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近照。起中关于《南渡北归》——为了写大中华史，历史才有了南渡北归记者：岳老师，您最近刚刚出了《岳南大中华史》，但是在聊新书之前我还是想先从《南渡北归》聊起，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南渡北归就是岳南的标签，甚至南渡北归比岳南还有名。在南渡北归之前您是作家岳南，南渡北归之后您就是著名作家岳南了。这种看法对不对？请您谈一谈《南渡北归》给您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岳南：十年前《南渡北归》三卷本出版发行，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当时媒体做了大量报道，记得我连着两个月基本没闲着，整天接待记者或接受相关单位如大学与书店等邀请演讲，最后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住院接受一种叫做雾化的治疗。要说著名不著名，这事很难说清楚。记得三十年前我的《风雪定陵》出版的时候，也曾经引起过反响，许多媒体报道或连载，1996年在台湾出版时还获得当年年度十大好书奖。现在想来真不易呵！这个书在台北出版的第二年，台湾有约三十万人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定陵旅游参观，主要是看考古发掘的定陵地下玄宫和万历帝后的棺椁与陪葬品等，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看了我的《风雪定陵》才专程去的，你说我当时是著名还是不著名？当然，那时发掘定陵的条件不成熟，好多玄宫出土珍贵文物都损坏了，如出土的大批丝织品等，甚至连皇帝皇后的尸骨都人为地点火烧掉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后来，北京老山发现了一座汉墓，中央电视台要直播，专门找我去演播室解说，当时除了我，还有主持人水钧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这个直播到现在还有人记得当时的情景，并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记者：您曾经说过最初写作是为了赚酒钱，《南渡北归》使您多次登上了作家富豪榜，不知道为您赚了多少酒钱，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茅台自由？岳南：在之前我曾对媒体说过，写《风雪定陵》的原始动力是为了嫌个酒钱，与朋友同学们一块喝个酒、聊个天，因为当时对考古这门学问一点不懂，认为就是刨坟掘墓，比较热闹、神秘，属于通俗文学范畴，既然是通俗文学就不必认真对待，写一写，挣几个稿费喝个酒就可以了。但当一进入这个领域，发现压根不是那么回事。考古与发掘遣址遣物特别是发掘大型陵寝，这是一件很严肃、严谨，需要好多学问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因而，就对这个事重视了，态度也端正了，当作严肃作品来写，就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风雪定陵》。截止到目前，《风雪定陵》大中国大陆的销量应在七十万册左右，港台地区应在十万册左右，另有英文本、韩文本等在海外国家和地区发行，总体来说，在同体载的书籍中也算是畅销的了。回到《南渡北归》这套书上来，因为媒体的传播和读者的热心，销量还算好，当年大概销售有十几万套，我也拿到了版税收入，当年好像是拿了185万元，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中排第17位。承蒙读者的厚爱，现在这套书每年还保持十万套的销量，总数超过一百万套，接近四百万册。估计以后十年内还会保持这个销量，再往后，不好说了。说到版税问题，我拿的这点版税，对普通作家来说算不少了，但实在不值一提。至于茅台自由，一是我不想把钱浪费在这个品种的酒上，二是自身还很弱小，房子的贷款与全家的生活必须品如汽车等也花销很大，所谓长安居，大不易，在北京安家生活也是如此，因而，隔三差五能喝个北京产的二锅头或家乡诸城产的密州春就不错了，至于安丘县景芝产的小老虎（景阳春），只有来朋友的时候才敢喝，因为有点贵，不是我这个层次的作家能销费得起的。记者：在《南渡北归》中您写了非常多的人物，其中哪个人物您最喜欢，哪个最敬佩，有没有哪个人物跟您性格相近？岳南：我最喜欢的是山东聊城的傅斯年先生，喜欢的原因是他具有山东人的血性，有大学问、大智慧，敢爱收恨，爱憎分明。在家是孝子，为国是御史，是诤臣，属于不世出的天才和民族栋梁。我不能说与傅先生的性格相近，我只是敬佩，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傅斯年不仅是山东人的骄傲，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最光荣的一面。可惜，天不假年，傅斯年五十岁就去世了。记者：看到有材料说，《南渡北归》实际上是在《岳南大中华史》过程中的产物，请您谈谈这两部作品的关系。岳南：是这样的。我自1990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开始涉猎田野考古题材，《风雪定陵》于1991年我毕业的那年出版。之后的三十年，陆陆续续地做着与考古题材有关的访问、写作。2003年，我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采访，之后又去了四川南部的宜宾李庄镇访问。为什么去李庄呢，这是因为我在多年的田野访问中，对遗址发掘的一些问题产生了疑问，如这个土层为何判断是秦汉之前的，这个陶罐为何断定是商前而不是周后，这个建筑遗址为什么是唐代的不是宋代的，等等，考古学者的答案是怎么的出来的？