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是对话一个急需的市场，它已经搞得风风烈烈、张懋中高又热又闹了，校的下救这个时候应该想想怎么走在前面。价值急如果大家都做3nm、发明非眼2nm，你再去追赶3nm、2nm，等你赶到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是1nm以下了。大学要做什么？他认为，大学要往前走，替产业界穿隧架桥，先探寻与打通关节，
寻找正确的方向和出路，甚至不可避免地在前面先尝试失败，以淬炼其创造力。
张懋中也是新竹交通大学的第11任校长。2019年从校长位置上退休后，张懋中回到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
我们要培养一个年轻人对科学追求的兴趣，教育他不只能够解决问题，他还得能定义问题。定义和解决问题，是能够发明未来的关键。张懋中说，爱因斯坦规范了物理学的未来，乔布斯界定了移动通讯和消费市场的未来，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在各自领域发明未来。中国能够定义和发明未来的人才在哪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这是教育上最值得下功夫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做未来科学大奖这个话题，张懋中说，这一中国首个世界级民间科学大奖就是要鼓励真正能够做独立性、最前瞻、最能影响人类的未来科研。
无论是产业还是科研，张懋中都强调不能跟风，避免去热闹的领域，因为那里面能找到金钻的机会并不大，人太多了，好东西早就已经掘拾光了。
就像荷兰ASML公司能在光刻机领域脱颖而出，原因之一就是另辟蹊径。而今天热闹的AI领域，他认为要软硬兼施，既要有算法支持，也要有芯片发展。AI芯片能否可重构架构，减少能耗的同时又能接受各种不同算法，就像孙悟空七十二变。这其中的挑战很大，但还是不能跟风，光是模仿，即使比人家付出更多努力或做得更好，但还是脱不了既存的窠臼，也不能造就典范转移。
AI芯片架构要像孙悟空七十二变，半导体发展不能跟风 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2021轮值主席张懋中是美国工程院院士、洛杉矶加州大学胜华杰出讲座教授，也是新竹交通大学的第11任校长。
他对高速半导体元件和高频无线及混合信号电路在通信、雷达、联结、影像等系统的研究卓著。其团队所研发的砷化镓功率放大器制成的手机信号发射器在过去20年全球量产已超过500亿台，为移动通讯产业界及学术界带来开创性贡献。
张懋中曾表示，AI的发展应该是软硬兼施，既要有算法支持，同时也要有芯片发展。
近年来，AI的发展、丰富的应用场景等带动了国内一批初创企业布局AI芯片。所谓软硬兼施，张懋中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最终还是要用可重构的方法，减少能耗，覆盖不同应用。
能不能用可重构的架构配置，既省电，但又能接受各种不同的算法，比如能以单一且低功耗芯片就能适时选择运作CNN（卷积神经网络）、RNN（循环神经网络）或者ANN（人工神经网络）。张懋中说，这就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一样，该用哪一变就用哪一变。
但其中的挑战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能跟风，光是模仿，比人家付出更多努力或做得更好，但基本上还是采用既有的架构，绝不可能造就‘典范转移’。
张懋中以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公司为例，20nm制程以下，全世界现在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荷兰的ASML。ASML能在光刻机领域脱颖而出，原因之一是能择善固执，千山独行，有始有终。
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它采用类似照片冲印的技术，把母版上的精细图形通过曝光转移至硅片上。光刻机包括DUV（高紫外光）光刻机和EUV（极紫外光）光刻机等多种类型，DUV覆盖7nm及以上制程需求，随着先进制程向5nm及以下进化，EUV成了刚需。
当别的公司都在继续改进它们所谓的传统光源来做光刻时，ASML想到最终要解决问题还是要进入DUV和EUV范围的光源。它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当时没有其他公司跟进，都认为不可能或者投资太大而不愿意做。等到它一做出来以后，其他公司已经太迟了，包括日本几家著名的光学公司全部都给关了。张懋中表示，这是一件残忍的事，实际上做决定时的方向，也就是在所谓的定义未来之时的方向，已经决定是能生存还是被淘汰。
ASML的成功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可以成功复制？张懋中认为永远都有更好的东西，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其他公司在发展更好的东西了，但是这段时间ASML是独家。
研究型大学的价值是发明未来而非眼下救急，学术界科研要避免去热闹领域 当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但在半导体设备、芯片设计软件等领域仍面临痛点。而在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方面，《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9-2020年版）》显示，我国集成电路人才在供给总量上仍显不足，到2022年，芯片专业人才缺口预计超过20万人。
集成电路产业遭遇人才之渴，如何培养市场所需的芯片人才？张懋中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急需的市场，它已经搞得风风烈烈、又热又闹了，这个时候应该想想怎么走在前面。如果大家都做3nm、2nm，你再去追赶3nm、2nm，等你赶到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是1nm以下了。
张懋中强调，所以今天，尤其是学术界，研究型大学很重要的价值在于发明未来，而不是救当下之急。
今天产业界遇到的眼前困难都是类似救火性质的，但不应把大学做研究的精英充当救火队队员，这是误用。他表示，产业界遇到的当即问题只能自行解决，不能也不应仰赖大学，大学无法既发明未来又拯救当下。
那么大学要做什么？大学要往前走，替产业界穿隧架桥，在前期先探寻和打通关节，甚至不可避免地先尝试失败，以淬炼其创造力。比如在光刻机领域千万不要停留在DUV/EUV，DUV/EUV已经给ASML做掉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往X射线、伽马射线走？可以往前走的更短的波还有的是。
我们要培养一个年轻人对科学追求的兴趣，教育他不只能够解决问题，他还得能定义问题。定义和解决问题，才是能发明未来的关键。张懋中说，爱因斯坦规范了物理学的未来，乔布斯界定了移动通讯和消费市场的未来，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在各自领域发明未来。他们定义未来的方法不一样，但都以自己的方法定义了未来，也发明了未来。
那么中国能够定义和发明未来的人才在哪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张懋中表示，这是教育上最值得下功夫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2019年从新竹交通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后，张懋中回到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
谈到对踏入科研的年轻人的建议，张懋中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年轻科研工作者要具备科研热情、雄心、毅力，要耐得住寂寞，走自己的路，避免去热闹的研究领域，当一个研究课题太热闹时，那里面找到金钻的机会并不大，因为人太多了，好东西早就已经掘拾光了。
21世纪以来，日本几乎平均一年诞生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仔细看看他们的研究，都不是走在主流道路上，多半是千山独行。但最后证明，这些研究不管是对人类基本知识的提升，还是对整个产业的创新，都有‘典范转移’的巨大贡献。
能够自信挺进在未曾开拓的路上，因此涌现出革命性的科研课题，就如同好的宝贝在瓮里终究是藏不住的，有一天它会令人惊羡地发光。张懋中说。
(责任编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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