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倩
来源：性别经济学
七夕的界的经济今天，写一篇经济学家的夫妻婚姻组合。选择了十对伉俪，对改每位都是变世顶尖的经济学家。祝福每位读者找到可以珠联璧合、界的经济琴瑟和鸣、夫妻天长地久的对改另一位。
一、变世
Janet Yellen 和 George Akerlof
这一对无疑是界的经济经济学术及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对。
最早大家对Akerlof熟悉，是因为他和Spence及Stiglitz因为“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析”于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经常借鉴其他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诺贝尔奖特别提到他在1970年的《柠檬市场》研究，研究以二手车为例，描述了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产品质量信息的市场——信息不对称。
Akerlof在当年的诺奖自述中这样提到（参考文献1）：
“我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工作了一年，在那里遇到了耶伦。我们立刻喜欢上了对方并决定结婚。我们性格不仅完美契合，而且在宏观经济方面也始终有着近乎完美的一致。唯一的分歧是她比我更支持自由贸易。”
耶伦，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曾任美联储主席，国际权势和影响力更大。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人。两人都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都曾任美国经济学协会（AEA）主席。两人曾多次合作，在顶级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和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QJE）等都发表过论文。
早期两人合作主要聚焦在宏观经济理论：近理性和效率工资。说起来，这套理论还是耶伦在生孩子后因为要聘请保姆而迸发的灵感。期间，耶伦查了伯克利周边育儿嫂的市场价格，并提出自家保姆的招聘价格远在市场价之上，这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价格。而她认为，高工资会吸引更好、更快乐的保姆。高出的价格，即efficiency wage—是效率工资理论的基础。
后期两人转向研究贫困和政策问题，例如德国统一后东德的经济战略、美国非婚生育率上升的原因等。
耶伦在采访中回忆与Akerlof的初识（2）：
“我们都去美联储的一个研讨会，之后大家出去吃饭。有好多人，我俩就坐在一张特挤的桌子上……我们一拍即合。观点和个性非常契合。那是十一月。到新年前夜，我们就订婚了。”
谈到丈夫对自己工作的支持，耶伦说（3）：“我的配偶非常致力于成为我们婚姻中完全且全面投入的伴侣， 不仅是换尿布和洗碗筷，是婚姻中的所有方面。我想如果算下我俩每个人在家付出的时间，他肯定超过 50%。”
耶伦研究方向是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也非常看重性别平等，赋能女性。包括在任AEA和美联储主席时专门请同事们关注女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及不平等。为什么要关注女经济学家？还是回到数据本身来解答（4）：下图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里的女性比例，在过去50多年有了长足进步。从60年代的0，到现在1/3的经济学本科生是女性，（仅）超过10%的经济学教授是女性。
为了推进女经济学家的性别平等，她到世界很多地方，都会安排女经济学家的饭局，跟大家沟通。近期访华她也邀请了七位年轻女经济学家参加午宴（不是晚宴，也没有鱼头）。
落座后一开场她就说，“我从加入工作到今天，几乎永远都是桌子上唯一的女性。相信你们几位也有类似的经验。” 饭局上，大家从生育率聊到房地产市场，从贸易战的经济不理性聊到硅谷银行监管的失败，是一场思想的交流，多元而丰富。
饭局中我还问她，做了这么多年学术研究，现在转场政策制定，是否觉得经济学研究中存在有错误的假设或认知？
耶伦无论在美联储主席（5）或财长（6）时期，都谈过经济分配研究的重要性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s． 很多研究和政策的结论，虽然对整个世界、或国家、或群体，是整体有益的，但经济福利的分配对每个个体的结果不同，这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这点对宏观经济尤为重要。例如国际贸易从经济角度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高分工效率。但每个国家内部有不同组群的利益，虽然贸易中A组收益比B组亏损要多得多，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整体福利提高，但福利分配过程如果不够公平，那么B组不会认可国际贸易，会抵制。
另一个例子是共同富裕。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各国民族主义提升、保护主义抬头的重大背景。我国当年改革开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从整体效率角度出发，开启几十年连续增长的全球经济奇迹。当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需要平衡效率和公平，这时习近平总书记提的“共同富裕”就是在强调经济和福利的二次分配，强调更公平的发展，更可持续的前进。
效率和公平的探讨，一直是经济学里的重要关切。在我国面临严峻劳动力市场和攀升的失业率背景下，希望更多经济学有识之士可以加入Yellen和Akerlof关注的劳动经济学。
