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12日电／今年1月，生存录湖南省涟源市13岁男孩用匕首杀害同班同学，工读引起社会关注。学校校多
近年来，有学各地发生多起少年暴力案件，年无令“工读学校”这个已逐渐淡出的生源名词重回大众视野。 被寄予“矫治者”社会期望的生存录同时，中国的工读工读学校数量在半个世纪以来缩水过半。新京报记者近日探访这一特殊“生态圈”时发现，学校校多目前工读学校面临招生难、有学教师待遇低、年无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生源北京有的生存录工读学校甚至已经几年未招到一名学生。 专家建议，工读工读教育是学校校多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应从提出申请、受理申请、作出裁决三方面，完善学生就读工读学校的法律程序。 逐渐淡出的
名词 在近年发生的少年暴力事件之前，“工读学校”这一名词事实上已淡出了很久。 工读学校，后改称专门学校，是国家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开设的特殊教育机构。被送到工读学校的青少年中，多数犯有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矫治这些行为，成为工读学校的一个重要职能。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国内各地先后开展工读教育，到1966年左右，全国工读学校数量超过200所，工读教育迎来高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工读教育为题材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热播，工读学校因该剧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剧中几位工读学校老师通过各种方式教育一群少年犯，带他们寻回失去的世界，重新树立起对社会和生活的信心。原作者柯岩就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体验了两年的辅导员生活，书中的四合院校舍、老教师群演等场景和情节均取材于此。 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国的工读教育逐渐消声。 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国内法治环境改善，以及公众保护青少年权益的意识提升，人们开始质疑工读学校招生的合法性以及工读教育的公平性，也担忧进入工读学校会给青少年贴上“标签”，社会上出现了“去工读化”的声音。 为改善工读学校发展状况，同时也为了保护学生声誉，1994年5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工读学校可以挂两块牌子，对内称工读学校，对外改为普通学校名称。此外，对工读学校学生不再称呼“工读生”，并且学生毕业后保留原校学籍。 然而，工读教育的特殊意义，令“去工读化”无法彻底实现。 “15岁是未成年人不良及违法行为的高发年龄段，因此最重要的干预时间是15岁前，而特殊学校和特殊教育是最好的社会选择。”在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看来，14岁以下的孩子出现违法行为，本身已经意味着父母的养育存在严重缺陷，应该将孩子送往工读学校教育。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分析报告也表明，62.63%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是初中生。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却是力不从心。由于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为14周岁，且只涉及“八种重罪”，如果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由于其未到法定年龄，一般不进入刑事起诉和审判程序。 李玫瑾表示，在此背景下，工读学校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就尤为重要。有必要赋予工读学校一定的强制力，在早期对违法犯罪的孩子进行矫治。 精确到分钟的作息 肖建国对“工读学校”的记忆始于童年。这位如今已在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任教30年的校长，对这所学校最初的印象是一个个“冰冷的大铁门”。因为害怕里面“很厉害”的孩子，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肖建国都会扶着校门外的南墙往回走。 如今，令童年肖建国生畏的“大铁门”和它背后的军事化管理制度，依旧是当今工读学校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记。 在工读学校就读4年，杨牧被没收了5个手机。他就读的朝阳区一所工读学校采取全封闭的军事化式管理，周一到周五学生吃住都在学校，周五晚上由家长接回家，下周一再送回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的作息也有严格规定——每天早晨6：20起床，7：00吃早饭，8：00上第一节课，11：40中午饭……晚上8：30到9：20洗漱熄灯睡觉。 这所学校校园里时常有安保人员巡逻。将近100米的教学楼走廊入口和尽头，及两侧楼梯对面的墙壁上，都分别安装着1个摄像头，无死角监控着走廊内的每个角落。 接近中午12点，10余名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排队走出教学楼，来到学校食堂门口，“稍息，立正！一二三四！”喊完口号，学生陆续走进食堂就餐。 类似的军事化作息管理也在海淀寄读学校实行。整理内务、跑操、上课……从早上6：20学生起床，到晚上9：50熄灯，每个时间段学生做什么事，都有严格的规定，时间规划细化到分钟。 学生稀少的学校 王钰是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学生会主席，正在学校开设的职高读高三，即将毕业。来到这所学校前，他在海淀一所重点中学上初二，由于性格叛逆、打架闹事、经常逃学，年级主任建议家长让王珏到工读学校就读。王钰的父母带他来到海淀寄读学校参观。在了解学校的情况后，王钰和父母同意转校。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工读学校招生以自愿为原则。据肖建国介绍，学生转校需经过学生、家长和原校同意，并填写入学信息表，由工读学校和原校盖章确认。 这一招生方式，源于1999年出台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此前工读学校招生只需经学校报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报教育部门批准，可以强制实行。这部法规将原先进入工读学校的标准改为“在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或原学校提出申请，且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也就是说，工读学校招生不再具备强制力。 “自愿原则”之下，很多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入工读学校。 肖建国表示，不少家长觉得工读学校名声不好，孩子送进去以后会被社会“贴标签”，即使孩子出现了违法行为，家长也不愿意做此选择。 过去50余年间，国内工读学校数量不断减少。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统计，与1966年的200余所学校相比，数量下降过半。 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工读学校有93所，北京现存6所工读学校，且都存在招生难题。 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工读学校的老师称，学校初中在读学生不到20名，授课老师共有13名，师生数量比接近1比1。海淀寄读学校是学生数量比较多的，初中加职高六个年级也仅有280名学生。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北京市门头沟区，该区一所工读学校已有几年未招到一名学生。 招生难题在其他地区的工读学校也很常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抽样调查的国内21所工读学校中，多数学校的在读学生不饱和，有两所学校甚至没有学生。 专职师资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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