考古学者就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老师教的，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我就问：你的老师是谁？年轻一点的就回答：是夏鼐、苏秉琦、尹达等等，而老一些的就回答：是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甚至还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老师群体，后来从资料上知道，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流亡到长沙、昆明，之后到四川宜宾李庄镇呆了六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这六年可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六年，对学者们来说也是最艰难的六年，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做学问？等等，我就蒙生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经过一番访问、勘察，知道了这一个群体的一些情况，并看到了他们当年居住的房屋和留下的一些遗物。经过访问当地群众，有一些老人与这个群体还很熟悉。我当时大受感动，就决定写一本书来表彰这个群体在抗战中为国家民族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献身与牺牲精神。这样，我回到北京，很快写完了《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惊世记》，接着又写了《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并于2005年出版。《李庄往事》完成之后，感到还有好多可歌可泣的人与事没有写进去，于是决定扩而广之，把当时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个群体纳入进来，如此再加工，就慢慢形成了《南渡北归》的初稿。后来修改几次，经过八年的努力，总算于2011年出版发行。大家看到，《南渡北归》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考古学家或与之相关的大师，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甚至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清华四大导师，以及后来描写的夏鼐、曾昭燏、吴金鼎、石璋如等等，都与当初写作考古题材有关。前几年，我到清华大学拜访杨振宁先生，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对抗战那一群大师很熟，他就问我：岳南，你是学考古的？我说：不是。他有些吃惊地说：你的书里怎么写了那么多考古学家？写的还很细，我还以为是你学考古的呢。这个问话，足以说明我最初写的考古题材与《南渡北归》的关系了，到现在，我也认为，考古学家这一个群体是很为当年的知识分子群体增色的，也为《南渡北归》增添了光彩。关于《岳南大中华史》——要是你以前见过，我还啰嗦啥记者：您在《岳南大中华史》之前，已经出过多部写考古发掘、考古遗址题材的作品，这部新书和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关联吗？岳南：之前写了十几部田野考古发掘题材的作品，如刚才提到的《风雪定陵》，另外还有《寻找祖先》《复活的军团》《西汉孤魂》《遭遇兵圣》《千古学案》《日暮皇陵》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一本书讲一个遗址或陵寝的发掘，除了描述发现发掘过程，还要详细介绍出土或被劫掠破坏的文物。如果用戏剧类比，就像是独幕剧，人物、故事、唱词唱腔或布景都是独立的，演完就谢幕了。而《岳南大中华史》则不同，它是一个多幕剧，或电视连续剧，每一幕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文明，当然也有故事。自人类的起源猿人起，经智人——人——创造文化的人——创造文明的人——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这样一路下来，用发现发掘的遗址遗物或帝王陵寝连成一条线，就是大中华的历史。有人说这个角度比较刁，以前没见过这个写法的，我说，那就对了。以前见过，我还来罗嗦个啥。记者：在写《中华史》的过程中，您采访了大量的人和事。我想问的是，你成名之后可能很多人会乐意接受您的采访，在您成名之前或者名气不大的时候，有人会不愿意接受采访吗？被拒绝的时候您是怎样最终突破的呢？岳南：这个感觉不是很大。我以前当记者，都是以记者名义采访当事人的，有的人不乐意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可能就是那样，或者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否则都还是很配合的。现在名气大一点了，也不是人人乐意接受采访，有的人观点与你不一致，一听你的名字就扣电话或直接拒绝了。这世间就是这样，有些事不是名气可能解决的。比如我的学长李存葆和莫言都有相似的经历。李存葆在写出《高山下的花环》之后火得不得了，全国老幼皆知，但他采访也吃过闭门羹。再如莫言，《红高梁》小说与电影面世后名声已经不小，但他出差还是拿着原来的记者证，直到他获诺贝尔奖，有的网友对此提出批评，他才上交了这个证。从侧面也可看出，这个记者证比作家证好使得多。记者：您曾经说过自己不是考古学家，那您在写相关遗址或者发掘过程的时候，会去阅读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吗？你自己能看懂吗？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类似专业咨询顾问的角色？