二、
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伉俪都是MIT经济学教授，从从论文合作者开始，走到了夫妻。两人于2019年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和Michael Kremer），“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而采取的实验性方法”。
诺奖评审委员会说：“她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抗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她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她们及追随其脚步的研究人员的成果极大提高了全球通过实践消除贫困的能力。其中一项研究的直接结果是，超过 500 万印度儿童从学校有效的补习计划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对预防性医疗保健实行巨额补贴。
夫妻俩合作的一本书《贫穷的本质》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对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而言也显得非常通俗易懂。本书关注贫穷的一些令人吃惊的现象，例如为什么穷人借钱来储蓄，创业却不守业，吃不饱饭却要买电视，等等。两人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
她们认为全球多年来许多反贫困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贫困认识不足。
“经济学家们太容易陷入自己的模型和研究方法里，有时会忘了科学和研究的初衷和目的。” （7）
Duflo是第二位女性、也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她在采访中谈到（8）：
“我们在这个行业中开始意识到，私下和公开场合的相处方式并不总有利于为女性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希望（得诺奖）表明女性也可以成功，并因成功而获得认可。这会激励许多其他女性继续工作，并激励许多其他男性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像每个平等的个体一样。”
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是经济学界唯一夫妻双方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对伉俪。
三、
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Katz
Goldin和Katz都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专注劳动经济学。
Goldin更有名，研究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历史。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十年前就是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
Goldin有一系列性别经济学方面的重要大作，在我们《性别经济学》账号曾经介绍过。
其中一篇经典研究是揭露美国交响乐团在员工雇佣中存在性别歧视：某乐团招聘把候选人面试改成了盲选，面试拉上幕布，评审坐在台下完全看不到人，只能听到演奏的声音。演奏厅还铺上厚厚的地毯，保证评审委员无法从脚步声揣度表演者的性别。
两种评审结果对比，发现女性进入决赛成功率提高 28个百分点，最终录取率提高了60%的可能性。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唯一改变的就是盲选本身（想象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转身），女性参与盲选和传统面试被录取概率相差60%—这就是妥妥的性别歧视。
还有一篇研究口服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策的影响，是Goldin和Katz的合作之一。
在解放女性进入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历史上，避孕药的出现和相关政策起到重要决定性作用。《经济学人》曾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超过相对论和核反应堆，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革。
简单来讲，文章完美对比“完全相同”两组女性。一组服用避孕药，一组不使用而自然生育。然后观察两组人长期的婚姻和职业选择。本文的经济学模型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利用不同州和不同年份出生的女性受到避孕药合法化政策的影响，对比其长期的差异。
研究发现，使用避孕药降低了女毕业生的早婚可能，提高选择称为职业女性的比例，整体降低了离婚率，并提升了婚姻质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中信出版社Goldin的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回顾了过去百年间，一个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曾经必须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现如今，女性大学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更多女性想要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两者之间的平衡仍然面临挑战。本书追溯了二十世纪性别平等发生巨大变化时，几代女性如何应对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问题，揭示了为什么双职工夫妇的真正平等仍然令人沮丧地遥不可及。
