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并不熟悉，也并不因此而感到羞愧。昆德但是背影我对昆德拉本人如同对邻居一般熟悉---几十年时间里，我不断听到人们讨论他和他的米兰作品，引用他的昆德书名和名言，带着推崇备至或者敬仰万分的背影口吻。

但我们并不真正认识自己的米兰邻居，熟悉但不了解，昆德不是背影这样么？

如今米兰·昆德拉逝世，我又一次看到了大量相关文章，米兰盛况几乎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昆德那时候如果在一次闲聊的背影时候不提及昆德拉，不提到他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似乎就不配做一名合格的昆德文艺青年。我耳边再一次响起老大哥们对我的背影叮咛：你得去认真读一下昆德拉的书。

我从来没有这种打算。因为我这些年来发现，看人们讨论一名作家和他的作品，比直接去看他的作品有意思多了。在有人怒斥我反智之前，请容许我解释几句。

首先，作品算谁的？或者说艺术算谁的？许多人都支持一个观点：作品和作品引发的解读，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作品。许多人也都支持一个观点：越是伟大的作品，可以解读的方式也就越是繁多。这样说起来，我做的事情也没什么问题。去观察昆德拉读者的反应、感想、评论，的确算是一种对昆德拉作品的阅读。

况且如果仔细追究起来，昆德拉是个欧洲知识分子，他的感触，他的想法，他的美学标准，都是以欧洲大陆作为思考的基准。而他热情洋溢的中国读者，则是在欧洲之外，在远东以东，从欧洲大陆外部望进去。所以，要说什么深刻的理解，强烈的共鸣，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就像是一个中国人宣称自己理解了贾宝玉，我会说：不，你不理解。

因为你没有一天体验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没有一天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你对一只杯子，一个小厮的认知和感受，永远不会和贾宝玉类似，更不用说是相同。同样是面对一个小厮，你怎么可以理解那些随时可以下令杖责小厮直到毙命的人呢？你们对人，对生命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有差异。

吸引人的永远是昆德拉流亡者的身份，他异乡人的处境。这里面有一些戏剧性：为自己祖国所放逐的作家，在异乡不单获得了高度认可，更得到了张开双臂的欢迎。我不无卑劣地猜度，上世纪末中国文艺青年对昆德拉的追逐，首先是迷恋他自由的状态，其次就是他作为异乡人所得到的尊重和欢迎。不大会去深究欧洲文化是一幅拼图，昆德拉离开正在异化和沉沦的一个碎片，复归母体这件事情的意义。他似乎保全了什么，但是他又失去了自己的根。

其实我很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为什么昆德拉后来选择用法文写作，拒绝使用自己的母语。然后在他人生的暮年，为什么又再一次接受故国公民的身份。我还注意到，在他人生的终点，经过漫长的疾病折磨，他在法国去世，而不是在布尔诺。我认为，解读这些个人选择，甚至和解读昆德拉的作品同样重要。

如今昆德拉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也不知道他在临终前一年再次看见俄国人西进会有怎样的感受。这一次情况好像不大一样，因为乌克兰人在一个喜剧演员的带领下顽强地抵抗了下来。泽连斯基没有选择流亡欧洲，带着乌克兰和自己一起走。这是本地人的选择，不是知识分子的选择，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漂泊，可以选择无根，因为他们从古至今都不需要土地的庇护。本地人无处可去，本地人必须抗争到底。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再去看昆德拉，会产生许多别样的解读。我看了许多悼念昆德拉的文字，其中有一部分语气已经变得意味难明，还有少部分已经变得严厉起来。昆德拉还是昆德拉，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作品，他的读者依然是当年那些读者，但是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之中，昆德拉往昔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人重新衡量。

因此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昆德拉和昆德拉的作品无法摆脱历史现实进行欣赏，因此面对匆匆流光始终是少了些什么，这就是许多人认为他不应该跻身伟大作家之列的缘由？我记得昆德拉曾经明确表示，自己很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把一切都变成情感的世界，厌恶把情感提升到价值和真理的价值，认为这种情感同样给了俄罗斯人的战争载具以足够的动力去做出诸多暴行。

昆德拉毫无疑问是理性的。是他提出来的反对刻奇（也翻译为媚俗），是他坚持维持流亡者的尊严拒绝展示伤口，是他在不断强调理性的力量成为他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立身之本。现在，昆德拉可以去面对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了，在人世间他只留下了一道背影。

要我说的话，当人们对着这一条长长的背影进行讨论的时候，应该稍微抬起头看看远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穿越了时间的长流从海面上升起，以至于让所有暗影都变得有些暗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光之下，能照见每一个受苦的灵魂如何挣扎搏斗，其中也应该包括昆德拉自己。但是，昆德拉的背影里藏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奔跑的人永远不可能有这种对人类的洞察力，不管他背上背着怎样的理性盾牌。

在小说《白痴》第四章，有这样一段对白：

伊波利特对梅什金说：现在您非常瞧不起我，是不是？

梅：凭什么？难道凭您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苦且至今还在受苦难吗？

伊：不，是因为我有愧于自己所受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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