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正在走与美国相反的道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追求与其他国家实现互惠互利。唐恩表示,中国继续保持稳定,提供贸易机会,与各国就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问题共同努力,就是以身作则。
苏浩则深入剖析称,美西方国家所坚持延续的,是一种以工业文明、海权为基础,西方主导世界的海洋时代。而西方主导的这一时代,实际上已“回光返照”。现在美西方感觉到全球化不利于自身,出现了反全球化、搞“脱钩断链”的行为。美国试图介入和撕裂东亚,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把日本、韩国甚至东盟拉过去,以及推动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在苏浩看来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西方海洋时代逻辑,迟早要结束。同时,苏浩指出,随着信息网络、数字技术等一系列高科技发展,大量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陆地不再成为阻碍人类交往的藩篱和障碍。这预示着,人类社会将超越工业文明,一个数字和智能混合的“新大陆时代”将来临。【区域化战略有建树 “一带一路”推动新进程】在苏浩看来,未来人类社会将以欧亚大陆为主导平台,基于陆地来重构各种文明体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历史传统,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复苏。苏浩认为,这是由历史逻辑和惯性决定的,不由得西方曲解和误读。唐恩也观察到,中国在区域化战略方面屡有建树,从金砖国家到上海合作组织,这些主要涵盖南方国家的区域化组织运转良好。其中决定性的一点是,各国可以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而非受别国摆布。
他肯定了中国在建设数字经济方面的作用,比如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探讨深化能源和电力合作、以数字人民币交易等。唐恩指出,中国没有要求其他国家采用自己的标准,而是在制定标准方面与各国密切合作。这与仍然想自己来决定各国做什么的美国,非常不同。他相信,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模式会更有成效,特别是面对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时。其三,中国正努力推动亚欧协调合作。苏浩指出,如中欧班列、陆海协同,将中国与东亚、亚洲、欧洲自然连接在一起。这也显示出,大的历史决定了为什么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仍需加强与东亚国家协调合作。【亚洲世纪新机遇 中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从发展角度来看,苏浩认为,中国正在继续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立体的”全球化,与西方主导的“平面的”世界不同。中国通过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区域内、跨区域的高质量合作,形成遍布全球的网络化结构。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进行过的、全球治理的一种新样式。中国外交将在其中发挥更大的突出作用。这也体现出,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世界经济的一种新机遇。从安全角度来看,苏浩结合自身考察经历表示,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周边国家正探索新路径,如考虑未来联合巡航等,一定会有新的合作空间。而美国以传统“航行自由”为借口也好,深度介入南海来挑战中国周边安全也好,都是过时的行为。
他还指出,虽然中印间存在分歧,但双方都认同和共同推动“21世纪是亚洲世纪”这个概念。双方分歧不会是颠覆性的,能够进行管控。中、印、俄,甚至未来和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各方都进行经济上的协调,重振亚洲经济,以此奠定好基础,形成一个跨亚欧大陆的新框架。马奥尼也注意到,在亚洲,中国越来越多地寻求办法,以解决同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之间的问题。他相信,挫败美国遏华政策的最好方法,就是“与其他国家交朋友”。比如中国、印度有着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历史性机遇,他希望两国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提倡议、把方向 中国响应全球治理新要求】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崔洪建提出,当前国际政治变化、地缘政治因素上升,加上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未来中方需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也要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是一种“改良”态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中方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要去除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继承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合理性建设,但中国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贡献,往往被西方媒体有意回避和忽略。尽管如此,中方态度也很明确,全球治理问题不是一个、几个国家能解决的,其根本上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崔洪建关注到,在加强双边协调基础上,中方正提出更多方向性倡议和目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展开更好的合作。他举例称,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系统性地回答和梳理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想要发挥的作用和达到的目标,以及想要和怎样的伙伴共同推进。提出了目标和方向,接下来就要看如何落实。崔洪建认为,“如果全球治理做得好,其实可以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大国关系的改善”。马奥尼也对此表示,他相信全球安全倡议有望与其他多边倡议一道,为实现亚洲引领全球和平发展的目标“搭框架”。尽管全球安全倡议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前景可期。(完)(责任编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