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9）表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加。2021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性比例超过50%，其中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51.5%。性别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之一，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有相当需要提高的方面。
Katz曾任克林顿时期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两人十分恩爱。
去年我在哈佛访问学习期间和Goldin约在校园，一边探讨疫情期间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一边她兴奋地跟我分享最近看的建筑和历史方面的新书，路过哈佛周边建筑还跟我讲各种故事，从这个教堂到那个私家大宅。最后我们遛弯回去找Larry，还有她俩的爱犬Pika，一只特别能疗愈人的治疗犬。初春乍寒的波士顿阳光里，我依然记得她俩的恩爱画面，和狗狗在一起的笑容，温暖和煦。
过去11年的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10），除了Goldin，Yellen和下文会提到的Romer和Currie四位女性之外，其余7位男性主席已经有6位获诺奖，包括2022年的伯南克（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2021年的David Card（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贡献），2018年的Nordhaus（把气候变化加入到长期宏观经济研究），2017年的Thaler（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2013年的Shiller（对资产价格的实证研究），2012年的Roth（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
我希望并真诚预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会授予Goldin。也希望有更多人会关注性别经济学。
四、
Janet Currie和William MacLeod
Currie是美国经济学协会现任主席，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首位女性主任。她还兼任普林斯顿大学健康与福利中心共同主任，也曾是健康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协会主席。
Currie是儿童发展经济分析的先驱。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社会经济差异对于健康和获得医疗保健、对健康的环境污染、精神疾病、以及怀孕期和幼儿期健康问题的长期影响的差异。其中一篇和Moretti在2003年的研究发现，女性额外接受一年的教育，她们在生产时出现低出生体重儿（小于5斤）的概率平均降低10%，早产几率降低6%。
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高学历女性掌握更多与产前保健相关的知识（科学备孕、减少吸烟、定期产检等），也有条件并更加重视产前保健，更容易生出聪明又健康的宝宝。
MacLeod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的双重教授，曾任美国法律和经济学的主席。研究方向包括行为与实验、合同与组织、健康和教育、劳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两人多年来有很多精彩的合作（11），关注从抑郁症治疗过程中医生的决定思考，到刨腹产里的诊断和不必要流程，从心脏病到意外死亡，到医院管理变革和护士合同的变化，两人合作发表于在QJE、《计量经济学》等众多顶级期刊。
五、
Christian Romer和David Romer
这对夫妻曾是MIT经济系的同窗，现在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教授。
2008年底全球经济危机，奥巴马任命Christina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她的研究专长就是美国经济历史、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前后的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发展。她发表过大量顶尖经济学论文，1986年最早期论文就关注《历史就业数据中的虚假波动》，到90年代的《到底什么结束了大萧条》、《重新测量商业周期》等。她也曾是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比Goldin、Yellen和Currie还早。
IMF的一篇采访中（12）讲到Christina和奥巴马的最初见面—奥巴马先说货币政策已经做到极限，接下来财政政策，税收和支出，是唯一选择。Christina尽管同意财政刺激是必要的，她心中的学者执着却情不自禁地不同意总统。“美联储依然没有耗尽子弹，还能做更多事情，即使利率接近于零。”根据她对于30年代大萧条后期的研究，货币扩张可以促进经济复苏。
然后两人开始讨论政府还有什么可用的工具，罗斯福总统75年前做对了什么，等等。奥巴马当场就邀请她加入政府班子。