岳南：写作这类题材，一是采访，二是看发掘资料，二者不可或缺。多数资料能看懂，遇到一些技术性或专业性特别强的，要请教专家，比如碳14测年技术，比如古老的帛书、竹简文字等，没有专家指导是不行的。我是随时向相关专家请教，没有专业的咨询顾问。记者：您在《岳南大中华史》中着重写了12个著名的考古遗址，其中哪一个遗址有什么故事是您最愿意跟读者分享的？岳南：要说故事，都是考古发掘人员遇到的，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从发现到发掘，其间经过了很多曲折，先是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骊山下农田打井发现瓦爷（陶制人头）与断臂，后来又发现了零碎的青铜箭头。一个叫房树民的水管员发现情况后上报，县文化馆派赵康民到西杨村调查，认定是文物，请社员装了一架子车瓦爷残品拉到文化馆修复，一个妻子在临潼文化馆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叫蔺安稳，到文化馆参观发现了修复的兵马俑，于是写了一篇内参，惊动了上层，国家文化局才与陕西方面联系，成立考古队前往发掘，这才有了秦始皇兵马俑坑的横空出世。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打井的农民中有一个特别机智的人，他把挖出的青铜箭头收拢起来，先是埋在土里不吭声，休工后悄悄卖给当地供销社，得了二元一角钱，买了好几包香烟还有其他的东西，后来这批箭头不知所终。卖箭头的这个农民名叫杨志发，后来被传为发现兵马俑第一人。1998年的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专门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并说一定要见一见兵马俑发现第一人杨志发。陕西省有关方面得到通知，火速从西杨村请来杨志发，克林顿一见老农杨志发激动不已，紧握着老人的手要求给他签名，可老杨没念过书不会写字，平生更没见过这么庞大的官方场面，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只好哆哆嗦嗦地在本子上给克林顿画了3个小圆圈，克林顿见之大为赞叹：你画了一个圈就发现了兵马俑，这要划三个圈还了得。随后，克林顿又问杨志发当年发现兵马俑的感想，杨志发想了想，用右手食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最后在圈中重重的点了一下。克林顿看了摇摇头表示不懂，通过翻译启发，杨志发解释说：大圈表示中国之大，重重的点表示中国地下宝藏很多，秦兵马俑只是其中的一点，我只是中国农民的一分子，没有一点特别的。克林顿听后树起大拇指，连夸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伟大，中国农民心胸更大。克林顿走后，杨志发被请到博物馆学习写字，坐在大厅给游客签字盖章，成为明星一样的人物。1993年，岳南与当年打井发现兵马俑之一人杨志发合影于秦俑博物馆关于考古文学——避开莫言，沿着小道走下去记者：这故事确实精彩。咱们再说回您的作品，从您当初的《风雪定陵》到《南渡北归》再到《岳南大中华史》，我一直有个疑惑，这些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体裁？它肯定不是学术著作，也肯定不是小说，与报告文学接近但又不完全像印象中的报告文学。您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归类的？当初《南渡北归》曾经落选鲁迅文学奖，是不是与其体裁的四不像有关系？据说现在有了考古文学这个名称，甚至有了相关组织，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命名？岳南：这个品种，用中国规范来说应是纪实文学，用西方语言和规范描述，应叫做非虚构文学。当年参评鲁迅文学奖，我报的是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项目，当年评选是位列前十名的，后来落选了，据说与体裁无关，而与内容有些关系。有一个来自山东大学的评委转告我，如果当年拿第一部《南渡》评选就会得中。至于考古文学之类，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叫法，并不能代表一个大的文学品种，如当年的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大墙文学打工文学等等一样，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叫什么文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文字表现作者眼中的人与事。记者：您当初上过作家班，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写大家认为正儿八经的小说，而是走上了考古文学之路？是因为觉得写小说写不过你们邻县的莫言，才另辟蹊径的吗？岳南：是。像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也发表了一些，但都没成气候。1989年由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那时比我高两级的学长莫言已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并引起轰动，而另一位学长李存葆更是早就因《高山下的花环》引起轰动。我思忖再三，也练习再三，认为诗歌、散文、小说、编剧都不是我的强项，唯纪实类题材尚可一试，或与同行争雄，于是开始以纪实文学为业，着手创作《风雪定陵》，现在算来，已三十年矣。自认为这一样式适合自己，于是决定继续沿此小道走下去。记者：不得不说，与您的考古文学作品相比，《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文学一样很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请问您如何看待盗墓文学？