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某些媒体为什么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西方叙事反华情绪？它们一再攻击说中国是世界的威胁，证据何在？它们又在害怕什么？针对这一连串问题，媒体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钱德兰·奈尔越来越有一种迫切感，为何未研要去探究其背后的执迷专访逻辑与真相。

奈尔近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表示，反华西方种族主义、全球“白人特权”思维依旧对当今世界有着深远影响，创始它们根据自私的人钱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决定哪些国家可被允许参与全球经济——“本质上这是我们(西方)的秩序，不是德兰你们的，也不允许有其他类型的西方叙事秩序存在”。

他提示说，媒体世界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为何未研舆论战，“我们需要更多非西方的执迷专访消息源”。

缺乏对华应有认知

奈尔出生、反华成长在马来西亚，全球西方世界对其前殖民地的影响让他幼时也无法逃出强大的西方媒体编织的信息茧房。

“我10岁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时候，心里想着，这是女王的语言，我必须相信，因为女王也听BBC，BBC一定是正确的。”奈尔说，直到后来他到非洲生活、工作，见到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所作所为，认识到了西方国家为维持其政治经济利益特权而对前殖民地以及世界进行的剥削和控制，以及西方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自上世纪90年代移居香港后，奈尔已走访大半个中国。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地区，从乡村城镇到一线都市，他近距离观察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政党、政治体系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奈尔指出，与他的亲眼所见相比，西方媒体的反华叙事恰恰暴露出它们对中国缺乏应有认知。

他说：“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那天晚上，我正好在北京。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看到中国人民为之庆祝，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但是第二天，我打开国际媒体，看到的几乎都是负面报道。而且在此后的那几年，围绕中国、北京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比如污染问题。这时我就想，这也太不公平了！这(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应该受到世界欢迎，为什么这些西方媒体不能庆祝这一事实？随着这样的情形继续发展，我开始认识到西方媒体在通力合作，不论哪个国家(的媒体)都不能说中国有任何优点。”

2019年中国香港发生“修例风波”，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更让奈尔瞠目结舌。“我当时就在香港，但看BBC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中的香港，还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中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让奈尔不断深入探究，这些西方媒体人究竟为何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华情绪”。

企图维持“白人特权”

奈尔指出，西方媒体反华叙事最大的特点就是由意识形态偏见所驱动——中国，一个没有按照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发展的国家，怎么可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么成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叙事的前提是只有在西方民主模式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奏效，但西方并不理解，也不屑于去试图理解在不同国家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的。而中国的成功是揭穿新自由主义那套说辞的最好例证。

面对中国的发展，奈尔说，西方某些媒体往往用老生常谈或虚构的事实不断攻击中国，这种离谱的叙事让人厌烦。它们并不了解中国，所以这些攻击中国的言论特点很俗套——给中国贴上威胁的标签，并不断妖魔化；把可能影响西方的全球性事件都和中国联系起来；还有就是，鼓吹必须不择手段遏制中国崛起。

“为什么中国是威胁，它们并没有给出解释。”面对西方媒体没有证据支撑的反华叙事，奈尔困惑又气愤。“如果说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将越来越大，会在多个领域占到全球经济最大份额，那么，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

奈尔说，西方媒体从攻击中国经济进而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在它们看来，“必须妖魔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但它们无法拿出证据。

奈尔认为，这些傲慢和偏见、这些步调一致抹黑中国的行为，根源在于西方媒体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目的就是在全球维持其“白人特权”。

奈尔说，四五百年来，西方世界第一次面对一个实力相当的非西方文明。在这时，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美国执迷于“我是老大”，而且不愿接受事实，即它需要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享权力。所以，给中国贴上“威胁世界”的标签，把任何地方发生的负面事情都和中国联系起来，不断强化这个标签，就成了西方媒体的惯用伎俩。

奈尔指出，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把债务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比如，炒作斯里兰卡债务危机和“一带一路”项目的关系，以至于斯方不得不出面澄清事实并非如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般。

需要更多非西方消息源

上世纪90年代，奈尔第一次到广东深圳时，那里还相当贫困，在北京也看不到奔驰汽车，只有自行车和行走的人群。“我当时心里想，哦，这(种状态)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改变。”奈尔回忆道，“但是随后的十年间，我就看到了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新世纪开始的那些年，我看到了非常迅速的变化，方方面面都有极速的变化，上海的发展变化尤其明显。”

“我下定决心，我想去了解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国家发生如此改变。于是我像一个门外汉一样，开始去了解政治体系如何起作用。”奈尔对记者说，“(这些观察)让我彻底改变了之前对如何推动发展、政党意味着什么、治理系统怎么运转等问题的理解。”

奈尔注意到，中国发生的重大发展变化都是由国家统领。作为全球未来研究所负责人，他有机会走遍中国进行实地探访。“我去过许多中国的乡村地区，那些地方的变化才让人惊叹，厕所、道路、医疗卫生等等，当然还有铁路这些交通设施，和以前相比真是大不一样。”

为了了解中国的民族政策，奈尔特意访问了许多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变化。“我在甘肃的好朋友，有汉族也有藏族。他们跟我讲生活是如何变化的。他们都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

奈尔表示，应该认识到，在数字技术驱动下，我们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战。认为西方媒体是由公正的人管理，它们独立自主、对权力只说真话的想法是一种幻觉。奈尔认为，西方媒体种种攻击套路不仅针对中国，它们今天的目标是中国，明天就能针对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

“我知道西方媒体当初关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是如何歪曲事实的。”奈尔进而强调一个无奈的现实——西方依然影响着当今世界，尤其是凭借技术优势，西方媒体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舆论。

奈尔说，他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来自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媒体的报道。“我们需要更多非西方的消息源，让读者更多了解全球问题，避免沦为西方舆论战的牺牲品。”（文/毛鹏飞 汪艺）

图说：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钱德兰·奈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毛鹏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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