Christina给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建议是1.8万亿美元，最终由于政治原因被压缩到1万亿之内，最终国会批准的是7870亿，连Christina建议的一半都不到。她后来自己谈到，因为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是慢慢显现出来的，所以一开始大家看不到事情的严重，小数额的经济刺激可能是当时政治上唯一可能的选项。但回头看，7870亿美金太少了。现在人民要面对的很多困难，都是因为当时刺激计划不够。
这份工作Christina做了两年不到，于2010年底辞职。公开原因是儿子要开始上高中，需要她们回到加州。但是据多方报道，她对奥巴马的政策是不满的。例如《纽约客》（13）的文章写道：
“到2009年，奥巴马开始面对一个“常见的困境”—是应该利用白宫的神圣讲坛来改变民众想法，还是应该顺应流行的民众意见？他选择了后者。他在演讲中开始说：“人民正在预算中做出艰难选择。我们在华盛顿也必须勒紧裤腰带。”Christina很努力试图把这些说法从演讲稿中删除，认为这是“最错误的政策”。她认为总统应该强调政府如何更加明智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可惜最终他似乎接受了共和党反对刺激、坚持紧缩的主张。她觉得他开始对凯恩斯主义失去信心。”
回忆这份在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工作，Christina说“在白宫是最难的工作”，也是“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两年”。这段时间很艰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的丈夫David不再是她的同事了。他虽然当时也一起搬到华盛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访问学者，但在不同组织，她们不仅停止了日常合作，政府的保密规定常常阻止她们讨论工作内容。她怀念和自己将近三十年的信任伙伴一起讨论。
Christina和David都是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夫妻俩有许多合作，最新一篇即将发表于AER，探讨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她俩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同学，也是她俩婚礼的伴郎—哈佛大学的曼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最畅销经济学本科读物，David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是所有经济学博士生的标准教材。
六、
Betsey Stevenson和Justin Wolfers
又是一对同学—Stevenson和Wolfers是哈佛的同学，都是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Katz的学生，Goldin是Stevenson的论文导师之一，Katz是两人的论文导师之一。现在两人都在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做教授。两人都是劳动经济学家，Wolfers也关注社会政策，法律与经济，政治经济，行为经济和宏观经济。
两人从未结婚，生活幸福，育有两个孩子。她俩经常合作论文，并公开演讲，特别是关于共享收入，共同养育的关系。
Stevenson从Wellesley毕业后，去美联储工作了一段，然后开始在哈佛经济系的博士生涯。比她小一岁的Wolfers在Stevenson博三那年来到哈佛。刚开始Stevenson完全看不上Wolfers，特别因为他长着金黄的长发（14）。Stevenson的版本—“倒不是他说了什么，问题在于他的长头发”。Wolfers的版本—“太帅了，不像个正经的经济学家”。
两人都是应用派经济学家，对数字和数学极其敏感。Stevenson的导师之一Caroline Hoxby说“她对使用真实世界的数字有一种奇怪的聪明，一种天生基因里的，不是能教出来的。”Wolfers很快就被Oliver Blanchard邀请合作研究欧洲失业问题，Blanchard说“我鼻子都能闻出来，他对数字，就是懂。”
Wolfers因为自己父母当年的痛苦离婚，一开始对于亲密关系存在极度的害怕。两人合作的大量文章都围绕离婚。第一篇关注各州允许（配偶一方可以提出）离婚法后的情况。研究发现，这些州的女性自杀率下降，家庭暴力减少，甚至被丈夫谋杀的女性人数也下降。
Goldin谈到这两位学生时说：“经济学的问题之一，是它不关注人，而机械的将人当成某个代名词。如果她俩能写本经济学教科书，用真实世界里的信息，有结婚有离婚，有幸福有痛苦，这样多好。
2020年，两人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15）。国内当当上可以买到。也可以关注她俩的播客，Think Like anEconomist—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选取两人几段有趣的采访（16）：
1）你们不结婚是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决定？
Justin：我俩收入类似，所以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婚后要交的税会多很多。我很爱Betsey，但没必要为那张婚姻证书多交钱。
Betsey：不光是税和政策，也是和合同精神相关。婚姻是两人决定要一起组织生活的一个合同。但现代婚姻模版单一化，所以我俩大量讨论每个人看重的是什么，按照我们同意的来指导生活。离婚的人都知道，一纸婚约并不能约束未来。我觉得和Justin之间的关系比婚礼本身要更长久—我们有特别棒的孩子，这让我们永远绑定在一起，直到死亡。
2）你俩在婚姻里各自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Justin：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贸易里最大效益是双方有不同的天资/优势。在带孩子上，她有独一无二的投入，那我就负责剩下的产出。