如果和盗墓文学打擂，您有信心获胜吗？岳南：前些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说那是厕所文学，于是有人不满意这种提法，现在我就不再说了。但按文学类划分，一个是虚构的小说，一是非虚构的纪实，二者没有可比性，也就不存在打什么擂台了。不管是什么文学样式，只要能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读者喜欢就好了。记者：您如何看待眼下考古热？您如何看待你的考古文学作品和考古热的关系？是您的作品催生了考古热，还是考古热使您的作品更火了？岳南：当下的考古热与时代大气候有关系，并不是我的作品催生的，因为中国人要找到自信，就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找，历史需要考古学的证实，因而当考古学证实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盛之后，反过来又催生了今天人们对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心。如果说我的作品能火起来，与时代与民族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记者：您作为作家写考古，和考古学者写考古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考古学者许宏说要向您学习讲故事，也写更多畅销的作品，您看过他的书吗？如果和他竞争你有信心获胜吗？岳南：与考古学家写考古题材相比，我没有什么优势，因为毕竟是外行，有些事非内行不能通解和透解，我是摸着一些皮毛在写作，而像考古学家许宏老师则是浸在内部写作，他更知道考古的分寸，也能更好地把握每一个考古遗址的内容。我只是善于讲一点故事，但故事谁都会讲，只是有些考古学家不讲罢了。说到文笔，我们从小学就开始练习作文，高中生的语言基本成形了，稍加练习就可写作。因而，如果我与许宏老师竟争，完全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或者可以说，我写的东西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过时了，没人读了，而许宏老师写的东西再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过时，所以，你提到许宏老师，我是很佩服的。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向许先生学习，哪怕靠近一步也好。记者：《岳南大中华史》之后，您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下部作品是什么，大约什么时间跟读者见面？岳南：现在大家看到的《岳南大中华史》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粗线条的连接，细的方面和光滑的线条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岳南大中华史》中的宋代、元代等朝代就没有描述，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来加以阐述发挥，这个工作还要做下去，准备采访考察五十个左右的遗址，以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有机地串联起来，从形式到内容确实是一部史书的样子，估计整个《岳南大中华史》完成还需要四部或更多，当然最多不超过十部，如此就较为完善了。现在手头还有一部国立剧专的稿子在撰写中，估计后年开始，就可转过身投入到中华史的访问写作中来了。要做完这个工作，计划需要十年时间，即2031年可完成。记者：您是诸城人，作为老乡想跟山东的读者说点什么吗？岳南：我今天的这点成就，是诸城乃至山东的父老乡亲与部队领导还有新闻界、文学界前辈辛勤栽培的结果，我永远心怀感念。我三十岁之前是在家乡山东度过的，1982年离开诸城贾悦镇西拐庄，到日照武警边防局服役。1985年武警济南指挥学校毕业提干后，又奉调济南，在《大众日报》后边那个院子，即现在的泺源大街1号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宣传处工作了八年，为部队做宣传工作，每年都要下部队采访好人好事与官兵的工作情况，有的写成新闻或专题稿件投到报社，除北京的报刊外，更多的是在《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发表，部队领导、同事对我的成长给予很大的关怀，报社的编辑们给予我很大鼓励与提携，如《大众日报》的李瑞成等都是我的指导老师，经常给我新闻业务上的指导，使我的稿件能在报上不断发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同事到青岛武警边防部队采访，得知流亭机场一架客机起飞后前轮甩掉，执勤的武警战士发现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立即通知飞机降落，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恶性事故。这个事我们写成一篇新闻稿，在《齐鲁晚报》头版头条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尽管这事过去许多年了，至今难以忘怀。记者：能够感受到你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新作大卖，也期待您下一部作品尽早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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