶级萎缩，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越来越激进，两边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现在一些人很关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未来会不会因为拜登的身体原因而接替竞选总统？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层面的危机。美国自称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看看这两年的弗洛伊德事件，美国哪有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简直如同一个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是很大的黑天鹅事件了。而且，美国贫富差距还在扩大，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被控制住，经济会往何处走？枪支管制在美国也讨论了很久，但一旦危机来了，大家反而觉得枪支可以带来相对安全。在美国，这些非常矛盾的现象一直在发生。所谓黑天鹅，就是不可预测的，但人们还是应该在心理上做好充分准备——美国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社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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