Betsey：爸爸们换尿布其实很棒的。传统的贝克尔模型说夫妻双方一人在外赚钱，一人在家照顾—这个模型过时了。我俩研究发现，科技和社会的变化降低了婚姻里“金钱或实物”产出的福利，增加了消费补充的价值。所以我俩的结合并不是通过“贸易或交换”能做更多事情，而是因为我俩有共同的爱好，所以提高了生活的乐趣和品质。
3）你俩研究幸福数据。有孩子之后有什么变化？
Betsey：大量科学研究表明，没孩子比有孩子更幸福。只有一篇文章说有孩子更幸福，后来发现文章研究有问题！
Justin：我俩做了大量研究，参考到底要不要生孩子。虽然数字说不，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要孩子。女儿Matilda是个如此棒的小姑娘（后来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过去做父母的一年半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这个结论是否对所有家庭都符合，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孩子如何影响家长的幸福，这方面的研究太缺乏了。
4）你俩如何保持浪漫？
Justin：浪漫—你是说我们一起写论文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浪漫的了。真心话—Betsey和我一起学习新事物，这是我们关系中很充实的重要部分。我俩每天都试着做什么事儿都一起。
Betsey：除了和孩子一起愉快的时光之外，我们也想办法为对方做点儿小事。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个50年代的女性建议，可我看来一点儿都不好笑，还很让人生气—就是老公下班回家前，妻子要涂上口红，放下所有事情，专心迎接老公回家。这个建议冒犯在于它只讨论了一边。我觉得两个人都要找出时间，让自己专心和对方相处。我也会涂口红，他也会为我准备惊喜。
七、
Shelly Lundberg 和 Richard Startz
Lundberg是著名的劳动经济学、人口学和家庭经济学教授。曾任劳动经济学会主席，以及欧洲人口经济学协会主席。她既有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从婚姻和生育，到劳动力供给，从工资，到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还有理论模型（歧视、不平等和家庭决策）。
Lundberg和Startz现在都是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的经济学教授，之前同在华盛顿大学。两人的合作，包括种族不平等，到退休和婚姻内部谈判。
Lundberg主要学术合作伙伴是Robert Pollak。很有名的是1993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的“独立领域谈判模型”。此前的研究假设夫妻双方“利益统一”。或者走到“离婚威胁模型”，谈不拢就以离婚为要挟。“独立领域谈判模型”是两者之间“独立且不合作方式”，特别强调双方对于不同家庭资源的控制。
1997年，两人和Terence Wales用英国儿童福利数据，观察父母双方是否真的把所有资源放在一起。那以前的经济学假设家里的钱都放在一起用，只看两人收入的整体。但这篇文章利用英国的改革政策，把大量儿童津贴直接发给母亲。文章发现政策相对提高了女性和儿童的衣服支出，而不是家庭每人的比例不变。
Lundberg最新的文章《性别经济学：死胡同和新机遇》，她写道：
“近年来，有关性别的经济学文献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新的数据来源，包括对性别偏好和其他特征差异的实验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开始有更现实的模型，看心理和社会对个体选择和文化进化的影响。尽管有这些创新，很多性别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还是滞后，依然采用性别的经济差距，歧视或选择的简化模型……关键在于很多经济学家的思考特点已经形成习惯，而且行业里的人口（族群）不平等，导致我们在这个探索领域里的概念维度有限。”
Startz主要是应用计量经济学来研究政策中的经济问题，在应用宏观经济学（增长、金融等）之外，还在教育经济学和理论计量经济学方面有涉及。
Startz等几位2017年在Nature的《自然气候变化》发表文章（17），指出2100年前全球温度提高2度之内的概率非常低，只有5%的可能性。研究认为，之前IPCC对于气候变化的人口、经济增长和碳使用的四大情景分析研究有问题，没使用全统计方法。利用1960-2010年数据，他们建立了贝叶斯层级模型，同时关注各国人均GDP和碳强度。
研究发现90%的碳积累排放量都是IPCC中间的两种情况，而不是另外两种极端情况。所以到2100年前全球变暖最可能的范围值是在2-4.9度之间，中位数是3.2度，只有5%的可能性低于2度，1%的可能性低于1.5度。这是一个让全球气候变化合作里的新一篇令人警醒的重要文章。
八、
Lena Edlund和Douglas Almond
Edlund和Almond两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
Edlundg关注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她的研究充满有趣的性别视角。部分可能跟她是韩国裔，但生长在性别更平等的瑞典有关。来看下她写的部分研究题目：
《同居（而不是婚姻）的目的》
《婚姻的价格：印度嫁妆的通货膨胀》
《为何女性开始左翼》
Edlund的文章总是视角新颖，概念清晰，文笔流畅，且数据和模型处理的干净漂亮。《性别经济学》创刊的第一篇文章引用的就是Edlund的《Sex and the City》，探讨中国的“剩女”情况。
文章开篇举出欧洲和美洲的47个国家里，普遍都是女性数量多于男性，而人类正常性别比都是男性数量更多才对。
Edlund的经济学解释是，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里男性工资平均要高于农村工资。而女性来到城市，看中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还有更好的婚姻机会（婚姻市场）。
Edlund还有一段关于婚姻市场的一个很“前卫”的讨论：古罗马有言，“Mater semper certa est， 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nstrant”。意思是母亲的角色是确定的，而父亲的角色是由婚姻决定的。所以在婚姻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有一个家长——母亲。婚姻给父亲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头衔，让男人有了享有孩子和监护孩子的权利，同时他要为婚姻进行支付。Edlund解释说“婚姻可以看作是男人跟女人交换资源，从而获取当父亲权利的一种交换合同”。
Edlund和Almond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合作论文。例如《孕期的剧呕和性别的进化选择》《偏爱儿子的文化持久：南亚和东亚移民去加拿大之后的性别偏好》《切尔诺贝利的亚临床遗产：产前暴露于放射性物质和下一代学校成绩的关系》。
Almond更多关注健康和教育，现在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副院长，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文章。
例如去年他和Xinming Du和Alana Vogel发表在Plos One的文章，确认了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直接影响。他们发现俄罗斯网络喷子们在Twitter 2015-2017年对特朗普阵营的支持。俄罗斯节假日期间，喷子的活跃程度降低35%，另外圣彼得堡更冷的日子也会降低喷子的活跃程度。另外，俄罗斯节假日也会影响2016年美国竞选打赌市场的每日交易价格。
再比如他和Muzumder和Van Ewijk研究怀孕期间间接性断食对孩子的成绩影响。他们关注孕妇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孕妇的白天禁食对孩子7岁时考试成绩的影响，发现孕早期接触斋月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学生的分数低0.05-0.08个标准差。
九、
Anne Case女勋爵和Angus Deaton爵士
Deaton于201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对消费、贫穷和福利的研究”。评审委员会是这样评价的：
“消费在人类福祉中发挥着重要地位，理解这些关系对于经济政策的设计至关重要。Deaton研究了个体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他的研究涉及消费如何取决于价格，将消费与储蓄和收入联系起来，并展示了如何使用消费数据来分析福利、贫困，和经济发展。”
Deaton在二战结束后几天的苏格兰出生，后来在Bristol生活时感到收入不够，有些系被关门，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可能是下一个。所以决定搬到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似乎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天堂，拥有出色的同事、学生和财富。确实如此。”
Deaton刚到普林斯顿工作面试，当晚的聚会上就认识了Anne Case。（18）“对我俩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相遇，但直到十四年后，也就是 1997 年，在我们俩结束了各自的旅程之后，我们才成为情侣并结婚。今天，我无法想象我们不在一起的生活。我们的办公室相隔几扇门，我们经常一起旅行，我们有时一起工作，一起做饭，一起看歌剧，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飞钓。无论是做饭还是飞钓，我本是老师，但早已被学生超越了；在河上，安妮有一种自然又神秘的天赋，能够感知即将发生的事情。河边之外的日子里，我们最近正在共同开展一项关于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和发病率的重要大型项目。有一个能涵盖我们一生的婚姻，是最富足的礼物。
Case关注微观发展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特别在健康研究方面是全球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和Deaton在一起前已经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从JPE的《预算溢出和财政政策相互依赖：来自美国各州的证据》，到《家庭需求的地理空间格式》，从QJE的《兄弟姐妹的构成对女性教育和收入的影响》，到AER的《发展中国家对技术使用的经济学模型》等等。
两人婚后有时也会合作，研究跨越多个领域，包括例如在QJE上发表的《南非学校的教育投入和产出》，AER的《印度和南非穷人的健康与财富的对比》等。最有政策影响力的莫过于2020年两人共同出版的《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
从2015年起两人开始关注美国白人的健康状况。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期刊》发表的论文记录了 1999 年至 2013 年间美国中年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显著上升，这一变化逆转了几十年来死亡率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其他人口族群，都没有这个问题。
她俩对这个研究的政治意义也非常看重。特别结合特朗普2016年竞选成功，Case谈到“中年白人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健康和压力，对特朗普和桑德斯他们的受欢迎，有巨大的影响，或许表面我们没有直观感受到，但是绝对是重要的政治东风。”
接下来她俩对这个问题愈加钻研。2020年出版《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19）。本书的摘要写道：
“美国人均寿命连续几年下降—这种逆转自1918年来从未出现过，在现代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里也从未出现过。在过去的20年里，因自杀、吸毒过量和酗酒而绝望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现在每年夺走数十万的生命，而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Case和Deaton因首次对绝望死亡发出警报而闻名，她们解释了死亡人数激增的原因，并揭示了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更加困难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她们也指出为何对曾经习惯在美国获得繁荣生活的人来说，资本主义不再能带来好处。
该书描绘了一幅衰落中的美国梦，及其令人不安的肖像。对白人工人阶级来说，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破碎、前途渺茫的土地。随着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变得更健康、更富有，没有学位的成年人实际上正在死于痛苦和绝望。
作者们将这场危机与劳动力地位的削弱、企业实力的增强，以及最重要的是，贪婪的医疗保健部门将工人阶级的工资重新分配到富人的口袋里联系起来。两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让无数人摆脱了贫困，但现在却正在摧毁美国蓝领的生活。”
因为Case在健康领域的领先和深入研究，本书第一作者，是Case。
Case是女勋爵，Deaton是男爵。如此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的一对著名经济学家。
十、
Nancy Stokey和Robert Lucas
Stokey是数学经济学家，研究里有大量数学和模型的使用。她1978年从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去了西北大学，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做到经济系主任。后加入芝加哥大学。刚毕业时就已经在QJE发表《跨期价格歧视》，第二年又发表《职业区分和工资》。1996年就是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主席，也曾是《计量经济学》的联合主编。
Lucas和Stokey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和同事，在增长理论、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方面有很多合作。两人都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两人和Edward Prescott合著的《经济动态学里的递归方法》是现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数学教科书。
Lucas是1995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授予他“发展并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设，从而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并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还对行为经济学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基础贡献。”
1972年，Lucas发表了他开创性的论文《预期与货币中性》，其中他将理性预期应用于“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显示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那之前大家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增加可以降低失业率，但Lucas的动态模型却表明，通货膨胀对长期平均就业水平没有影响。
来听下其他诺奖得主是如何评价Lucas的（20）：
Prescott说“想不出有比Lucas这篇1972年的文章更重要的经济学论文”。
Becker说“Lucas的研究最初受到很多敌意，但后来被证明是未来的观点”。（Lucas的理论可以说毁灭了凯恩斯模型。有段时间凯恩斯主义捍卫者对Lucas的研究大肆攻击。）
卢卡斯的开创性研究对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研究表明，由于人们会对自己的经济和福利做出理性决定，所以他们的决定可以改变政府政策原来的预期结果，继而产生连锁反应，给政府和央行提供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思维来思考财政干预。
所以如果政府或者经济学家们不能将个人决策，特别是对政策的预期和反应，加入到最初国家制定政策的过程里，那制定本身无法充分预测政策变化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这是卢卡斯对经济理论做出的几项重大贡献之一——从投资到失业、经济增长到货币政策等各大领域。
非常遗憾Lucas在今年五月与世长辞。他的家人请亲朋好友们以Lucas的名义向“无国界医生”组织捐款，以代替鲜花。
-----------------------------------------------------------------------
后记：
后记一：
优秀女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包括出生于古巴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老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纽约梅隆银行资产管理的首席经济学家），还有出生于印度的Gita Gopinath，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老公是德里经济学院的同学IqbalDhaliwal，麻省理工学院Abdul Latif Jameel贫穷行动实验室的全球执行主任，这个实验室也包括上文提到研究贫困的Euflo和Banerjee）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目前依然积极活跃在学术领域的经济学伉俪们。
AEA有个经济学界妇女地位委员会CSWEP ，是AEA一个常设委员会，创立于1971年，负责促进女性经济学家在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其他地方的职业发展并监督其进步。我国也有女经济学家协会——“中国女经济学者研讨会”，是由赵耀辉老师和董晓媛老师发起，迄今已经举办过19届，是中国女经济学者以及从事性别议题的研究者的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式现代化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暨第二十届中国女经济学者研讨会”刚刚在暨南大学举办，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女经济学者的天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信息。
希望通过本文，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优秀的女经济学家们，有很多优秀的经济学伉俪们。希望有更多女性加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让这个现代、依然有很多不足、却有趣有意义的科学有更长足的发展。
后记二：
我国也有很多对著名的经济学家夫妻们。但她（他）们不少非常低调，不希望个人生活被公开。出于对老师们的尊重和敬意，本文仅选取国际上十对经济学爱人（Steveson和Wolfers坚定的不婚主义）。
她（他）们在学术界、政策届、管理界、业界等跨度广泛、研究扎实、思考深刻，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及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政府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特别奖励制度）。
她（他）们也会创立国际学者几位关注的重要调查项目，多年跟踪考察。学术研究之外，还有能力和意愿，传道授业解惑于学生和大众，不遗余力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
感谢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对经济学的严谨研究，对学生的孜孜不倦，对政策影响的重大贡献。羡慕并祝福她们的琴瑟和鸣，智力和生活的最高结合。
后记三：
在写这篇文章时，当年寒窗苦读博士的回忆涌上心头。特别跟几位老师上过课或有过交集，回忆来的额外生动。
例如曾在伯克利访问学习一年，选过两位Romer老师的经济学历史这门课。试了一堂后来放弃，决定专心跟着导师David Card研究劳动经济学，另外还跟最可爱的Matthew Rabin辅修了行为经济学（也称心理经济学）。两位Romer老师特别亲切，还请同学们去她家吃烧烤。
当时写论文头绪和压力很大的我，听完了也只是羡慕了那顿烧烤。想来也许当时应该坚持把这堂课学下来的，但事实上坚持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并钻研下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现在有时也会反思，没坚持走学术路线是否是个错误。博士生的日子实在太苦了，导师要求严格，周围天才同学一大把，一遍遍改论文，从模型到数据到分析，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到文献要对应正文----真的有一次看着自己的论文要改，生理上想吐。就觉得算了，加入了业界。
直到今天，午夜梦回时我偶尔还会想，如果自己坚持下去学术路线会如何？在瑞典的博士生导师，是当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在Berkeley的访问导师Card，是前年诺奖得主。劳动经济学的老师，是上任评委会主席；微观经济学老师，是评委会成员。如果坚持研究下去，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历史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所以这个想法只能是counter-factual。
但有位老师的一句话深深刻在我心里—世界上没有正确的选择，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选择，然后把这个选择变成正确的。
扯远了。我知道上面一段有很多似乎很凡尔赛的东西。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加进去。之前的我从来没提过这些，相对低调，但和耶伦的那顿女经济学家午宴直接把我放到聚光灯下。那就把这个关注变成好事情吧。希望更多人看到这篇文章，会考虑学习劳动经济学，会关注性别经济学。这个世界，需要多元的视角和不同的声音，希望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女性经济学家，让我们一起让世界变更好。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